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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庚 白【16】
對容氏這種漢奸還是漢忠、之乎者也的巧言詭辯，傅斯年嗤之以鼻，毫不妥協，向北平的特派記者發表了愛憎分明的談話。1945年12月2日，北平《世界日報》披露了談話內容：
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已由昆明返渝，準備赴平，頃對記者談：“偽北大之教職員均係偽組織之公職人員，應在附逆之列，將來不可擔任教職。至於偽北大之學生，應以其學業為重，已開始補習，俟補習期滿，教育部發給證書後，可以轉入北京大學各係科相當年級，學校將予以收容。”傅行期未定，校長胡適，傳明春或返國。
就在傅的聲明刊出之時，偽北大文學院院長周作人正貓在北平八道灣的“苦茶庵”，一邊飲著苦茶，一邊悠閑地寫著叫作《石板路》的散文小品。文中極具感情色彩地回憶了他的故鄉紹興石板路與石橋的優美。文章在結尾處寫道：
“冥冥風雨宵，孤燈一紅揭。熒光散空虛，燦逾田燭設。夜間歸人稀，隔林自明滅。”這所說是杭州的事，但大體也是一樣。在民國以前，屬於慈善性的社會事業，由民間有誌者主辦，到後來恐怕已經消滅了吧。其實就是在那時候，天燈的用處大半也隻是一種裝點，夜間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總須得自攜燈籠，單靠天燈是決不夠的。拿了“便行”燈籠走著，忽見前麵低空有一點微光，預告這裏有一座石橋了，這當然也是有益的，同時也是有趣味的事。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記，時正聞驢鳴【17】
文末所謂的“驢鳴”，是對傅斯年發表聲明的回應。周作人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見報載傅斯年談話，又聞巷中驢鳴，正是恰好，因記入文末。”【18】
1937年北平淪陷後，學術文化界人士紛紛南下，周作人卻堅持不肯離去。他當時幻想在北平隱居下來，脫於紅塵之外，以教書、寫作、翻譯為生，繼續過那恬淡平靜的“苦茶庵”生活。這年9月，他在致《宇宙風》編輯的公開信中，以漢代的蘇武自況，明確告知“關心我們的人”，“請勿視留北諸人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雲雲。【19】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中遇刺，因子彈打在紐扣上而幸免於難，他誤認為是日本人向其施加壓力，給以顏色。周遂於槍殺事件發生未久，懷著驚恐之心接受了偽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一職，隨後又接受了偽北京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等職，一隻腳落入“水中”。1940年12月，他再次“榮升”為“華北教育督辦”、南京汪偽政府“國府委員”、日偽“華北綜合調查所副理事”等職，整個身子已全部泡到汙泥濁水裏去了。
魯迅在1932年曾說過這樣一句話：自《新青年》團體散掉之後，“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20】。這說的是與他自己有關的小團體。而論到革命者與革命軍的時候，也說過類似的話：“因為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21】魯迅不厭其煩說這些話的時候可能還沒有料到，他的弟弟竟位列其內——很不幸，屬於最讓人不齒的“叛變”一類。
周作人的下水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存留於他腦海中的亞洲主義思想、“亡國論”思想、曆史循環思想以及他對日本民族的感情等，都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而自1927年以來，他追求所謂的“得體地活著”，以及自譽為修煉得大徹大悟，超越了人間是是非非，進入超凡脫俗的活佛與神仙境界，因而任何庸俗的舉動也就無傷大雅，甚至可以化俗為雅等論調，都是促其“下水”的引子。
