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千秋恥，終當雪
◎ 初聞涕淚滿衣裳
視察團延安之行被陳寅恪不幸而言中，以黃炎培為首的策士班子盡管使出了渾身解數，但沒有達到目的。蔣介石把雙方的《會談記錄》翻了幾下，就冷冷地撇在一邊不再顧及，仍堅持一黨專製的思想處理當前的政治問題。這一做法令延安方麵大為不快，認為自己又被國民黨涮了一把。
在黃炎培等人回到重慶的第五天，也就是7月10日，已通過表麵和地下渠道得知蔣介石真正想法的毛澤東，盛怒之下決定實施反製，於延安發表了著名的《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戰鬥檄文，對國民黨及美國前往中國調解國共摩擦的代理人赫爾利大加討伐。此文一出，生存在一廂情願和幻覺中的民盟第三黨，不但沒有達到當年蘇秦、張儀合縱連橫的奇效，反而弄得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最終落了個蔣介石、毛澤東兩巨頭一怒而自己懼，最後歸宗無著，兩條船都沒搭上，空落得在浪潮洶湧的渾水中瞎撲騰的尷尬結局。好在此時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戰爭已取得了驚人的進展，中國民眾的興奮點再度被掉轉到東、西方兩大戰場上去，國共兩黨的摩擦暫時被擱置下來。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聯合發表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在軍部強硬分子的操縱下，宣布“絕對置之不理”“把戰爭進行到底”。【1】
8月6日，被激怒的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
8月8日，蘇聯根據雅爾塔會議決定對日宣戰。次日，蘇聯紅軍迅速進入中國東北地區，並向朝鮮北部和庫頁島進軍，一舉殲滅近百萬日本關東軍。蔣介石聞訊，以中國政府主席的名義致電斯大林，謂：“貴國對日宣戰，使全體中國人民奮起。”又說：“本人相信由於貴國壓倒性的力量加入，日本的抵抗必會迅速崩潰。”【2】
8月9日，怒氣未消的美國在日本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整座城市化為一片廢墟。當晚，已被打得急紅了眼的日本天皇在禦前會議上不顧軍部強硬分子的阻撓與蠱惑，最後裁決：以不變更天皇地位為條件，向中、美、英三國為首的盟軍投降。
8月10日下午7時許，日本政府決定接受中、美、英《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正式照會已托瑞士及瑞典政府轉致中、美、英、蘇四國。稍後，消息由重慶美軍總部傳出，重慶中央廣播電台受命緊急插播了這一振奮人心的消息。在這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非凡時刻，播音員熱血澎湃，感情激蕩，已沒有了平日圓熟的素養與技巧，任由情感噴湧。廣播結束時，播音員嗚咽著說：“諸君，請聽陪都歡愉之聲！”
是時，收音機中傳出了響亮的爆竹聲、鑼鼓聲以及外國盟友“頂好”“頂好”的歡呼聲。緊接著，“日本小鬼投降了！”“抗戰勝利了！”“中華民國萬歲！”的歡呼聲如春雷般炸響開來，整個重慶形成了一片歡騰的人海。
是時，傅斯年仍在重慶，當勝利的消息猝然降臨時，先是目瞪口呆，接著方寸大亂，欣喜若狂。平時滴酒不敢沾的他從一個牆角抓起一瓶不知什麼時候存放的瀘州大曲，搖晃著高大肥胖的身軀衝出門外，加入到奔跑歡跳揚臂高呼的人流之中。許多年後，同在重慶的羅家倫還記得這幕經典場景。羅在回憶文章中第一句話就是——“孟真瘋了”。接下來說道：“從他聚興村的住所裏，拿了一瓶酒，到街上大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頂帽子，到街上亂舞。結果帽子飛掉了，棍子脫手了，他和民眾和盟軍還大鬧了好一會。等到叫不動了，才回到原處睡覺。第二天下午我去看他，他還爬不起來，連說：‘國家出頭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沒有了，買又買不起。哎！’”【3】
