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傅斯年這邊，對後來跑到偏遠山林河穀與黃土高原拉杆子鬧革命，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人物，在很長一段時間同樣未放在眼裏。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發表的《“九一八”一年了！》的政論文章中，談到中國政治的出路問題，他認為國民黨自身已腐化墮落，弄得天怒人怨，國勢瀕危。盡管如此，中國還沒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力量可取而代之。傅氏打比方說，這就好比明朝亡國的時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般。對有人提出共產黨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問，傅的回答是：“共產黨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產黨共事的經驗論，不能不覺得他們也是感情的發泄，而並無建國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還是洋八股。”【18】
令傅斯年深感汗顏的是，僅僅十幾年的時間，已是鬥轉星移、物是人非了。倏忽間，二人穿過曆史的隧道，竟跑到陝北的窯洞裏再敘短長，縱論天下大勢。隻是當年那位北大圖書館助理員已作為一顆政治巨星於這塊風清月高的黃土高原騰空而起，中國的命運也將由於這個人的一舉一動而重新改寫。相對當年氣壯山河的高大身軀，傅氏今日隻是作為一可有可無的策士、辯才，或媒婆一樣的“中間人”出現在光芒四射的超級巨星麵前，並被籠罩在毛澤東的巨大光環之下了。世事輪回，陰陽轉換，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二人的政治地位發生了強烈逆轉，各自內心的感慨之情自是不足為外人道也。有人雲，傅斯年一生“誤在多讀了書，沾染上知識分子的缺點、弱點，不然，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創業人物”【19】。這話也許不差，但曆史正是由一個個失誤與成功對接而成的，世人最終沒有看到傅毛二人像當年劉、項一樣爭天下的局麵，更沒看到傅斯年建國立號的功業，所看到的隻是一位策士與一位政治巨人在昏黃的窯洞中席地而坐的背影。一位西方哲人說過：“如果人不是從一歲活到八十歲，而是從八十歲活到一歲，大多數人都可能成為上帝。”斯年之悲劇，或許淵源即在此不可逆轉的鐵律和宿命吧。
然而，傅斯年畢竟是傅斯年，盡管此時與他對坐者在政治氣勢上今非昔比，但他仍保持著自己的獨立人格，神態舉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體，隻是說話的口氣較之當年識時務一點兒罷了。
因了北大的這段因緣，毛澤東單獨拿出一個晚上與傅斯年進行交談，其中最著名的一個細節是，毛沒有忘記北大時代令他百感交集的情結。當談及傅曾在“五四”中大出風頭，並為反封建與新文化運動做出過貢獻，進而談到當時在政學兩界流傳的傅氏本人“嚐自負為‘喑嗚叱吒，千人皆廢’之西楚霸王”【20】時，傅斯年狡猾而又識趣地回應道：“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21】
與對左舜生的糊塗極度反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毛澤東聽罷如此得體又使雙方皆不失麵子的話，心中大為舒暢。
毛傅二人的延安談話，成為研究中國近代史上這兩位重要人物交往的關鍵內容之一。傅斯年在返回重慶之前，沒有像左氏那樣沒出息地一味惦記著那位往昔的影星藍蘋，而是以士大夫傳統、儒雅的交際方式，請毛澤東題字留念，對方慨然允之。有關這方麵的真實資料，在台灣“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於1995年為紀念傅斯年百歲誕辰而出版的一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中有所收錄。這部大書所收資料全部為影印，書中第115頁收錄了毛澤東給傅斯年的一封短箋和所寫條幅，另有給王世英的一個便條。便箋曰：
孟真先生：
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作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詩以廣之。敬頌
