比史語所稍晚些時候到達李莊的，是以陶孟和為所長的社會科學研究所，因陶氏此前並未派人前往李莊探路，當所中人員倉促到來時，遲遲找不到合適的辦公居住地點。經過近半年的折騰，直到1941年5月中旬，總算在距李莊鎮五裏地的石崖灣與門官田（又稱悶官田，以夏日酷熱、不透風而聞名）兩個地方找到了落腳地。盡管兩處相隔四五裏路程，生活、研究等極其不便，且門官田的辦公室隔壁就是牛棚，中間僅有一道竹“牆”分離，整日牛喊驢鳴，臭氣熏天，真可謂實實在在地入了牛馬圈，但畢竟安下了一張平靜的書桌，有了自己的棲身之處。在陶孟和的親自指揮下，社科所人員分批遷入居住地和辦公處。
至此，李莊的外來人員達到了1.1萬之眾，這些“下江人”在抗戰烽火中，隨著他們就讀和服務的學校與學術機構，在這塊陌生的土地上生根發芽，各自揭開了生命的另一篇章。
傅斯年因兼任中研院代理總幹事，不便在李莊久留，待把板栗坳的房子分配之後，便急如星火地趕回重慶中研院總辦事處，協助上任不久的代理院長朱家驊處理各種煩瑣事務，史語所的日常工作由清華出身、後留學美國的李方桂代為主持。
1937年上海淞滬抗戰爆發前，李方桂與趙元任先後赴美國耶魯大學和夏威夷大學講學。1939年，李氏回國，此時史語所已遷往昆明，趙元任在昆明小住，不久即再度赴美到耶魯大學接替了李方桂留下的空缺職位。歸國途中的李方桂則從香港、越南一路輾轉來到昆明龍頭村史語所大本營，重新進入語言組行列。因中研院史語所語言組主任一職出缺，見李方桂歸隊，傅斯年萌生了讓其代理趙氏職務的打算。後來隨著搬遷開始，傅斯年要到重慶，而所裏其他人員又不太願意管事，傅想一並請李方桂代理史語所所長，因事出倉促，想不到竟碰了一鼻子灰。
因當年父親入仕為官和中年隱退的經曆，給李方桂這位出生於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的傑出學者（南按：後來李在美國常自稱與官至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的原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大叔是鄰居）幼小心靈裏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自入清華學校之後，李方桂就對參政為官之人產生了厭惡之感，並立誌以學術研究為自己的畢生事業。當他自美返國後，在抗戰前八年的中研院研究生活中，對傅斯年平時顯現的霸氣與牛氣的勁頭越來越看不順眼，更對其整天晃動著笨重的身子，滿頭大汗地跑來跑去，為國民政府出謀劃策、指手畫腳的舉動感到不快，甚至從內心深處產生了憎惡之情。如今見傅氏找上門來讓自己出任一組之長（主任）的小官，加封了一頂所長的官帽還是暫代（戴），久積於心中的塊壘經此觸動，如同一根細小的引線點燃了火藥，槍管中的彈丸受到火力的助推，“唰”的一聲穿膛而出，朝著傅斯年發射而來。
李方桂冷冷地說道：“在我看來，研究人員是一等人才，教學人員是二等人才，當所長做官的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聞聽此言，頓時麵紅耳赤，張口結舌說不出話。待回過神來，額頭上已是汗珠點點，他掏出手巾一邊擦汗一邊眨巴著眼睛看了看李方桂，然後頗為知趣地躬身作了一個長揖，退出說：“謝謝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懵懵懂懂地挨了一記悶棍狼狽地溜走後，李方桂靜心一想，覺得自己剛才的言語有些過火，遂有幾分悔意。在以後的日子，李氏自動低調處理與傅斯年的關係，當傅離昆赴重慶後，李方桂便默許了代理所長的職務並負起責任來了。當史語所遷往李莊板栗坳，傅斯年分配完房子回重慶後，史語所的工作仍由李方桂以代理所長的身份出麵主持。
此時，被架到代理所長椅子上的李方桂，與傅斯年的個人關係，仍然隻是“表麵的朋友”而已，二人很難傾心相交。正如多少年後李方桂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萊伍德市他的別墅中，對自己的口述記錄者所言：“除了普通的學術上聯係外，我們很少有共同的話題，因為我們的研究領域不同。當然作為朋友，又另當別論……當然啦，首先他是研究所所長，位置高高在上，再者……”【29】
