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西北望
◎ 亂世策士夢
陳寅恪與李莊失之交臂，標誌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由盛轉衰。當年史語所的主將趙元任，早在昆明時期就棄所而去，跑到美國任教於夏威夷大學，後轉耶魯與哈佛大學任教，終加入美國國籍，從此與東方大陸絕緣，開始了新的人生。抗戰結束後的1946年，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的朱家驊致電趙元任，請其回國出任南京中央大學校長，趙元任隻回了短短五個字的電文：“幹不了。謝謝！”
此時史語所在李莊的另外幾員大將如梁思永已重病在身，隻能躺在病榻上做一點工作，李濟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李方桂早已離開李莊到成都燕京大學任教，淩純聲不久即到重慶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長，隻有董作賓、吳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幾位元老還在李莊板栗坳苦苦支撐。麵對漸漸冷清且有些悲涼的境況，如石璋如所說：“留下的幾個人不管如何，依舊規矩工作。”【1】
所幸的是，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的抗戰已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反攻，大道小道的各種消息水陸並進向揚子江盡頭這個古老的小鎮傳來。
1943年11月22日，蔣介石以中國國家元首和世界級政治巨頭的身份（南按：原主席林森已於這年8月1日去世，蔣氏從這時起才算名正言順的國家元首），出席了開羅中、美、英三國首腦會議，蔣介石本人與中國的國際地位大大提升。
就在抗戰曙光照亮東方地平線並向浩瀚遼闊的天際放射之時，風雲突變，即將全麵崩盤的日軍作戰大本營，決定用盡最後一點兒力氣拚死一搏，死裏求生。日軍大本營製訂了以主力部隊全線出擊，進行一場貫通中國南北、聯絡南洋和摧毀美國空軍基地的大規模戰役計劃，即抗戰後期著名的“一號作戰計劃”。
根據這一計劃，在全麵崩盤之前已經殺紅了眼的日軍，於1944年4月在中國南北一線發動攻勢，先後發起豫中戰役、長衡戰役、桂柳戰役等大規模戰役。日軍的死打硬拚，立即取得了相應的戰果，國民黨軍隊在各個戰場雖進行了頑強抵抗，卻連連敗績。僅幾個月的時間，中原失守，戰略中心衡陽陷落，湖湘一線的國民黨軍全麵崩潰，導致廣西失去了重要屏障。日軍趁機迅速調集優勢兵力，與西南戰區的日軍遙相呼應，南北夾擊，在很短的時間內，南線軍事重鎮桂林、柳州、南寧以及廣東、福建部分軍事要塞相繼失陷，中國軍隊損失兵力60餘萬。此後不久，日本中國派遣軍和駐東南亞的南方軍，在廣西南部勝利會師，從而打通了中國內地通往越南的大陸交通運輸動脈，完成了日軍大本營擬定的“一號作戰計劃”。這一戰略計劃的成功，極大地鼓舞了日軍的士氣和野心，輿論認為：“一號作戰的顯赫成果，可以說是使當時陷於淒慘不利戰局中的日本，微微見到一線光明。”【2】
就在柳州淪陷之時，驕悍的日軍一部北進貴州，進攻黔南重鎮獨山，威脅貴陽，震動重慶，世界各方的焦點都驟然投向遠東戰場上的核心——中國大陸西南地區，中華民族又一次麵臨覆亡的危險。凶訊傳出，舉國皆驚，一時人心惶惶，感到又一次大難臨頭。國民政府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放棄重慶，遷都西昌或大西北的計劃。
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許多有識之士以民族大義為重，強烈要求國民黨從西北地區撤回胡宗南部，解除對延安和共產黨部隊的包圍與封鎖。希望雙方不要幹戈相向，砍頭斬腰地瞎折騰，應像抗戰初期一樣，捐棄前嫌，精誠合作，團結一致抗擊日軍，否則國民黨將全麵崩盤，死無葬身之地。在各色人物的奔走呼號下，1944年9月15日，國民參政會第三屆十四次大會主席團正式提議：“請大會決議組織延安視察團，赴延安視察，並於返渝後，向政府提出關於加強全國統一團結之建議；茲推薦冷參政員遹，胡參政員霖，王參政員雲五，傅參政員斯年，陶參政員孟和，為該視察團團員。”【3】盡管大會代表對此“鹹報以熱烈掌聲”，但被提名的幾人似乎對此沒什麼興趣，陶孟和在開完會後便躲到李莊社會學所不再露麵，隻有傅斯年在進退中猶豫不決，似乎有某種期待，並把此計劃寫信告訴了遠在成都的陳寅恪。陳氏於10月3日回函傅斯年：
