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與李莊擦肩而過
◎ 騎上虎背的葉企孫
陳寅恪一家抵達桂林後，最初落腳於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1938年初，長沙臨時大學與中研院史語所、社會科學研究所等機構撤離長沙遷往昆明時，物理所、地質所、心理所三個研究所隨之撤離。鑒於各方麵原因，三個研究所抵達桂林後不再前行，並索性在離桂林市20公裏外的良豐鎮郊外山腳下安營紮寨住了下來。陳寅恪一家到達桂林，根據朱家驊電示，中研院物理研究所所長丁西林專程派車把陳氏一家接到所內暫住。曆盡千險萬難，死裏逃生的陳家，對這一曆史性的會麵，自是百感交集，愴然難忘。許多年後，流求深情地回憶道：“抵達物理所時，天色已全黑，丁伯伯（西林）讓我們住進他的宿舍裏，緊接著研究所的伯伯、伯母們來熱情問候，真像回到老家一樣。環顧宿舍，雖是茅草房頂，竹籬夾牆，但是人情溫暖，父母眉頭也舒展開了。”【1】
按照流求的說法，“父親原打算繼續上路赴四川李莊曆史語言研究所”，而史語所的同人也翹首以待，渴盼著大師的到來，為這座萬裏長江第一古鎮增添新的活力與砝碼。遺憾的是，陳寅恪夫婦的身體狀況均不允許繼續前行，導致這一計劃隨著歲月流逝而漸漸偏離了軌道，終致大師的身影與李莊擦肩而過。
1942年8月1日，陳寅恪在給傅斯年的信中道出了自己當時不能繼續前行的詳情。盡管陳氏發出了“重返故國，精神一振，扶病就道，直抵桂林”的慷慨之詞，但信中又不無消沉地接著說道：“然二月之久，舟車勞頓，旅舍喧呼，俟到山中，稍獲休息。豈知久勞之後，少息之餘，忽覺疲倦不堪，舊病如心跳不眠之症，漸次複發。蓋神經興奮既已平靜，大病又將到而尚未到矣，此時必須再長期休息，方可漸複健康。若短期內再旅行，重受舟車勞頓之苦（旅費亦將無所出，此姑不論），必到目的地，恐將一病不起矣！前上一書言，欲與中英庚款會商量，設一講座於廣西大學，即是此旨，想蒙諒解。”信中可見，身心俱疲的陳寅恪很有些打退堂鼓的意思，並極想在桂林這個山清水秀的古城小憩一陣，等身體複原後再做他圖。
此前，陳寅恪已致信中英庚款董事會負責人杭立武，商量設講座事，已蒙同意，所聘薪金由中英庚款董事會與廣西大學合出，為兩家合聘之局，每星期開課三小時，隻是“月薪則不多”。但慮及“半年或數月之內，弟個人及全家皆不能旅行，又不可無收入以維持日食，授課之時既少，可整理年來在港大講授舊稿，借此暫為休息過渡之計，作漸次內遷之預備，似亦無不可”。【2】
陳氏對自己麵臨的窘境和日後的打算說得極為清楚，但此信尚未發出，重慶方麵的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葉企孫，已命人於前一日將聘書匆匆發往桂林，請陳寅恪出任“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對這一切，正在李莊主持工作的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卻被蒙在鼓裏。當得知葉企孫竟瞞著鍋台上了炕，置自己這位史語所掌門人於不顧，膽大妄為，擅自聘陳寅恪為“專職”之後，傅斯年怒火頓起，立即以筆當炮討伐起葉企孫來。