也許是出於為尊者諱的考慮，向以處事謹慎、不善張揚著稱的李方桂，沒有向他的記錄者透露這個“再者”之後的省略號中隱含著什麼具體內容，甚至對他的夫人、民國段祺瑞執政時代名將徐樹錚之女徐櫻都諱莫如深。而這位李夫人也曾帶著不解對外界披露道：“傅斯年從未成為他（李方桂）的知心朋友，也不知道是為什麼。”對此，李方桂的解釋是：“傅斯年人挺好。在政治方麵他頗是個人物。他是研究所所長，他一度曾是叫什麼參政員之類的政界人物……因此他太忙，而我這個人又對政界沒興趣，自然我就同他無話可談嘍。”【30】仍然是遮遮掩掩，猶抱琵琶半遮麵，不肯竹筒倒豆子。但從李氏晚年的言談語氣中可以看出，他對傅斯年在政治上的所作所為，是頗有些輕視鄙薄意味的。
自昆明時代起當了代理所長的李方桂，對參政與當官真的沒有多大興趣，當史語所的工作在李莊板栗坳重新鳴鑼開張後，李氏對各種行政事務依然比較淡漠，正如當年的親曆者、史語所研究員石璋如所言：“李方桂先生從昆明搬家起就開始管事，可是他不願意出名，要跟他商量事情，就是他叫你做什麼，他不動就是了。”麵對這種狀況，董作賓就忍不住對同人說起了笑話：“朱家驊先生是代理院長，傅斯年先生是代理總幹事，李方桂先生是代理所長，我們這一群人就是三代以下的人民啊！”【31】
不久之後，李方桂辭職離開李莊，到以美鈔做後盾的成都燕京大學任教，甘做美金照耀中的“二流人才”，史語所所長乃由董作賓代理。而這時的董氏再也不提什麼“三代以下的人民”之事了。
注釋：
【1】【3】 鄭克晟《中研院史語所與北大文科研究所——兼憶傅斯年、鄭天挺先生》，載《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布占祥、馬亮寬主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
【2】 丁文江在擔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期間，充分顯示了他的政治抱負和出色的行政才幹，受到院內外知識分子普遍尊重，蔡元培自不待言，胡適、傅斯年、王敬軒、羅家倫等一幹五四運動領袖人物同樣尊敬有加。當然，由於時代大潮進展太快，在曆史畫麵快速展開之時，不見得為每個人所把握，而丁文江在個人仕途的選擇上，曾有把持不穩以致差點落水之處，比如他的“好人政府”的實踐，以及出任孫傳芳主持的上海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都落得灰頭土臉，以致被時人和後人詬病，而上海的政客生涯竟引起國內外愛國之士的憤慨，丁氏本人也差點落個被傅斯年刺殺的結果。
關於傅斯年欲刺殺丁文江之事，在當時和之後的知識界知者甚多，但真正知道緣起者並不多。此事的來龍去脈說來也並不複雜，大略如下：20世紀20年代初期，胡適、丁文江等學界知名人士，麵對國內政治黑暗，曾聯合16名大牌知識分子簽名，發表了《我們的政治主張》宣言，想依靠軍閥組成一個“憲政的”“公開的”和“有計劃的”“好政府”，也就是由所謂的幾個“好人”知識分子出來做官掌權，改良中國政治。胡適、丁文江等號稱隻要好人起來了，而且奮鬥了，政治清明就有希望了雲雲。胡適還放言道：所謂“好人”標準有兩條，一是“人格上的可靠”，二是“才具上可以作為”。進可以有益於國，退可以無愧於人，等等。在一片鼓噪與吵嚷聲中，軍閥們終於做出了讓步，表示可以讓這一事件中鬧得最凶、跳得最高的王寵惠、羅文幹、湯爾和等三位幹將組織內閣，並分別出任總理、財政總長與教育總長之職，世稱“好人內閣”，或曰“好人政府”。
丁文江、胡適等人見此情形大喜過望，以為是中國曆史上知識分子取得了一次最為重大的勝利，遂以“太上內閣總掌櫃”的身份，在幾個“好人”背後吆五喝六、指手畫腳地指導起來。意想不到的是，幾個“好人”儒生自上台那天就被所謂的“壞人”架空，成了直係軍閥吳佩孚及其大小軍閥的掌上玩偶。兩個月零六天，“好人內閣”的椅子便被軍閥們一陣號子掀翻在地，幾個“好人”被摔得鼻青臉腫，老鼠一樣灰頭土臉地溜出圈外，一時成為笑柄。
麵對這一尷尬局麵，“太上內閣總掌櫃”之一胡適在《一年半的回顧》一文中，沮喪地總結了這次政治改革的夢想與失敗，並雲“我們談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謂止了壁了”，從此對這種“好人內閣”夢想大為灰心。但自視甚高，嚐以諸葛孔明和“治世之能臣”自居的丁文江心有不甘，幾經活動之後，終於得到了一個“入朝”的機會。1926年5月4日，號稱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正式就任淞滬商埠第二任督辦，聘請丁文江“充任總辦之職，襄助辦理”。文江得此機會，大喜，欲展滿腹才華於上海灘。想不到就任之後，竟稀裏糊塗地站在了進步力量的對立麵。國民黨北伐軍占領上海前夕，文江深感大事不好，乃辭去職務，鞋底抹油，悄悄溜到北京和大連躲了起來。盡管如此，北伐軍還是把他作為一名政治逃犯，下令通緝捉拿。由風光八麵的“總辦”到被通緝的“罪犯”，從5月到12月，其間不過八個月的時間。人生、命運之難測，盡顯其中。
