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了這樣的政治觀念，傅斯年與毛澤東的關係，和後來的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係極其相似。各自的性格與政治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對毛澤東產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回到重慶後口出此言的一個不難理解的緣由。後來，當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漸演變成為激烈的左派分子時，如芒在背，一次閑聊時他對李濟說：“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接著又說：“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36】簡短幾言透出了他內心對左派青年的不滿與對共產黨決絕的態度。後來，隨著形勢的發展，傅斯年在對國民黨官僚及其腐敗體製越來越絕望和厭惡的同時，仍不忘捎上共產黨。在致胡適的一封信中，傅氏明確表示：“我目下主意是，責備政府，不可忘共黨暴行，責共黨不可忘政府失政，此謂左右開弓，焉得盡此兩極敗類而坑之哉？”【37】這一態度直到他“歸骨於田橫之島”都沒有改變，真可謂是一個“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的典型人物了。
注釋：
【1】《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訪問，任育德記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2】《一號作戰之二：湖南會戰》，下冊，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中華書局1984年出版。
【3】《國民參政會資料》，四川大學馬列教研室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4】《致傅斯年》，載《陳寅恪集·書信集》，陳美延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出版。信末附言中提及的守和，即袁同禮。據此著凡例，凡“（具體時間）能確定者，在該函署名後月日之上用括號注明年份，大致估計者，注約某年，不能確定者，隻注月日”。這封信按第二種情況處理，注為“約一九二九年”。頁下編者注：
（一）陸賈，漢初楚人，從高祖劉邦定天下。使說南越尉佗，佗稱臣。帝令著秦漢所以興亡之故，因著新語十二篇，帝稱善。
（二）酈生指北魏酈道元，範陽涿縣人。為吏威猛為治。道元好學博覽，訪瀆搜集，撰水經注四十卷，本誌十三篇，皆行於世。
（三）（多九公、林之洋）事見《鏡花緣》。
（四）（“求之與抑與之與”）第三、七兩與字讀歟。此句出自論語學而篇。
（五）邢邵，字子才，北齊人，雅有才思，日誦萬言，有書甚多，不甚讎校，嚐謂：“誤書思之，更是一適。”
以上注釋，有兩處不確。
第一，此信並非寫於1929年，而是寫於1944年。1929年，傅斯年沒有西北之行的任何計劃，從他一生的行蹤看，也找不到任何文字與事實上的印痕。而隻有放在1944年這個時間段，方可解釋全文旨意。信中說到“聞彼處有新刊中國史數種”，這個“彼處”就是延安。“竟向林、範諸人索取”一句的林，指的是林伯渠，其人是陳寅恪1904年考取官費生第二次留日時的同學，又是1916年至1917年間在湖南省長公署任職時的同事。1934年，林氏參加紅軍長征，到延安後曆任中共要職。抗戰時期，國共合作，成立國民參政會作為國家最高谘詢機關，林伯渠是中共七位參政員之一。範，當指範文瀾，其時屬延安知識分子首領之一，所著《中國通史簡編》已經行世，並引起全國學術界的注意。範氏在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簡編》修訂本第一編“緒言”中，曾回憶此書初版的寫作經過：“1940年我去延安，組織上要我編寫一本十幾萬字的中國通史，為某些幹部補習文化之用。我當時就同馬列學院曆史研究室的幾位同誌分工寫作，由我總編。由於缺乏集體寫作的經驗，對如何編法沒有一致的意見，稿子是齊了，有的太詳，有的太略，不甚合用。組織上叫我索性從頭寫起。一九四○年八月至第二年四五月完成了上冊（五代、十國以前），至年底完成中冊（下冊原擬寫近代史部分）。校完全書我就轉入整風運動中去，不再接觸這個工作了。”既然範文瀾1940年才到延安，1941年底才完成古代史部分書稿，則陳寅恪的信不可能寫於1942年之前。另據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雲，1942年6月，陳寅恪抵桂林，任教廣西大學，1943年8月起程北行，12月底至成都，任教燕京大學。這段時間，傅斯年主要在李莊與重慶之間穿梭，同樣沒有要赴西北的計劃，因而此信隻有寫於1944年延安視察團即將起行前。
第二，信中的“酈生”非指酈道元而是西漢的酈食其。據《史記》載，酈生初識劉邦，便請命遊說陳留令，使劉邦輕而易舉地控製了號稱“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的陳留。後又遊說齊王田廣，計成，“伏軾下齊七十餘城”。隻是未等齊王獻城投降，韓信便聽從謀僚之計，舉大兵攻打齊國，令齊王大為惱火，認為是酈食其欺騙了自己，遂將其捕來投入油鍋當作人肉麻花一烹了之。因陸賈與酈生皆劉邦時代有名的說客，司馬遷乃把陸酈並舉，記於史冊。《太史公自序》述其作意雲：“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鹹親，歸漢為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