葉企孫，1898年出生於上海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據葉後來自述：“父親是科舉出身，研究古書的經史部分。”又說：“吾從十幾歲起，讀了相當多的古書，例如曾讀完《詩經》《禮記》和《左傳》。這些古書使吾有正統思想。1913年入清華學校，又學了一些歐美資產階級思想。”【3】1918年自清華學校畢業後，葉企孫入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係就讀。1920年獲碩士學位，轉赴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實驗物理，1923年獲哲學博士學位，旋即旅遊考察歐洲各國著名大學，與國際一流大師交流。1924年回國，應東南大學之聘擔任物理學副教授一職。1925年8月應清華學校之聘，擔任物理學副教授並開始了理學方麵的畢生創業。1929年後出任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曾任校務委員會主席兼代理校長。抗戰爆發後隨校南遷，出任西南聯合大學物理係教授、清華大學特種研究所委員會主席、校務委員。
葉氏作為一位優秀的物理學教授，突然轉行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主持煩瑣的院務，主要是朱家驊的盛意。按照葉企孫後來的說法：“據吾推測，中研院要吾擔任總幹事的理由，是因為吾對各門科學略知門徑，且對於學者間的糾紛，尚能公平處理，使能各展所長。”【4】在中央研究院甚至整個抗戰期間，沒有人特別關心朱葉二人的關係，學術界的知識分子也普遍認為，葉氏加盟中央研究院，屬於正常的工作調動，沒有任何特殊的背景和政治色彩。想不到20多個春秋後的1968年，這個工作調動已變得不再普通和尋常了，葉企孫被當作暗藏的國民黨CC係特務分子，由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廳逮捕關押，他與朱家驊的關係，由此成為決定他能否保住人頭的焦點所在。【5】
梅貽琦與葉企孫的學生、後來擔任清華大學中層領導的某君於1968年的揭發材料顯示：梅貽琦與葉企孫均是朱家驊手下的國民黨“中統”特務，且“中統”在清華的主要負責人就是校長梅貽琦。某君進一步揭發道：“葉企孫是理學院長，一向梅貽琦因事外出，總是由葉企孫代行校長職務，即在抗日戰爭前後都是這樣做的。直到建國後，還是沿襲過去慣例由葉擔任過一個時期的校務委員會主席。當時偽教育部長朱家驊是反動組織‘中統’頭子陳立夫手下的第一名打手，與葉的關係相同於梅與朱的關係。因此，我認為朱家驊不可能不拉葉參加這個反動組織。”【6】
因這位“高足”的揭發交代，朱家驊、葉企孫二人的關係變得嚴重複雜起來。在中央軍委辦公廳提審人員冷峻、淩厲目光的逼視下，葉於1968年1月22日，向中央軍委專案組就自己與朱家驊的相識與共事經過做了如下交代：“1918年8月，我同朱家驊同船赴美國留學。那時吾同朱並不熟識。朱不是清華公費生。到美後，吾同朱並不同學，也不通信。朱留美不久，即轉往德國留學。”又說：“在同類地質學家中，吾同丁文江、翁文灝和李四光相熟在前，同朱相熟在後……朱就任院長時，總幹事為任鴻雋，不久辭職。1941年春，朱來信要吾擔任總幹事。吾應允了，但須秋間方能到職。”【7】
這個交代與葉企孫本人在同年9月7日的說法略有不同，在專案組人員的威逼利誘下，葉氏更加詳細地說道：“我從1918年同朱家驊認識的，是一同去美國的。1918年8月在南京號輪船上認識的。朱到紐約，我到芝加哥。1924年3月（我）回國在南京東南大學任物理係副教授。1933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開評議會時同朱家驊見麵。他是地質組，我是評議員，議長是蔡元培，物理組組長是丁燮林（現叫丁西林）或李書華。1941年開始同朱家驊往來多了。1941年春夏時期，我在昆明受（收）到朱家驊的來信，叫我到國民黨政府中央研究院工作擔任總幹事。當時朱家驊是該院院長，又是國民黨黨內的反動特務，是中央組織部部長。我應允朱家驊的邀請到了重慶做了中研院的總幹事。我管計劃、預算、審查著作、聘請人、籌備開會等事。”【8】