根據後來在國民政府擔任中央組織部長等要職的朱家驊所說，雖然丁文江任淞滬商埠總辦的“動機是完全出於熱誠愛國”，但這一段事跡也是丁“最受批評的地方，也可以說是他生平的恥辱”（見《丁文江年譜》，王仰之編）。當時亦有不少評論者認為，民國時期號稱一代人傑的丁文江、翁文灝等人，從他們後來的從政生涯看，充其量算是一“行政人才”，或是一個優秀的技術官僚，而非政治家，更談不上胸納四海、氣吞八荒的大政治家。盡管丁文江甚至包括他的老搭檔翁文灝以“治世之能臣”的政治家自詡，仍無法逃脫這一宿命，最後淪落為“不懂兵而喜言兵”的“亂世之飯桶”。
盡管如此，胡適等人還是想法替這位“丁大哥”洗刷不白之冤，認為丁氏確有其抱負和實績。胡適後來曾專門為丁寫過一本傳記，並評價說：回看過去，丁文江任內有兩件事值得記載，“第一是他建立了‘大上海’的規模，那個‘大上海’，從吳淞到龍華，從浦東到滬西，在他的總辦任內才第一次有統一的市行政、統一的財政、現代化的公共衛生”；“第二是他從外國人手裏為國家爭回許多重大的權利”，而“收回公共租界的會審公堂當然是他最大的成功”。（見《丁文江傳》，第93頁，海南出版社1993年出版）無論胡適如何為其開脫，書生丁文江畢竟沒有看清大勢，隨著軍閥孫傳芳的轟然倒地，他這個商埠總辦的政績也隨之煙消雲散了。據丁的好友，著名史家、外交家蔣廷黻回憶，丁曾多次揶揄地說：“中國的問題要想解決，非得書生與流氓配合起來不可。”（見《我所記得的丁在君》，載《丁文江印象》，第42—43頁，雷啟立編，學林出版社1997年出版）這是丁文江之沮喪與失望的話，也是他八個月宦海生涯得出的教訓和經驗。
1926年下半年，胡適取道西伯利亞赴英國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議，經莫斯科直至巴黎小住，途中查閱研讀藏於大英博物館的敦煌卷子。時留學歐洲，極富才氣、霸氣與水泊梁山英雄之氣概的傅斯年，於9月1日專程來巴黎看胡。二人到一家名叫萬花樓的中國餐館吃飯。進門之前，忽見有人散發傳單，說胡適是“孫傳芳的走狗”雲雲。胡適當時就意識到這可能與他的好友丁文江被臭名昭著的孫傳芳委任為淞滬商埠總辦有關，事實證明確實如此。傅斯年在飯桌上也談到丁文江，對其行為表現出極大憤慨，謂丁氏毫無知識分子骨氣，為中國的讀書人丟盡了臉麵雲雲。席間，傅斯年曾三次對胡適說自己回國後第一件事就是刺殺丁文江，取其頭顱以謝天下——這就是傅斯年要殺丁文江事件的經過。
後來胡適將撿到的幾份傳單寄給北大政治學教授張慰慈，張在感到不可思議的同時，又為胡適的安全擔心。他回信說：“巴黎與柏林的學生本來是最胡鬧的，‘走狗’這名稱怎樣會加到你頭上，這真是莫明其妙的笑話。……不過無論如何，你得要非常小心才好，這般搗亂分子是無理可講的，吃了他們眼前的虧，實在犯不著。最好巴黎、柏林地方少住為是。”（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卷］，第406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胡適見信，看看四周一片殺氣騰騰的樣子，深覺此地不可久留，不幾日即悄然離開巴黎赴英國倫敦去了。
傅斯年學成歸國後，雖以創辦史語所與專抓蔣公介石的胯下老二（孔祥熙、宋子文）名震天下，但當他真的與丁文江遭遇後就大不一樣了。在一個聚會上，胡適把丁文江介紹給他，曰：“這就是你一直要殺掉的丁在君先生。”傅斯年開始還有點“憤青”的氣概，隨著二人交談深入，麵對丁文江的博學多才，及其所顯現的人格魅力與人性光輝，傅斯年像泄了氣的皮球，對丁氏敬佩有加，激賞稱讚。自這次相見，丁傅二人成為莫逆之交。
1936年初，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的丁文江在長沙因煤氣中毒不治而亡。當病危的消息傳出，傅斯年第一個從北京趕去看護。丁文江去世後，傅斯年在他撰寫的《我所認識的丁文江》紀念文章中，堅決地認為丁“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是用科學知識作燃料的大馬力機器”，“是抹殺主觀，為學術為社會為國家服務者”，“這樣的一個人格，應當在國人心中留個深刻的印象”。文章的最後，傅氏還對自己當年為什麼要殺丁文江之事做了解釋，文中說：“記得‘九一八’之前半年間，有一天，我請幾個朋友在我家吃飯。座上有在君，有適之先生等。