是啊，這口氣整整憋了八年，八年的苦難、辛酸、屈辱、悲憤、忍耐，直至抗爭與浴血奮戰，生死一搏。一旦勝利到來，被壓抑了八年之久的神經需要痛快地舒展，人們的情緒如同被地殼擠壓得太久而終於火山一樣轟然爆發，拘謹的變得放縱，沉鬱的變得豪邁。辛酸而艱苦的日子總算沒有白過，慶祝活動通宵達旦。
遙想當年，在那個寒風凜冽的嚴冬，中國軍隊在一片混亂中棄守南京，日本軍隊用超乎想象的野蠻，慘絕人寰地屠殺放下武器的戰俘和中國平民，瘋狂強奸無辜的婦女。與獸性大發的日軍遙相呼應的日本市民，紛紛擁向東京街頭，提燈遊行，慶祝狂歡。想不到事隔七年，揚子江湧動的血水漸漸湮退之後這個夏天的夜晚，提燈遊行、慶祝狂歡的人群已換了人間。
“誰會笑，誰最後笑。”——這是南京淪陷、日本東京狂歡之時，一位名叫魯道源的滇軍師長在奉命率部馳援東南戰區的軍事集結中，說出的一句暗含機鋒的話。
這是一個隱喻，也是一種宿命，它預示了中國人民在經曆九九八十一難之後，最終將修成正果，迎來勝利的歡笑；它暗合了中華民族必將在這場震天撼地的戰爭中，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玄機奧秘——這一切，都隨著重慶街頭那炸響的爆竹和狂歡的人潮而得到了曆史性驗證。八年抗戰，如果自“九一八”算起，則是十四年的苦難與抗爭，死者無聲的托付，生者的籲求，都遙遙羈係在這片風雨迷蒙中升浮而起的聖地之上。
——重慶不眠，中國不眠，整個中華民族將伴隨著這個不眠之夜開始新的曆史紀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時間中午12時，重慶上午11時，日本裕仁天皇對全世界廣播了“停戰詔書”，正式宣布330萬垂死掙紮的日軍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同日，蔣介石以中華民國政府主席的名義，在重慶中央廣播電台發表了抗戰勝利對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民的廣播演說，指出：“我們的抗戰，在今天獲得了勝利。正義戰勝強權，在這裏得到了最後的證明。”【4】
9月2日，在泊於東京灣的美國“密蘇裏”號戰列艦上，正式舉行了日本投降簽字儀式。美聯社在這一天向全球播發的電文稱：“第二次世界大戰，曆史上最慘烈的死亡與毀滅的彙集，今天隨著日本的正式無條件投降而告終。”【5】
◎ 代理北大校長
就在裕仁天皇正式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即8月16日，國民政府教育部長兼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找傅斯年談話，讓其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即刻做複員北平的準備。同時承諾傅斯年賴以起家並作為根據地與大本營的中研院史語所，仍由傅本人牢牢地攥在手心，他人不得染指。朱家驊最後強調，此次任命不僅是教育部的意見，也是介公的旨意。
早在抗戰勝利前夕的1945年5月，國民政府行政院改組，宋子文當選為行政院長，翁文灝為副院長，受命組閣。由於宋子文與時任西南聯大常委、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皆為留美派係的首要人物，且二人關係密切，便拉蔣夢麟做了行政院秘書長。蔣夢麟在翁文灝的幫腔與自己妻子陶曾穀的支持、蠱惑下欣然同意，並於6月就職。