當然，這個“引子”有一定的時代背景與思想基礎，非一朝一夕即能形成。“九一八”事變之後，周作人的投降主義漸露端倪，在《關於英雄崇拜》一文中，居然嘲諷起文天祥的殉國，謂“文天祥等人的唯一好處是氣節，國亡了肯死，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們對於他應當表欽敬，但是這個我們不必去學他，也不能算是我們的模範。第一，要學他必須國先亡了，否則怎麼死得像呢？我們要有氣節，須得平時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國時為期，那未免犧牲得太大了。第二，這種死於國家社會別無益處。我們的目的在於保存國家，不做這個工作而等候國亡了去死，就是死了許多文天祥也何補於事呢。我不希望中國再出文天祥，自然這並不是說還是出張弘範或吳三桂好，乃是希望中國另外出些人才，是積極的，成功的，而不是消極的，失敗的，以一死了事的英雄。”【22】全國軍民抗戰前夕，周作人又寫過《嶽飛與秦檜》之類的文章，公然為秦檜翻案，否定了主戰的嶽飛為忠義之臣、秦檜主和為奸相的曆史論斷。他於1936年7月寫的《再談油炸鬼》一文中說：“秦檜原不是好人，但他隻是一個權奸，與嚴嵩一樣，（還不及魏忠賢罷？)而世間特別罵他構和，這卻不是他的大罪。”“秦檜主和，保留得半壁江山，總比做金人的奴皇帝的劉豫張邦昌為佳，而世人獨罵秦檜，則因其殺嶽飛也。”“關於秦始皇王莽王安石的案，秦檜的案，我以為都該翻一下。”又說：“這裏邊秦案恐怕最難辦，蓋如我的朋友（未得同意暫不舉名)所說，和比戰難，戰敗仍不失為民族英雄（古時自己要犧牲性命，現在還有地方可逃），和成則是萬世罪人，故主和實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見與道德的毅力也。”【23】此等說辭，似是為他自己落水成為漢奸找到了論據。
當傅斯年初次發表對偽北大教職人員處理辦法的談話後，周作人自視為傅斯年師輩人物，又同屬“新文化運動”陣營中的盟友，遂以老前輩的姿態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對自己下水做日人走狗的曆史罪過無絲毫懺悔之情，反而口氣蠻橫強硬，理直氣壯地令傅把自己作為特殊人物予以照顧，口出狂言連帶警告性地說道“你今日以我為偽，安知今後不有人以你為偽”等語，滿紙透著一股茅房的石頭——又臭又硬的惡劣氣味。傅斯年當即揮毫潑墨，痛斥道：“今後即使真有以我為偽的，那也是屬於國內黨派鬥爭的問題，卻決不會說我做漢奸；而你周作人之為大漢奸，卻是已經刻在恥辱柱上，永世無法改變了。”【24】
令周作人沒有想到的是，當飲罷最後一杯苦茶，寫畢《石板路》的小品文後的第四天，即1945年12月6日，他就因漢奸罪被捕入獄，這篇短文與“聞巷中驢鳴”，也就成了他漢奸生涯的一曲絕響。
許多年後的1971年5月9日，台北《中國時報》副刊發表了南宮搏《於〈知堂回想錄〉而回想》一文，其中一段說：“我曾寫過一篇題為《先生，學生不偽！》，不留餘地地指斥學界名人傅斯年。當時自重慶到淪陷區的接收大員，趾高氣揚的不乏其人，傅斯年即為其中之一。我們總以為學界的人應該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自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時，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麵目，連‘偽學生’也說得出口！——他說‘偽教授’其實也可恕了。要知政府兵敗，棄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個人都亡命到後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敵偽統治下，為謀生而做一些事，豈能皆以漢奸目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說說容易，真正做起來，卻並不是叫口號之易也。何況，平常做做小事而謀生，遽加漢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