又，陳寅恪信中的“陸賈之功”與“酈生之能”，喻古代朝廷使者勸說地方勢力歸附中央政府的功績和才能，而當時傅斯年的“西北之行”是負有類似使命的。在這樣一個背景下，陳氏憑借一個偉大曆史學家的洞察力和對時局的非凡卓見，加之與傅斯年的特殊關係，他沒有用“未必”之類的含糊措辭，而是非常肯定地預言傅斯年的“西北之行”，在當時的政治格局之下不可能達到目的，隻能是“無陸賈之功，亦無酈生之能”，權作多九公、林之洋的海外之遊罷了。這種對未來曆史走向的洞見，在他的詩文以及與友人、學生的談話中多有反映。所以說，信中的酈生非指酈道元而實指酈食其也。
至於“縱有誤讀”之句的含義，則是陳氏雖不喜歡“先存馬列主義見解，再研究學術”，但這並不妨礙他像當年在瑞士讀《資本論》原文一樣，了解一下號稱延安頭號馬列主義學者的範文瀾的史著。讀與不讀是一回事，信與不信又是一回事，兩者之區別就看每個人的識見與思想信仰了。
【5】【9】《無窮的困惑——黃炎培、張君勱與現代中國》，許紀霖著，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
【6】《致毛澤東、周恩來》（電），載《解放日報》，1945年6月30日。
【7】《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冊，逄先知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出版。
【8】《黃炎培日記摘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
【10】【32】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載《傅故校長哀挽錄》，台灣大學1951年6月15日印行。
【11】汪幸福《毛澤東冷對左舜生》，載《共鳴》，2002年第4期。
【12】《致胡適》，載《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歐陽哲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3】胡適《〈傅孟真先生集〉序》，載《傅孟真先生集》，第一冊，傅斯年撰，傅孟真先生遺著委員會編，台灣大學1952年印行。
【14】【17】《毛澤東自傳》，［美］斯諾錄，汪衡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年出版。
【15】《西行漫記》，［美］埃德加·斯諾著，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出版。
【16】傅樂成《傅孟真先生與五四運動》，載台北《聯合報》副刊，1968年4月23日。
【18】《傅斯年全集》，第四卷，歐陽哲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9】何茲全《憶傅孟真師》，載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二期，1992年2月。
【20】容庚《與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一封公開信》，北平《正報》，1945年11月7日。此話是容庚攻擊傅斯年時所引用。抗戰勝利後，傅斯年作為北大代理校長奉命接收北大校產，並發表談話，表示南遷學校複員後堅決不用偽北大教員。時正任教於偽北大的容庚屬於被驅逐之列，對傅的講話和做法表示不能理解，於是有了這封辯駁性質的公開信。其中寫道：“公之被命代理校長，全校方翹首跂足，望公之來如望歲焉，於今兩月矣。誠不測公所以姍姍來遲之故。意者以漢奸走狗，不堪下刀欲其澌滅於無形乎。公嚐自負為‘喑嗚叱吒，千人皆廢’之西楚霸王。庚辱知交十餘年，未嚐不冀公能變化氣質，為‘豁達大度，善於將將’之漢高祖。故敢為公借前箸籌之。”（南按：下章有詳述。）
【21】《傅斯年──大氣磅礴的一代學人》，嶽玉璽、李泉、馬亮寬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對於這句話，有研究者認為傅斯年“將毛澤東比作雄才大略的項羽、劉邦，並將不堪大任的國軍比作功敗垂成的陳勝、吳廣”（《龍山春秋》，石舒波著，大象出版社2008年出版）。此說恐怕有誤。當時的“國軍”正配合盟軍進入對日本軍隊的全麵反攻階段，達到了自抗戰以來如日中天、最為輝煌的鼎盛時期，何以用來與兩個自喻為鴻鵠實為燕雀而究不能成大器的草莽英雄陳勝、吳廣之輩比之。傅其言，實乃以項劉比作國共兩黨，具體言之，乃以項劉比作蔣介石與毛澤東。陳勝、吳廣是對自己以及五四時代的學生領袖羅家倫等輩無可奈何的自嘲與自謔。從傅的話中還可看出，此時的他依然沒有把所謂的第三黨——民主同盟放在眼裏，更沒有產生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輩認為的“蒼茫大地”，須由民盟來力主沉浮的幻覺。因而，這也注定了傅在延安的觀察與感受，與黃、章等人的大不同。又，據山東聊城有關文獻史料記載：解放戰爭時期，聊城被圍，毛澤東嚴令攻城部隊保護傅斯年祖宅。冀魯豫前線記者團十二月三十日電，八路軍某政治機關為保護聊城國有文化免於戰爭損害，在我軍入城前發布三項命令：（一）向抗日英雄範築先墓立正敬禮；（二）保護中國四大書庫之一海源閣藏書樓；（三）保護中國史學家傅斯年先生在聊城北街的住宅。
前兩項自是體現了中共黨人對抗日英雄與民族曆史文化的敬意，而傅氏之祖宅被明令保護，除了緣於對文物古跡的敬畏和保護意識，或許與毛澤東、傅斯年二人過往的一段情誼和當時的政治大背景有些關聯。
【22】《學術大師治學錄》，中國社科院科研局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另，關於尹達撰寫《報告》一事，中科院編的《治學錄》做了如下敘述：