孟真兄左右：
奉九月廿七日手書，知將有西北之行。此函達渝，未識已啟程否。此行雖無陸賈之功，亦無酈生之能，可視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遊耳。聞彼處有新刊中國史數種，希為弟致之，或竟向林、範諸人索取可乎？“求之與抑與之與”。縱有誤讀，亦有邢子才誤書思之，亦是一適之妙也。匆此奉複，順頌
行祺
弟寅恪頓首?十月三日
守和已寄款來，感荷感荷。然不久即告罄，何以支此許久之時日耶。【4】
信中的林、範，指林伯渠與範文瀾，傅斯年到達延安後曾與二人見麵交談。而視察團的西北之行也確如陳寅恪所言，既無“陸賈之功”，也沒有顯示出“酈生之能”，可謂無功而返。不過，1944年這個紛亂的秋天，視察團並未成行，傅斯年一行真正抵達延安，已是第二年的事了。
1945年5月，隨著盟軍打垮並占領了德國，取得了歐洲戰場上的決定性勝利，國際形勢急轉直下，日本麵臨著全麵崩潰的結局。與此同時，在老大中華這塊地盤上，關於聯合政府的國共之爭，也到了不是魚死就是網破，或者魚網俱沉，總之是要徹底攤牌的最後關頭了。
在國共兩黨各不相讓且劍拔弩張的曆史轉折關頭，第三黨——即在抗戰後期組建的中國民主同盟登場了。此同盟成員大多是散落於社會各界的儒生、策士，首領如章伯鈞、羅隆基、黃炎培、左舜生等，皆為一時較有名頭的知識分子與不肯安於現狀的謀僚策士。在這一充滿機遇的大動蕩、大變革、大整合的曆史性時刻，此輩儒生策士產生了一種幻覺，認為戰國爭雄的蘇秦、張儀時代再度來臨，憑辯士們的三寸不爛之舌，施展揣摩、捭闔、鉤鉗、合縱、連橫、轉丸等“陰道陽取”的遊說權變之術，即可令各方諸侯俯首聽命，實現國家和平。
民盟的策士們同時認為，既然天下格局如今已成三分之勢，抗戰勝利後應由三方共同執政。按照這一思維方式，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均認為當前的機會瞬息萬變，稍縱即逝，一旦失之交臂，永不可複得！於是，諸儒生的興奮點很快集中在“怎樣把握住這千載一時的機會，實現中國的民主”【5】，也就是要盡力促成由各黨各派共同參與、掌控的聯合政府這一現實行動中來。在民盟主要幹將黃炎培的提議策動下，幾位重要人物決定仿照戰國時著名的蘇秦、張儀等策士辯才，拉上幾個無黨派的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以“中間人”的麵目施展捭闔、鉤鉗之術，合縱連橫，為中斷的國共和談予以“轉圜”。
1945年6月2日，褚輔成、黃炎培、冷遹、王雲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七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聯名致電毛澤東、周恩來，提出訪問延安，電報說：“團結問題之政治解決，久為國人所渴望。自商談停頓，參政會同仁深為焦慮。月前經輔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繼續商談。先請王若飛先生電聞，計達左右。現同仁鑒於國際國內一般情形，惟有從速完成團結，俾抗戰勝利早臨，即建國新奠實基。於此敬掬公意，佇候明教！”【6】
當此之時，中共中央正在舉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此來電未予理睬。直到6月18日，毛澤東、周恩來才複電在重慶的中共負責人王若飛，讓其轉告七位參政員，歡迎彼到延安一敘，還說：“估計蔣得此消息後，不一定要他們來，如仍許其來，即使無具體內容，隻來參觀，亦應歡迎之，並爭取你陪他們同來。”【7】
電文由國民參政會秘書長邵力子親手交給黃炎培，黃看罷極度興奮，立即與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鈞等人商定了三條合縱連橫的計劃。當黃炎培興衝衝地準備把電文遞交蔣介石批複時，卻遭到了國民黨方麵與中共談判代表王世傑的當頭棒喝。王聲稱這個樣子的建議“如送領袖，必大遭拂怒”。眾儒生聽罷，大感灰心，提出幹脆散攤兒，不要再做這些無用之功雲雲。幾人中唯黃炎培頗不甘心，道：“撞壁須撞到壁，今壁尚未見，僅憑旁人預測勢將撞壁，便放手了，豈為合理？”【8】在他的一再堅持下，七位參政員於27日下午鼓起勇氣與蔣介石相見，當麵陳述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議。蔣介石不動聲色地認真聽畢，環視眾位，突然滿麵帶笑地說道：“餘無成見，國家的事，隻須於國有益，都可以商談的。”停頓片刻，又說：“中間人，公道話，原來最難討得雙方的喜歡。”當黃炎培等領命告辭時，蔣介石和顏悅色地拱手道：“辛苦！辛苦！”【9】蔣介石背著手在室內來回踱步，麵無表情哼了一聲，對侍從室二處主任陳布雷說道：“就讓他們幾個折騰去吧！”言畢，嘴角露出了一絲略帶嘲諷的冷笑。