此文刊出後，許多人不以為然，曾被魯迅指斥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的著名學者、教授梁實秋就曾出麵回應道：“南宮搏先生的話自有他的一麵的道理，不過周作人先生無論如何不是‘做做小事而謀生’，所以我們對於他的晚節不終隻有惋惜，無法辯解。”【25】
就在周作人與傅斯年叫板兒對陣之時，傅斯年於重慶再度對記者發表長篇談話，就偽北大教職人員去留問題發表了四點嚴正聲明。12月8日，北平《世界日報》做了如下報道：
（本報重慶特約航訊)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對偽北大教職員，好像抱有一種義憤填膺，不共戴天的憤怒。除在十月三十日，我已將他賭咒發誓不肯錄用偽北大教職員的談話，專電報告外。今天，我於前兩日參加教育部朱部長的記者招待會之後，我一早冒著迷濛的細雨，再去訪問他。對這位患著血壓過高而又愛國狂熱的傅先生，我想更詳盡地聽聽他的意見。在傅先生的寓所裏，開門見山。
傅斯年向記者提出了四點重要聲明：
一、專科以上學校，必須要在禮義廉恥四字上，做一個不折不扣的榜樣，給學生們，下一代的青年們看看！北大原先是請全體教員內遷的，事實上除開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沒有內遷的少數教員也轉入輔仁、燕京任教。偽北大創辦人錢稻孫，則原來就不是北大的教授。所以現在偽北大的教授，與北大根本毫無關係。二、朱部長向我說過，偽北大教員絕無全體由補習班聘請任教之事，而係按照陸軍總部征調偽敵人員服務辦法，征調其中一部服務，不發聘書，與北大亦無關係。三、北大有絕對自由，不聘請任何偽校偽組織之人任教。四、在大的觀點上說，如本校前任校長蔣夢麟先生，如明春返國的胡適校長，北大教授團體及渝昆兩地同學會和我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無論現在將來，北大都不容偽校偽組織的人插足其間。
當記者提到青年學生時，傅慨然說道：“青年何辜，現在二十歲的大學生，抗戰爆發時還不過是十二歲的孩子，我是主張善為待之，予以就學便利……據我所知，偽北大文理法三院教授的標準，就學問說，也不及現在北大教授的十分之一。很快地北大明夏就要複遷返北平了，以北大資格之老，加上胡適校長的名望，一定能夠聘到許多第一流的教授。所以偽校教員不用，對學生是絕對有利的。這一點朱部長也再三表示支持，相信北平的青年學生，也不會輕易受人欺騙。”
當記者談到北平的文化漢奸，傅幽默地說他們的“等類不同”，有一種是消極而不能自拔的，如周作人，原來享有聲望，如今甘心附逆，自不可恕；另一類是錢稻孫型，那才是積極性的漢奸，在北平淪陷之前，錢稻孫就做了許多令人懷疑的事兒，當時有人問他中國會不會亡國，他答以“亡國倒是萬幸”。問的人很驚詫，再問如何才是不幸，他竟說：“不幸的是還要滅種！”而且那時候北大教授準備內遷時，他曾多方企圖阻撓，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兒。
最後記者問對周作人、錢稻孫之類的漢奸如何懲辦，傅斯年用爽朗的山東口音說：“我不管辦漢奸的事，我的職務是叫我想盡一切辦法讓北大保持一個幹幹淨淨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最後，傅斯年特別強調：“這個話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說的。”
這個聲明發表之時，周作人已入獄兩天，無法繼續與之叫板對罵了，而一直貓在北平小胡同中的偽北大教授容庚見傅斯年一意孤行，毫無通融的餘地，便以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員的身份，尾隨傅從北平至重慶繼續糾纏。