旅安！
毛澤東上
七月五日
毛的條幅這樣寫道：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唐人詠史一首 書呈孟真先生
毛澤東
此詩為晚唐詩人章碣的《焚書坑》，章碣此人生卒年月不詳，一生落拓，後流落毗陵等地。該詩以當年秦始皇帝焚書坑儒的典故引出，這中國第一位皇帝想出的治國之術是殺那些不聽話的儒生，希望能一勞永逸，江山萬世相傳。沒想到十幾年後揭竿而起、斂財稱兵、顛覆社稷的首要人物並不是儒生，而是一群在百姓看來不識幾個扯郎爪子（方言，即漢字），如陳勝、吳廣、流氓之祖兼小混混兒劉邦，外加一個文盲兼莽漢項羽等輩。這一曆史鏡頭實在是對號稱“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的嘲弄。毛澤東以此詩贈傅斯年，自然是經過一番思考的，詩中“劉項原來不讀書”一句，當是毛澤東自況，或含有自謙沒有傅斯年讀的書多，或者還有更深刻的內涵和用意，或者什麼意思也沒有，外人隻是自作多情地瞎猜妄想而已。但這短箋和條幅至少可以說明當時的具體情況，對外界盛傳的傅斯年與毛澤東所說的“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之語，是一個佐證。毛的另外一張便箋，由延安交際處王世英轉交給傅斯年，上寫有“早上送交際處王世英同誌交傅孟真先生?毛緘”字樣。傅、毛延安相會最精彩的故事，以這幾幅墨跡做了見證。
◎ 延安歸來
結束了與毛澤東的長談與直接交往，7月4日，傅斯年又在延安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尋找早些時候陳寅恪所托的林伯渠與範文瀾二人，順便看望了久別的弟子劉燿（尹達）。劉氏是抗戰前史語所發掘殷墟時自河南大學招收的畢業生，與石璋如、尹煥章等一同進入史語所參加殷墟發掘，算是傅斯年學生輩人物。抗戰軍興，劉燿隨史語所抵達長沙不久，離所徑自奔赴延安，化名尹達投入了共產黨陣營，先後進入陝北公學、馬列學院學習，後進入老範（文瀾）領導的馬列學院曆史研究室從事馬列學說的研究，1941年到延安方麵設立的中央出版局任出版科長。傅是在出版局所屬的一口窯洞裏見到這位尹科長的。
盡管政治立場各有不同，但就傅、尹師生而言，此時相見，確有他鄉遇故知之感，一幕幕往事湧上心頭。遙想戰前的殷墟發掘，那是何等壯觀氣派，令人心旌搖蕩。隨著抗日戰爭爆發和國共對立摩擦，導師與弟子天南地北，一別數載不得相見，每憶及前塵往事，各自唏噓不已。傅斯年看了尹達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成績，甚不滿意，忘了眼前的形勢和各自所處的環境與政治地位，一時感情衝動，竟有些糊塗和一廂情願地動員尹達隨自己一道回四川李莊史語所，重操舊業，接著續寫尹達此前已完成大半的《山東日照兩城鎮史前遺址發掘報告》。這一提議，“對已經選擇了革命道路的尹達來說，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22】。其結果是，尹達頗感驚慌，傅更是討了個沒趣。後來，尹達曾致信傅斯年，內有“延安一晤，至以為快。知諸師友均在努力寫作，自愧為學術工作盡力甚微，思之悵悵”等語。並表示“所中所出有關考古之書，可否致送一份？盼甚。愚未完成之書，仍願續作。今後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大學，當設法完成之”。【23】此事隻是尹達一說而已，真正的用意是向傅斯年示好，並替傅挽回一點兒丟失在黃土高原上的麵子罷了。
由於尹達的關係，傅斯年參觀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馬列主義學院等學術機關，見到了馬列學院的副院長兼曆史研究室主任範文瀾。老範是傅斯年的學長，於191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國學門。在校期間受業於黃侃、陳漢章、劉師培等“乾嘉老輩”，或曰“乾嘉餘孽”，因而他“沒有感覺到《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是一條真出路”【24】。範畢業後在中學、大學做了近20年的教書匠，於1939年10月辭卻教職索性跑到延安並很快受到重用，開始以頭號馬列主義曆史學家的身份撰寫《中國通史簡編》。據說該大作出版並經《新華日報》連載後，曾轟動一時。《簡編》中的“商朝事跡”部分，老範引用了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在安陽殷墟考古發掘的許多資料，同時對史語所及發掘人員的工作業績給予了讚賞性介紹。其中在《商代的生產方式》一節中寫道：