由於在前述中葉提及了翁文灝等三人，專案組人員立即找到在國民黨統治後期曾出任行政院院長，名頭最大最響的翁文灝，讓其寫“揭發”材料。在一份由他人代筆，翁文灝本人閱後簽字的材料中說：“葉在清華大學，做物理學係主任。我也在那裏教過書。解放以前，聽人家說，那時是偽中央研究院，朱家驊想請葉當總幹事。權力第一是院長，第二就是總幹事。葉去過一下，時間很短，沒有做下去，很快就離開了……朱家驊做過交通部長，北洋軍閥時期朱是北大教授，後來做過很多國民黨的工作。朱與葉一定認識，否則，朱請不動葉到中央研究院當總幹事。”【9】
聽翁文灝的口氣，似乎國民黨在重慶期間，他沒有同朱家驊爭奪過中央研究院院長的位子，也不是大權在握的中研院評議會的秘書，更不知朱與葉此前是否相識，隻是“聽人家說”，那時有個偽中央研究院的機構。翁氏真不愧是宦海名宿，從官場名臣李鴻章那裏學來的“搗糨糊”的回旋術，可謂至絕至妙矣！
事實上，葉企孫離開清華專任中研院總幹事一職，翁文灝在中間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
當朱家驊經過激烈角逐如願以償登上中央研究院代院長的寶座後，由於傅斯年身體狀況實在太差，體力漸漸不支，朱家驊不得不重新考慮找人擔任總幹事一職。經過與翁文灝、傅斯年反複商量權衡，最後決定請葉企孫出山。
從葉企孫的人生經曆和後來他的“高足”與同事們“揭露”的材料看，朱與葉同事之前，僅是熟悉而已，並不像後來清華名宿馮友蘭“揭發”材料中所說“關係相當密切”。朱家驊之所以瞄上了葉企孫，除了葉自己所說的受到“正統思想”和“歐美資產階級思想”的雙重教育，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葉的學術地位和組織處事能力非一般人可比。當時中央研究院各所的主要支柱，基本都是清華或與清華相關的歐美係統出身，而葉企孫在這個係統的地位之高之重是有目共睹的。正如1968年葉企孫被捕後，馮友蘭親筆向中共中央軍委專案組提供的“揭發”材料所言：“葉企孫，按解放前北京教育界的派係說，是清華派的第二號人物（第一號人物是梅貽琦），在清華幾次代理校務，當過理學院長，負責清華的幾個研究所的工作，在清華有很大的影響。”【10】馮友蘭此話大致不差，正是緣於這種其他人無法企及的影響力，葉企孫才能做到“對於學者間的糾紛，尚能公平處理”。加之葉是一個無黨派人士，性格溫和，以此麵目出現，對於各政治派別和學術利益集團的平衡，更有一種無形的親和力與說服力——這便是朱家驊請其出山的根本動機。
據資料顯示，朱家驊最初實施這個計劃是在1940年夏，當時梅貽琦因公赴渝與朱家驊相見，朱向梅表示，有意聘葉企孫接替身體欠佳的傅斯年擔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一職，此前朱家驊和翁文灝、傅斯年已與葉單獨做過溝通談及此事，葉表示：“亦未嚐不可盡其綿力，逐漸使該院之研究事業更上軌道。”但又說要看梅的態度再商定。梅聽罷朱家驊的要求，頗感為難，表示清華方麵的事務很難離開葉。當時西南聯大的情況如馮友蘭所言：“除了聯大的總部外，三校各有其自己的辦事處，自己設立一些機構，與聯大無幹。清華的辦事處最大，自己設立的機構也比較多，主要的是那些原來辦的研究所，有農業、航空、無線電、金屬和國情普查等研究所，這些所都不招學生，與聯大毫無關係。