容庚出生於清末廣東一個書宦之家，自小受到家風的熏陶，對古文字古物情有獨鍾。1924年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畢業，留校任教一年後轉於燕京大學任教。1928年8月，傅斯年在廣州籌備史語所時，打報告向蔡元培、楊杏佛請求禮聘的23名特約研究員中，排在李濟之後，名列第11位的就是正在燕京大學任教的容庚。而盛極一時的徐炳昶、袁複禮、羅家倫、楊振聲、羅常培、丁山等均位列其後，由此可見傅對容的看重。郭沫若亡命日本時，所撰寫的幾部與考古學、古文字學有關的著作，包括著名的《卜辭通纂》《兩周金文辭大係》，有相當一部分材料是容氏為之搜集提供的。後來郭沫若曾說：“若是沒有容庚的幫助，我走上研究金文的道路，恐怕也是不可能的。”【26】後來容氏立下宏心大願，以八年的時間，專門從事商周青銅器的綜合研究，終於在1941年完成了《商周彝器通考》這部開創性的巨著。此書的出版在學術界受到廣泛讚譽，許多年後，仍有學者認為是一座不可超越的學術高峰，謂此著“標誌青銅器研究由舊式金石學進入近代考古學的裏程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半個多世紀以來，至今還沒有一部研究青銅器的同類著作能夠像它這樣全麵和係統，充分顯示它具有無與倫比的科學價值” 【27】。不過，容氏撰寫這部大作之時，已轉到偽北大任教了。盡管學術事業有成，但抗戰八年也是彰顯民族大義與個人名節的分水嶺與試金石，在這道分水嶺上，許多人成了學術與人格的分裂者。在大是大非麵前，原本的朋友已變成了敵人，正如古人所言“漢賊不兩立”是也。
當容庚風塵仆仆地由北平來到重慶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找到傅斯年欲當麵理論時，傅拍案而起，搖晃著肥胖的身子指著容氏的鼻子破口大罵：“你這個民族敗類，無恥漢奸，快滾，快滾，不用見我！”當場命人將容氏按倒在地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濘遍布的馬路上。第二天，《新民報》登載此事，標題：《傅孟真拍案大罵文化漢奸，聲震屋瓦》。【28】後來，容氏得到高人指點，重新換了衣服，洗掉滿身的汙泥，再度登門拜訪，表示要謝罪改過，重新做人雲雲。傅斯年思慮半天，才勉強接見，但仍不允其到北大任教。灰頭土臉的容庚隻好托李宗仁的關係準備到廣西大學教書，後未成行，轉聘於嶺南大學，終其一生，再也沒能邁進北京大學的門檻。
◎ 重返平津
經過近一年的吵鬧叫罵、陰謀與陽謀的交鋒對壘，位於昆明的西南聯大各色人等，隨著學潮此起彼伏，在風雨瀟瀟、鮮血激蕩中，翹首以待的三校複員之日終於到來了。【29】
1946年5月4日，西南聯大師生與特邀來賓在校圖書館前的廣場上，舉辦了校史上最後一次結業典禮。唯一在昆明統攬全局的聯大常委梅貽琦做了具有曆史紀念意義的報告，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代表湯用彤、葉企孫、蔡維藩相繼致辭。會後，全體師生來到校舍後麵的小山，樹起了代表聯大師生情感與精神寄托的紀念碑。按照傳統的款式，紀念碑署名分別是：“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撰文，中國文學係教授聞一多篆額，中國文學係主任羅庸書丹。”碑的背麵刻著西南聯大自抗戰以來834名參軍入伍學生的名單。
當馮友蘭朗誦完紀念碑碑文後，揭幕儀式開始。曆經八年的聯大生活就此宣告結束。除師範學院繼續留在昆明改稱國立昆明師範學院（南按：即後來的雲南師範大學），其他師生分批北返平津，當天即有90多人乘卡車北上。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校歌響起，汽笛聲聲。師生們整日在校園相聚時，尚不覺得有什麼，而一旦分別，才驀然感到各自的靈魂緊緊地連在了一起，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教授與學生對望無語，相擁而泣，戀戀不舍地離開了春城與腳下那塊水乳交融的紅土地。
就在聯大學生北返平津一個月後的6月5日，遠在美國的胡適昂頭挺胸，精神抖擻地健步登上客輪甲板，在太平洋激蕩的清風綠浪中，離開紐約回歸祖國。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下午三點半開船。
此次留美國，凡八年八個月（Sept. 26，1937到June 5，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