當時蔣夢麟正在美國考察教育，北大教授們曾希望他在美國能洽商采購一些儀器、圖書，並物色一批新教授，以為即將勝利複員的北大重建有所裨益。想不到圖書儀器沒有見著，自己卻棄北大當起官僚來了。此事不但事前未與北大同人商量，事後也不致信北大教授們解釋，更離譜的是，蔣自美國回國經過昆明也未下機到聯大看一眼，徑飛重慶。直到6月末，蔣夢麟才給北大曆史係教授兼秘書長鄭天挺寫了一封信，說明自己到行政院當官的事兒，並有自己“仍可兼任北大校長。西南聯大常委事擬請周炳琳先生代理。北大事務擬請你偏勞”等語，【6】從而引起北大教授極大不滿。法學院院長周炳琳對此事尤為憤慨，感情異常衝動，為此同人們“吵起來了”。【7】鄭天挺氣憤地對周說道：若“果有此事，未免辱人太甚，不惟（蔣夢麟）個人之恥，抑亦學校之恥”。又說：“（夢麟）師果允之，則一生在教育界之地位全喪失無遺矣！”【8】
在鄭天挺等教授們的眼裏，蔣夢麟是天下士林罕有其匹的重量級甚至宗師級人物，這樣的人物在抗戰勝利之際卻棄北京大學，做一個宋氏門下的幫閑者，實在令人費解和感到悲哀。按鄭天挺的說法，若說為了貪圖功名，早在十幾年前蔣就出任過政府教育部長，算得上是高官大員了，現已屆花甲之年，北大校長的社會地位和影響也不算低，何必躬身屈就一個國人皆恨的國之巨奸院長的幕僚？麵對蔣氏如此糊塗的抉擇，鄭堅持認為“為師計，殊不宜”【9】，並把此意特地向蔣的妻子陶曾穀做了陳述，讓其轉告其夫不要置名節榮辱於不顧，關鍵時刻還須以北大前途與自己的名節為重。但由蔣夢麟辦公室一名微不足道的秘書兼小三，半道插足而終於擊敗對手，促蔣夢麟與原配離婚從而被扶為正室夫人的陶曾穀，並不把鄭氏等人的話放在心上，認為行政院秘書長的官銜比北大校長大得多，發財的門路更多、更廣、更易，乃與蔣串通一氣，堅持己見，一意孤行。在此種情形下，北大同人共舉傅斯年以公私兩重友誼向蔣夢麟進言，做最後努力。想不到傅氏同樣回天乏力，蔣夢麟並未給他麵子。不僅如此，對方既已決定入主宋氏內閣，卻又不向國民政府辭卻北大校長之職。傅斯年見對方如此不識抬舉，盛怒之下遂不再顧及個人感情，開始鼓動朱家驊幹脆來個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讓蔣夢麟交出北大的印把子，立即革掉他的北大校長之職。按教育部製定的《大學組織法》，校長不得兼任政府其他官職。當然，最好是讓蔣氏自己知趣地請辭。在朱家驊與傅斯年的合力夾擊圍堵下，深知魚肉與熊掌不可兼得的蔣夢麟隻好忍痛割愛，與北大一刀兩斷，公開辭去西南聯大常委及北京大學校長等本兼各職，義無反顧地加入了宋子文內閣。【10】至於西南聯大解體之後北大何去何從，是有希望還是“無希望”，是死是活，他就顧不得這許多了。
在學界一片惋惜、困惑甚至怨怒聲中，國民政府於同年8月免去蔣夢麟北大校長職。經蔣介石授意，決策者欲任命有“大炮”之聲譽的傅斯年為北大校長，以維持局麵。
身處亂離之世的傅斯年被委以重任，他的頭腦尚屬冷靜，深知北大在天下儒林中的分量，更深知此時還有一個重量級的學界領袖胡適在美國蹲著。當年清華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適沒敢忽視王國維、梁啟超的存在，此時輪到傅斯年不敢忽視胡適這個高大身影的存在了。隻要胡老師一息尚存，自己是萬萬不能瞞著鍋台上炕，窺視北大第一把交椅的。於是，傅頗明事理地向朱家驊建議，讓德高望重的胡適回國主持北大事務，自己可做胡氏大旗下的一個大字號嘍囉，專管搖旗呐喊與擂鼓助威，或者是做個像梁山好漢李逵那樣揮動板斧開路的先鋒。朱聞聽此言，頗感為難，推說此舉是秉承黨國最高領袖介公的旨意，不好擅自更改雲雲。如果堅辭不就，傅可徑自奏明介公，與教育部和朱氏本人無涉。傅斯年聽罷，深知朱家驊與胡適有一個或明或暗的“瑜亮情結”，不願看到胡適重返教育界執掌權柄與自己爭雄，但又不好公然挑明，遂把這個皮球踢給了自己。此時傅氏是鐵了心要把胡適推向聚義廳頭把交椅的位置上，遂於8月17日上書蔣介石，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為自己不敢承襲如此名譽和重擔開脫。一番有板有眼、聲情並茂的陳述終於打動了蔣介石，蔣氏遂決定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因胡氏尚在美國，歸國之前，國民政府任命傅為北大代理校長，並聘為西南聯大常務委員。在這種情形下，傅“不得不勉強答應”【11】。