◎ 傅斯年與毛澤東窯洞相會
1945年7月1日，褚輔成、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傅斯年、冷遹一行六人，乘專機到達延安（南按：王雲五知事不可為，以患病發高燒推托未隨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親自到機場迎接。
7月2日下午，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在延安楊家嶺會見六位參政員，共商國共合作事宜。晚上，毛澤東專門設宴款待。餐桌上，麵對毛澤東的談笑風生，幾位參政員在應承的同時，各自又有一番不同的心境。
此次重組訪問團的六人中，黃、章、左、冷皆屬於民主同盟或與之有密切關係的成員；褚輔成是老國民黨員，素以老實的讀書人著稱；傅斯年屬於無黨派人士，學界重量級大腕。很明顯，褚與傅加入這個班子，是受到黃炎培等人極力鼓動與拉攏方加入的，主要目的是給外界製造一種多黨派、多團體的民主氣氛和色彩。對此，羅家倫暗地裏曾略帶諷刺地勸說過傅斯年，讓其“不要和蟋蟀一樣，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來”【10】。意思是不要跟著黃炎培、章伯鈞等一班人鬧騰，天下事不是靠黃、章等幾名策士就可以捭闔得了的。且蘇秦、張儀用舌頭定乾坤的時代早已跟著秦始皇他老爺爺一同變為糞土湮沒於曆史煙塵之中了。眼前正是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新社會，哪裏還有靠幾位儒生的三寸不爛之舌就輕易擺平天下的好事？如此做法無疑是在飛機裏做夢——空想。但此時尚心存僥幸與幻想的傅斯年已聽不進朋友之勸，竟跟著黃炎培等人匆匆上了飛機，開始了他的夢想之旅。
就當時的情形論，在六位參政員中，當屬左舜生與傅斯年心境最為複雜。
舜生者，湖南長沙人也，與毛澤東同庚。早年與毛同係少年中國學會會員，20世紀20年代赴法國留學。後來提倡國家主義，反對共產主義。1925年，左舜生成為中國青年黨首領之一。1930年與陳啟天在上海創辦《鏟共》半月刊，以鏟除消滅共產黨為宗旨。1941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時，他出任中央常務委員和總書記，積極倡導反共。此次來到延安，仍不忘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滅共的歪理邪說。7月3日上午，左與毛澤東單獨交談時，頗不識趣地說道：“我認為，一個國家的政黨可以有多個，軍隊卻不能個個政黨都有。否則，就要發生內亂，國家就不太平。”
毛澤東聽罷沒有作聲。左舜生見對方沒有接話，以為被自己擊中要害，遂開始施展蘇秦、張儀的捭闔之術，繼續鼓噪道：“我們青年黨就主張走議會道路，不辦武裝，成為國家真正的參政黨，對國民政府沒有任何威脅。”
話音剛落，毛澤東忍不住問道：“你的意思是要我們也向你們青年黨學習？”
舜生答：“談不上學習，我覺得我們青年黨的這種做法是對的。”
“怎麼對呢？”毛澤東頗不以為然地問道。
“和平議政，對政府沒有威脅，也有利於各黨派的團結嘛！”
毛澤東聽出左舜生的弦外之音，他冷靜地說道：“我也主張一個國家隻有一支軍隊，但要看軍隊掌握在誰的手裏，為誰服務。要知道，一個沒有武裝的政黨是沒有力量的，被蔣介石視為土匪亂黨的人，若沒有一點兒自己的武力，根本無法生存，更不用說有發言權和改造社會了。老庚呀（南按：湖南人對同年出生者的俗稱），你這個青年黨的‘軍事爺’，怎麼連這個道理也不懂呀！”【11】
時年五十二歲的左舜生碰了個軟釘子，仍不知趣，突然又用鉤鉗實為勾纏之術，提出一個令毛澤東頗為尷尬的問題。左氏要與他一直崇拜的夢中情人、毛澤東新任夫人、原上海著名影星藍蘋見上一麵。毛當即沉下臉來，以“我不認識藍蘋”，後又改為“她生病了”為由予以拒絕，自此再也不肯理睬這位無聊、蹩腳加淺薄的策士之徒了。後有人引用明代宋濂評鬼穀子的話論左氏曰：“舜生所言之捭闔、鉤鉗、揣摩之術，皆小夫蛇鼠之智。用之於家，則亡家；用之於國，則僨國；用之於天下，則失天下。”然也。
對於左舜生的為人處世與不識好歹的輕妄之舉，不但毛澤東反感，即便是同來的傅斯年亦頗為輕視。早在1937年10月11日，傅致剛到美國不久的胡適的信中，在提及國內情形時曾說：“所謂參議會又添了些無聊分子，徐謙、羅鈞任、甘介侯、左舜生等。羅毫無見識，殊大失望。此人乃官僚、酒徒之混合，因其為酒徒，故有時似勇，絕不該稱之曰‘忠節’也。此一鳥會常有荒謬絕倫、匪伊（夷）所思之提案，亦常為我罵散，大有我是此會之‘清心丸’之感！可歎可歎。有好些人運動為此參議官，或成（如左）或不成（如羅隆基），若再這樣下去，我也隻好走了。”【12】