清華還有研究院，招收研究生，他們雖然也往聯大聽課，可是不算聯大的學生。北大辦有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也與聯大無關。”又說：“當時的聯大，好像是一個舊社會中的大家庭，上邊有老爺爺、老奶奶作為家長，下邊又分成幾個房頭。每個房頭都有自己的‘私房’。他們的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各有自己的經營的事業。‘官中’、‘私房’，並行不悖，互不幹涉，各不相妨，真是像《中庸》所說的‘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11】
當時清華辦理的所謂“特種研究事業”，是指清華在戰前辦的農業、航空工業、無線電三個研究所，以及到昆明之後增辦的金屬學及國情普查兩個研究所。為便於統籌管理，清華方麵把五個所組成一個“特種研究事業委員會”，葉企孫為主任，主持全麵工作。為了不駁朱家驊的麵子，梅貽琦最後答應如果中研院非要葉出山赴重慶就任，葉本人最好不脫離清華而兩邊兼顧。這一條件朱家驊未置可否，表示與同人商量後再做決定。
到了這年的9月29日，朱家驊致信梅貽琦，說已同翁文灝與傅斯年二人商量，不同意葉企孫兩邊兼顧，隻能放棄清華而專任中研院總幹事職。其理由是按中研院章程規定，凡院內專任人員不能兼職。為使問題更加清楚明了，在朱家驊授意下，1940年10月15日，翁文灝以中研院評議會秘書的名義致信梅貽琦：“葉企孫兄至渝後接理中央研究院各事，朱騮先及傅孟真諸君均熱誠匡助，可以順利進行。惟有一事竊願以友誼奉商者：兄前次至渝時，曾經談及企孫兄於短時間內暫兼清華教務名義，但可以隨時商停。此事固僅為一名義問題，但事實上亦有若幹影響。中研院總幹事一職向為專任，丁在君兄初受院聘時，方任北京大學教授，當經商定，俟功課教畢，完全離開北大（教授名義亦辭卸），然後方至院任事。企孫兄最好能免兼大學教授（但如聘為名譽教授則似尚可行）。此事弟與企孫兄麵談時亦經提及，並以奉陳，敬希察照酌采，至為企幸。”【12】
梅貽琦接信後，對這種“霸王條款”表示不能接受，遂置之不理，坐看朱、翁等人如何處理。
1941年5月16日，梅貽琦因公再赴重慶，想起幾個月來朱翁二人書信不斷，為葉企孫事糾纏不休，便想借此機會就此事來個徹底了結。據梅貽琦日記載：5月21日“（下午）六點半至牛角沱資源委員會訪翁詠霓（南按：翁文灝字），談企孫就中央（研）院總幹事問題”。22日“（下午）五點往巴中組織部訪朱騮先部長談企孫問題”。5月31日“（上午）十點一刻至中央醫院門前，往返園中一刻許，尋得傅孟真所住病室，渠於前日曾割扁桃腺一半，說話不便，未敢與之多談”。【13】
此時傅斯年重病在身，中研院總辦事處急需人料理，在朱、翁、傅等人的懇切要求下，梅貽琦終於同意葉企孫以請假的名義離開清華，專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職。朱、翁、傅等人聽罷，各自都長出了一口氣。
此前朱家驊和翁文灝、傅斯年已與葉單獨做過溝通談及此事，9月3日，葉致信校長梅貽琦，表示：“經考慮之後，雖自恐才難勝任，然因該院之發展與全國學術前途之關係甚大，亦未嚐不可盡其綿力，逐漸使該院之研究事業更上軌道。”【14】
1941年9月11日，梅貽琦致信葉企孫：“足下之去中研院，在清華為一重大損失，在琦個人尤感悵悵，但為顧及國內一重要學術機關之發展起見，不應自吝，乃不得不允君請假，暫就該院職務。”【15】9月底，葉企孫離開昆明飛赴重慶，正式接替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職。傅則於同年12月初，攜妻帶子離開重慶，遷往李莊。