商代生產工具，已經不是石頭工具而是金屬工具。殷墟發掘專家李濟說：“大多數石器都非平常用的東西，有的是一種藝術的創造，有的是一種宗教的寄托，這些東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類的禮器，在殷墟所見仍為石製。”又殷墟中發現許多銅器，有矢鏃，有勾兵，有矛，有刀與削，有斧與锛，有觚，有爵，有各種銅範。李濟在論殷墟五種銅器說：“殷墟銅器，以矢鏃為最多，金屬原料，隻有到了最便宜時，才能用作箭鏃，實際上在青銅時代用作箭鏃的仍是骨與燧石，這就是說用銅的時代，並不一定用銅做矢鏃，矢鏃是一次就消耗了的，不是銅的價值低廉，社會經濟決不允許這種質料如此消耗。且矢鏃的形製也完全一致，範銅技術，確已臻至純熟境界，鑄銅業正在全盛時代，沒有長期的培養，決不會達到此境界的。……”【25】
傅斯年來延安之前，與住在李莊的李濟、董作賓、梁思永等學界中人已看到了這部著作，但具體做何評價一直不為外界所知，從一貫提倡“新思潮”的“海龜”傅斯年對“乾嘉餘孽”一派土學者的反對與鄙視來看，恐怕難有好的評價——盡管老範早已“古為今用”地改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來寫此書了。
此次二人延安相逢，老範正在編寫一部中國政治史，並打算本著馬列主義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精神，重新改寫《中國通史簡編》。傅得知此情，對這種治學態度表示讚賞，二人由此握手言歡，彼此增加了信任。至於傅是否從範文瀾處要到了陳寅恪所請之書，不得而知，想來這點事還是不難辦到的吧。令傅想不到的是，1950年後，範重新改寫的《中國通史簡編》，在敘述到商代曆史和殷墟發掘的葬坑與出土器物時，隻剩了一句“解放前有人做過發掘”的話。再後來，連“有人”二字也被老範的如椽大筆給一下勾銷了，隻剩了草草六個字的“地下發掘證明”【26】。自此，無論是傅斯年、李濟，還是董作賓、梁思永的名字，都與安陽殷墟考古發掘無緣了。
訪問團共在延安逗留四天，從傅斯年留下的筆記看，他順利地見到了林伯渠與範文瀾，至於是否索取到了陳寅恪所托的“新刊中國史數種”，因缺乏資料，不得而知。在六位參政員與中共領導人的相互會見中，黃炎培談了對國際、國內局勢的看法，認為國內各黨各派的團結有絕對的必要，並指出國共兩黨都有恢複談判的表示。黃氏還談了所謂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最後是“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等所謂“興亡周期率”，頗得毛的好感，對方表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雲雲。【27】
在訪問的後期，當參政員們提到對大局的看法，並說到“雙方商談之門，並沒有關閉”時，毛澤東表示同意，接著說：“隻為了門外有一塊絆腳石，就是國民大會問題。”【28】對於這個敏感問題，重慶來的策士們不知如何回答。雙方經過多次會談，最後總算形成了一個《中共代表與褚輔成、黃炎培等六參政員延安會談記錄》文件，可視為幾天來會談的總成果。
7月5日早餐後，訪問團成員匆匆趕往機場，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親自到機場送行。最後握別時，毛澤東特地叮囑六位參政員到重慶後務必向蔣委員長致謝，並稱：“有諸位到延安，使我們聽受到許多平時不易聽到的話，增加了不少了解。並祝蔣委員長健康。”【29】同時，毛還托傅斯年轉達自己對胡適老師的問候——盡管胡適與傅斯年一樣，當年甚是不把這位圖書館助理員放在眼裏。
六位參政員風塵仆仆回到重慶，除向國民參政會和蔣委員長遞交了《會談記錄》外，各人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撰寫了報章文字或發表了談話。此次訪問團的盟主黃炎培於興奮之中點燈熬油，苦幹了幾天幾夜，草草寫成了《延安歸來》一書出版發行，內中對延安的人和事極具讚賞，文中說：“在延安的幾天裏，隨處可以見到，這是事事有組織、人人有訓練的緣故。我們應該知道中共政治作風已變了。不是變向別的，而是變向平凡。”又說：“個個人得投書街頭的意見箱，也個個人得上書建議於主席毛澤東。”最後的結論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風中”。【30】