1936年春，尹達（1906—1983）從殷墟被抽調到山東日照兩城鎮參加龍山文化遺址考古，由梁思永帶隊。這次發掘是為進一步探討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的麵貌，共發掘50多個龍山文化時期的墓葬。發現最多的是陶器，墓中的頭骨已經腐朽，經多方努力，收取了30多個。發掘所得於秋天運到南京。寫發掘報告的重擔落在尹達肩上。他一麵參加清理標本的工作，一麵著手整理記錄，編寫考古報告。報告的主體部分寫好後，還沒有來得及寫結論，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已經長驅直入，南京告急！1937年秋，尹達隨史語所匆忙遷往長沙，敵機很快就對長沙開始轟炸。國難當頭，尹達決心忍痛放棄即將完成的研究項目，毅然離開個人收入優厚、工作條件令人羨慕的學術機構，投身到民族革命戰爭的偉大洪流中。他和幾位同事相約結伴，投奔延安參加抗日。1937年的年終這一天，尹達到達延安。
關於《山東日照兩城鎮史前遺址發掘報告》稿，考古學家梁思永在其1939年以《龍山文化》為主題所發表的論文中說：“這個報告將成為對於山東沿海的龍山文化的標準著作，是研究龍山陶器不可缺少的參考書。”最近從台灣傳來的消息說，“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將用尹達的原名劉燿，出版這部塵封了半個多世紀的考古報告的未完稿。這份由史語所帶到台灣去的考古報告稿，經過60多年的世事滄桑，終於獲得了問世的機會，可惜報告的執筆人卻無法看到自己的心血結晶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尹達先後擔任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副所長，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所長等職務，1983年病逝於北京。
【23】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藏《傅斯年檔案》，轉引自《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王汎森、杜正勝編，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1995年出版。
【24】朱瑞熙、徐曰彪《範文瀾》，載《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名家》，劉啟林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出版。
【25】《中國通史簡編》，中國曆史學會編輯，範文瀾主編，上海：新知書局1947年出版。
【26】《中國通史》，範文瀾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27】《八十年來──黃炎培自述》，黃炎培著，文彙出版社2000年出版。黃炎培的《延安歸來》在重慶出版發行後，對扭轉國統區人民對中共的惡劣印象起到了重大作用。作為投桃報李的酬謝，在共產黨即將全麵翻盤的前夜，即1949年3月，黃炎培在中共地下黨的秘密協助下，由上海經香港輾轉潛入北平。當天晚上，剛進駐北平西郊未久的毛澤東設宴款待黃等20多位知名民主人士。第二天，毛澤東又單獨設晚宴招待黃炎培，兩人暢談時局，縱論天下大勢至口雞三號。如此殊榮令黃氏心潮澎湃，激動得不能自製。若不是在漆黑的深夜，他將立即奮臂高呼點什麼。兩天之後，新任北平市市長葉劍英在國民大戲院開歡迎會時，黃炎培再度想起毛對自己的隆恩禮遇，遂不顧正在講話的葉劍英，突然站起來，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口號：“人民革命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因了這次高呼，黃氏被認定是八個民主黨派中，第一個喊出“毛主席萬歲！”口號的人。而中共內部第一個高呼此口號者則是彭真。
【28】黃炎培《延安歸來》，載《八十年來──黃炎培自述》，黃炎培著，文彙出版社2000年出版。
【29】【30】《八十年來——黃炎培自述》，黃炎培著，文彙出版社2000年出版。
【31】《近三十年見聞雜記》，左舜生撰,香港:自由出版社1950年出版。
【33】《傅斯年全集》，第五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年出版。
【34】《傅斯年校長的聲明》，載《傅斯年全集》，第六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年出版。該聲明原刊於台北《民族報》，1949年7月14日。傅氏另有《自由與平等》《蘇聯究竟是一個什麼國家？》《我們為什麼要抗俄反共？》《共產黨的吸引力》等數篇專論，收入此著第五冊。
【35】載《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王汎森、杜正勝編，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印行，1995年12月出版。
【36】李濟《創辦史語所與支持安陽考古工作的貢獻》，載台北《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一期，1976年1月。
【37】《傅斯年致胡適》（1947年2月20日），載《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耿雲誌主編，黃山書社199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