令葉企孫沒有想到的是，半年之後，因陳寅恪聘任一事，竟惹得傅斯年暴跳起來。
◎ 傅斯年與葉企孫之爭
葉企孫與陳寅恪在北平清華園時期就來往密切，堪稱摯友。盧溝橋事變前後，葉與陳曾就戰爭局勢與南遷之事多有商談，可謂患難與共，直到遷往長沙、昆明仍保持深厚的交情。當陳氏攜家由港抵達桂林的消息報到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時，葉企孫遙望東南，以極大的熱情和愛心關注著這位三百年才出一人的國學大師的命運。未等陳寅恪伏案作書報告詳情經過，葉以上海人特有的細膩與精明，開始為陳氏未來的生活打起了算盤。1942年6月9日，葉致書李莊的傅斯年，大意說：陳寅恪已到桂林，史語所是否有聘其為專任研究員的打算？月薪多少？又說：“以寅恪夫婦之身體論，住昆明及李莊均非所宜，最好辦法，似為請彼專任所職，而允許其在桂林工作，不知尊意如何？亦請示及。”【16】
傅斯年接信看罷，心想這個葉企孫在雜事紛繁中還惦念著陳寅恪的工作和生計，其心可感，其情可嘉，實乃寅恪不幸之中的大幸。但有一點是傅斯年斷然不能同意的，這便是專職與兼職之區別，他在隨後複葉企孫的信中說：陳寅恪來史語所任專職，則是傅氏本人及全所同人渴望日久之事，但由於中央研究院和本所有嚴格的製度和服務規程，故陳寅恪不能常住在桂林而遙領本所專任研究員之薪水，必須來李莊住在史語所租賃的房中辦公，才可以拿專任之薪。若陳果能來李莊，其薪金自應為600元又臨時加薪40元。否則，不能為之。
傅斯年進一步解釋說：“弟平日辦此所事，於人情之可以通融者無不竭力，如梁思永兄此次生病，弄得醫務室完全破產。寅恪兄自港返，弟主張本院應竭力努力，弟固以為應該，然於章製之有限製者，則絲毫不通融。蓋凡事一有例外，即有援例者也。”【17】此信寫罷，傅斯年似覺仍有話沒有解釋清楚，又在信箋上端一空白處特地注明寅恪何以曆來稱為“專任研究員暫支兼任薪”雲雲。
葉企孫接信後，覺得傅斯年所言有理，於是在6月30日回信中說：“關於寅恪事，尊見甚是，請兄電彼征詢其意見，倘彼決定在李莊工作，清華方麵諒可容許其續假也。寅恪身體太弱，李莊昆明兩地中究以何處為宜，應由彼自定。”【18】
傅斯年接信，沒有按葉企孫所言去做，理由是“以前此已兩函與之商榷此事，而電文又不能明也。然寅恪來信，未提及弟信，來信囑弟托杭立武兄設法在廣西大學為彼設一講座”【19】雲雲。
按傅斯年的意思，既然我兩次寫信問陳寅恪來不來李莊，何時來李莊，並把李莊的地域特點、風土人情都做了詳細介紹，但陳氏回信除了說自己“正在著作，九月可完”外，“絕未談及到李莊事”。這讓傅斯年深感不解又有點窩火，心想你到底是來還是不來，總該有個說法，如此裝聾作啞是何道理？在此種心情驅使下，傅斯年索性把葉信扔到一邊不再搭理。
既然傅斯年不樂意再蹚這道充滿了疑惑與不解的渾水，而陳寅恪又明確表示要在廣西大學當客座教授，等過一段時間再做遷川的打算，事情似應告一段落，無須別人再強行插手，節外生枝，以致徒添煩惱。想不到葉企孫對此種變局卻視而不見，熱情不減，一根筋走到底，堅持聘陳寅恪為史語所專職研究員而後快。按他的想法，既然在李莊的傅斯年不再理會，那自己就以總幹事的身份和名義做主。傅斯年常以他家鄉陽穀縣打虎的武鬆自居，且自以為是，曾多次在人前人後宣稱“凡辦一事，先騎上虎背，自然成功”【20】。按葉企孫的想法，既然傅氏以武二郎自居，自己當然也不是武大，不妨先騎在傅斯年這隻老虎的背上操作一把試試，於是提筆輕而易舉地簽發了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