遠在美國的胡適對蔣夢麟的選擇從一開始就持冷靜的觀望態度，在傅斯年、鄭天挺、周炳琳等滿含悲憤口誅筆伐之時，他以和事佬的身份不溫不火地為蔣開脫，並強調夢麟此舉實乃是“為政府征調，隻是暫局”雲雲，以此消融北大諸教授的怨憤。在得知自己被任命為北大校長後，胡適在給朋友的信中，極富理性、得體地說道：“將來弟歸國，若不得已，亦願與孟真分勞，暫代一時，以待孟鄰兄之歸……”【12】胡適此言，是否出於真心不得而知，或隻是為保持朋友間的友誼與共同的情麵故意擺出的姿態與客氣話，或真有暫代一時之意。隻是蔣夢麟此次一別竟成永訣，再也沒有機會回到他付出過心血，充溢著光榮與夢想的北京大學校園了。
1945年9月20日，傅斯年以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的身份參加了在重慶召開的全國教育善後複員會議。會議就內遷教育機關的複員以及教育秩序整頓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和議決，參加者有朱家驊、翁文灝、李石曾、蔣廷黻等學界大腕。傅氏在會上極其活躍與情緒化地指手畫腳，並公開為朱家驊出謀劃策，其出格的形態立即引起了相當一部分與會者的反感。原清華大學曆史係主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時為善後救濟總署署長的蔣廷黻對傅氏張牙舞爪的做法更是深惡痛絕，當場不無諷刺地謂傅斯年是“太上教育部長、太上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太上北大校長”。傅聽罷反唇相譏，說自己隻做“太上善後救濟總署署長”。蔣廷黻見傅氏臉呈豬肝色動起怒來，怕引起對方心髒病複發，遂不再攻擊。事後，傅斯年在給妻子俞大綵的信中道出了自己的委屈：“事實是騮先好與我商量，而（他）十之七八不聽，然而外人不知也，以為他的一切由我負責。”【13】通過這次會議，傅斯年更加認清了局麵的複雜與派係爭鬥的險惡，他在給北大法學院院長周炳琳的信中不無憂慮地說道：“弟貿然代理，半年之後，必遭天殃，有不得不與兄等約者，弟固跳火坑矣，而公等亦不當立於高峰之上，搬請以為樂也，除非大家努力，齊一步驟，此局不易維持也。北大之敵人多矣，隨時可來算賬，且此時不攘外即無以自立，此尤使弟鬥誌奮發，而又不得不戒懼者也。”【14】傅氏在憂慮與恐懼的同時，也立下了不惜掄拳開打的決心和鬥誌。
重慶會議之後，傅斯年即委派北大教授陳雪屏與鄭天挺由昆明趕往北平，接收北大校產，為學校複員做準備。當陳、鄭抵達北平後，首先遇到的頗感頭痛的麻煩就是偽“北大”教員問題。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北京大學教職員工與學生根據政府的指令倉皇南下，占領北平的日軍利用原校舍和來不及遷運的圖書設備，又成立了一個偽“北京大學”，招生開課，對中國青年進行奴化教育。當時仍留在北平並漸漸墮落為漢奸的湯爾和、錢稻孫、鮑鑒清等人先後出任偽北大“總監督”和“校長”等職，周作人和著名古器物與古文字學家容庚等沒有南遷的原北大、燕京大學教授也相繼下水。周氏出任偽北大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容氏出任文學院教授。