與黃炎培不同的是，左舜生則寫了《記民主同盟政團延安之遊》一文，內中念念不忘他的夢中情人——藍蘋，左氏說：“我本來向毛澤東提議，要見見他的藍蘋的，但毛說她生病，不能見客。七月五日那天，我們離開延安的時候，毛帶著他們一個七八歲的女兒（南按：即李訥，時五歲）來送我們，兩隻美秀活潑的眼睛，看樣子似乎和我在戰前見過一次的藍蘋有點像，可是藍蘋本人依然沒有來。‘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當我們的飛機起飛以後，我還是感到這是此行的一個遺憾。”【31】
到了這個時候，舜生還不明白，毛澤東托詞對方生病不讓相見，顯然是不願讓其回重慶後四處宣揚他和江青的婚姻關係，也可能是中共政治局做出的硬性規定，不讓在國統區名聲不佳又極愛出風頭的藍蘋在此種場合拋頭露麵，以免節外生枝。舜生隻是枉費心機、自作聰明地破解了“江青”之名的典故（南按：“江青”之名典出唐朝詩人錢起於公元751年的應試詩《省試湘靈鼓瑟》名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毛正是依據這兩句唐詩為藍蘋命名的）。左舜生勞神了半天，最終還是弄了個“曲終人不見”的悲涼局麵。此憾未得彌補，想來左氏當是死不瞑目的吧。
與黃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對延安之行，卻有自己獨特的觀感與政治洞見。據羅家倫說：“他（傅）在重慶被國民參政會推舉為訪問延安的代表團的五（六）代表之一，他回來以後，和我談過幾次。他認為當時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製愚民的作風，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和毛澤東因為舊曾相識的關係，單獨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談開了，談到中國的小說，他發現毛澤東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興趣的小說在內，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澤東從這些材料裏去研究民眾心理，去利用民眾心理的弱點，所以至多不過宋江一流。毛澤東和他漫步到禮堂裏，看見密密層層的錦旗，各處向毛獻的。孟真諷刺地讚道：‘堂哉皇哉！’毛澤東有點感覺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沒有出息。他說，章伯鈞是由第三黨去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等，把毛澤東送他們的土織毛毯，珍如拱璧，視同皇帝欽賜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孟真對他們說：‘你們把他看作護身符，想借此得保首領以歿嗎？’”【32】
羅家倫這段回憶難免有政治偏見及主觀成分，但所說的許多內容與史料相吻合，說明並不是空穴來風。傅羅談話，較為透徹地反映了傅氏的內心世界和人生觀。傅斯年對中共與蘇聯皆無好感，並公開表示反對。他在1932年發表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開宣稱共產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33】除了反共，傅同樣反蘇，並宣稱“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我不能用共產黨的方法反對共產黨，因為若先向共產黨拜了老師，用他那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則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結果，隻有替共產黨擴張勢力耳”【34】。在傅斯年的眼裏，中共與蘇共是連帶的，不可分割的。按他的說法，中共緊隨蘇聯其後，學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專製，有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所以一旦共產黨掌權，社會秩序就將大亂，甚至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會變成荒漠，等等。在赴延安訪問前，傅斯年曾手寫一份演講大綱，似為出席某地或某個場合的演講之備。在手稿中，傅斯年尖銳地批評社會主義，檢討自由主義，並討論中國民族、民權、民生方麵的曆史傳統。其中特別提及“十九世紀自由主義之紊亂狀態”，並說社會主義“目的對，方法大有問題”。【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