今次延安之行，左舜生還是按重慶的老套路數，懵懵懂懂地提出如此“荒謬絕倫，匪夷所思”的問題，惹得同鄉毛澤東深惡痛絕。
相對左氏施展的捭闔、鉤鉗等無聊之術，傅斯年不愧是胡適所說的“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13】和學界大鱷。同為毛澤東的舊識，卻沒有像左氏一樣稀裏糊塗地讓人家放下手中的槍杆子，或專盯著人家的花姑娘糾纏不休。傅氏深知相互之間的關係與各自的地位，與往昔大為不同了，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也。
毛澤東是1918年夏天從湖南鄉村走進北大校園的，就在這期間，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適以及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遭遇了。許多年後，毛在延安那口黃土凝成的簡陋窯洞裏，於寂靜的夜晚伴著青燈向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回憶了這段使他刻骨銘心的經曆：“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14】“對於我，北平好像花費太大了；我是從朋友們借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後，馬上就必須尋找職業。楊昌濟——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尋一個職業，他就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後來被張作霖槍殺了。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給我一筆不算少的數目——8塊錢。”又說：“我的地位這樣地低下，以至於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都不把我當人類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名字。像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於他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15】
這段回憶不但令毛澤東感到悲傷，亦令後來的天下讀者備感心酸，或許沒有人想到，一個後來推翻“三座大山”的世界級巨人，居然還有這樣一段卑微的傷心史。從這段不愉快的回憶中可以看出，當年在北大一呼百應、叱吒風雲、“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的確是“目空天下士”的。同當時所有的人一樣，傅沒有想到毛日後會成為比他還要不可一世和充滿霸氣與豪氣的偉人，當然更不會想到許多年後有延安相會這一段插曲。倘傅氏有先見之明，以他的聰明與世故，想來是會“有時間”去好好聆聽一下這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幾句“南方土話”的。不過當時一直處於人微言輕之尷尬地位的毛澤東，對傅斯年等人揚風紮猛的做派，也由最早的崇拜漸漸轉為失望。據傅斯年的侄子傅樂成說：“毛在北大寫信給朋友，說他被孟真先生和羅家倫等人欺騙了。因為他們不像他在長沙耳聞的那麼優秀。”【16】這就是說，後來的毛澤東以他的磅礴之氣與對世事的深刻洞見，已不把傅斯年、羅家倫之輩放在眼裏了。因為毛在窮困潦倒中，於這座帝王之都的公園和故宮的舊址看到了新的希望，如同毛自己所說：在灰蒙蒙的天空中，我“看到了北國的早春，在堅冰還蓋著北海的時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17】——這個時候，沒有人意識到，一個輝煌的大夢已在毛澤東心中萌生，並等待著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早春破繭而出，一飛衝天，於古老的天安門城樓上投下巨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