此次陳雪屏在北上途中已接到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令其接收北平日偽各校的學生，辦理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傅斯年向來最痛恨不講民族氣節的儒生文士，對他的先祖傅以漸當年沒有參加抗清複明運動，並且還參加了清朝入關後首次科舉考試並得中，一直耿耿於懷，並深以為恥。如今對與自己同一時代，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不顧名節和民族大義，甘願為日本小鬼驅使的大小知識分子更是深惡痛絕，恨不得立即將其擒獲推出轅門斬首而後快。傅一接手北大事宜，即在報上發表聲明，拒絕漢奸進入複員後的北大。
10月底，傅斯年由重慶飛往北平，陳雪屏等人到機場迎接。傅走下飛機第一句話就問陳與偽北大教員有無交往，陳回答說僅限一些必要的場合。傅聞聽大怒道：“漢賊不兩立，連握手都不應該！”【15】當場表示偽校教職員堅決不予錄用，全部都要屎殼郎搬家——滾蛋。同時傅表示要請司法部門將罪大惡極的儒林敗類捉拿歸案，打入囚車木籠，來個“斬立決”或“梟首示”，等等。
11月28日，傅斯年於《大公報》再度發表公開聲明，斬釘截鐵地提出：“北大將來複校時，決不延聘任何偽北大之教職員……至於偽北大之學生，應以其學業為重，現已開始補習，俟補習期滿，教育部發給證書後，可以轉入北京大學各係科相當年級，學校將予以收容。”
蝸居在北平的偽大學教員們一看傅斯年擺出秋風掃落葉一樣的無情架勢，既驚又怕又怒又恨，特別是按照陸軍總部“征調”偽敵人員服務辦法進入補習班任教的偽北大教授，更是惱羞成怒，不僅四處鼓噪，還企圖渾水摸魚，負隅頑抗。偽教授們經過一番密謀，暗中聯合起來以罷課相要挾，不承認自己按偽敵人員被“征調”，而是國立北京大學永久的合法教授，或者說“我們就是國立北京大學”。與此同時，偽教授們聯合起來向時任北平行營主任的李宗仁請願，強烈要求入主複員後的北大，繼續擔當傳道授業解惑、萬世不朽的人類靈魂工程師。為此，偽北大教授、古器物學家容庚還於11月7日在北平《正報》發表了答傅斯年書，以示抗議和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書曰：
孟真足下：
盧溝橋事變正當庚南歸過漢之時。在粵逗留四月，北平已陷，南京岌岌。庚以燕大職責，乃複北歸，黽勉四年，成《重訂金文編》、《商周彝器通考》數書。教育部授以二等獎狀。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繼續聘為通信研究員，不虞之譽誠非所堪，差幸不見棄於國。太平洋事變，燕大教務長司徒雷登先生握手告餘曰：“吾輩希望之日至矣。”庚自念吾國百年積弱，庶幾奮發為雄乎！燕大複校於成都，同仁多西去，八妹媛亦從之而西。而庚獨戀於北平者，亦自有故：日寇必敗，無勞跋涉，一也。喜整理而拙玄想，舍書本不能寫作，二也。二十年來搜集之書籍彝器，世所希有，未忍舍棄，三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素性倔強，將以一試餘之堅白，四也。淪陷區之人民，勢不能盡室以內遷；政府軍隊，倉皇撤退，亦未與人民以內遷之機會。荼毒蹂躪，被日寇之害為獨深；大旱雲霓，望政府之來為獨切。我有子女，待教於人；人有子女，亦待教於我。則出而任教，餘之責也。策日寇之必敗，鼓勵學生以最後勝利終屬於我者，亦餘之責也。……日寇之不得呈誌於教育界，自淪陷以迄於今。教員之苦，至近兩年而極。教授最高之月俸，曾不足以購百斤之米，或一噸之煤。故破衣惡食，斥賣書籍家具以為生者比比皆是。兼任講師，受苦尤甚。至有步行往返四小時於道路而授課二小時者。其所得遠不如賣煙拉車之輩為優。堅［艱］苦卓絕，極人世悲慘之境，果為何乎？固知吾國之不亡，教育之不當停頓，故忍受而無悔也。漢奸乎？漢忠乎？事實俱在，非巧言所能蒙蔽者，固願受政府之檢舉裁判而無所逃避。在日寇則視吾輩為反動，在政府則視吾輩為漢奸，啼笑皆非，所謂真理，固如是乎？天乎？尚何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