我議論一個人，適之先生以為不公允，說：‘你這偏見反正是會改變的。你記得在巴黎時，你向我說過三遍，回國後第一件事是殺丁文江。現在丁文江在你旁邊，你幹嗎不殺他？’後來我怨適之先生惡作劇，他說：‘在君必高興，他能將你這殺人犯變作朋友，豈不可以自豪？’”傅又說：“我開始大佩服在君在我讀科學玄學戰時，那時我在英國。以為如此才人，何為任於錢繆之朝，又與呂惠卿輩來往，所以才有‘殺’之一說，其中實不免有點如朱子所說，其詞若有憾，其實不盡然也。乃民國十八年初夏相見之後，不久即成朋友，一年後成好朋友，最近幾年中竟成極好的朋友。在其病重時，心中自思，如我死，國家之損失小得多。這個變遷應該有個緣故吧。所以我說他好，比胡適先生說他好更有要求讀者注意之理由吧？”（傅斯年《我所認識的丁文江》，載《獨立評論》，第188期）
【4】《傅斯年致胡適》，載《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歐陽哲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傅在信中雲：“如寅恪，矢言重慶之行，隻為投你一票。”
【5】【7】【9】【10】【11】【12】【13】【15】【16】【22】【23】【24】【25】【28】《傅斯年致胡適》，載《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歐陽哲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6】【8】《翁文灝日記》，轉引自李學通《一九四○年中央研究院院長的選舉》，載《萬象》，2002年第4期。
【14】鄧廣銘《在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閉幕式上的發言》，載《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
【17】《陳寅恪集·詩集》，陳美延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出版。據竺可楨1940年3月22日的日記載：“……七點半至中四路103號官邸應蔣介石先生之邀晚膳，出席評議員除仲揆（南按：李四光）、戢哉（南按：應作緝齊，即汪敬熙）、雪艇（南按：王世傑）及林可勝四人以外，餘均到。蔣對於未見過諸人一一問詢……九點回。”（見《竺可楨日記》，第一冊，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則陳氏初見蔣介石並作此詩，即在此日晚間。
【18】《吳宓與陳寅恪》，吳學昭編著，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
【19】宋代筆記《萍洲可談》卷二雲：“閩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大蛙也。”蛤蚧是爬蟲綱有鱗目，長四五寸，頭似癩蛤蟆，背呈綠色，與蜥蜴同類異種。“食蛤”，射一介字，對應下句的“最高樓”，暗喻蔣介石。
【20】《傅斯年致胡適》，載《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歐陽哲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Demonstration，即“表演”。
【21】《陳源致胡適》，載《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
【26】《胡適日記全編》，第七冊，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27】轉引自李學通《一九四○年中央研究院院長的選舉》，載《萬象》，2002年第4期。
【29】【30】《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李方桂著，王啟龍、鄧小詠譯，李林德校訂，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
【31】《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訪問，任育德記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0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