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美國！別了，紐約！【30】
富有意味的是，當胡適乘坐的輪船在太平洋行駛30天，終於在7月5日靠近上海這離別近九年的城市與故土時，迎接他的不是鮮花彩虹，而是狂風暴雨和如血的殘陽。——這是一個“主大凶”的預兆，隻是被雨水澆暈了頭的胡適當時並沒有真正意識到這個預兆對他來說意味著什麼。
胡適一到北平，傅斯年踐行了當初的承諾，主動把自己坐得溫熱的交椅用毛巾擦了擦，搬到胡老師屁股下連扶加抬地把他請了上去。笑逐顏開的胡適盡管有點兒不好意思，還是打著哈哈當仁不讓地坐了上去。傅斯年不但要把胡老師扶上北大第一把交椅，還要按中國“扶上馬，送一程”的老規矩，再送夫子一程，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仍留在北平，把一切敵對勢力和半敵對勢力蕩平鏟除之後方可卸職。
此前，傅斯年在給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說道：“大批偽教職員進來，這是暑假後北大開辦的大障礙，但我決心掃蕩之，決不為北大留此劣根。”又說：“在這樣的局麵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個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31】正是由於這樣的決心和實際行動，偽北大教職員與部分相關人員，才稱傅斯年是胡適手下的一名好勇鬥狠的惡劣打手，而傅卻自稱是一名“鬥士”。
此時的胡適與1937年去美國前的北大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大不同了，他在美國大使任上的成就和攢聚的國際聲望，尤其是一手把日本拖入太平洋戰爭的空前傑作，使他頓時聲光四射，為世界矚目。【32】
胡適一旦回國並踏入北大校園，如同潛龍出淵，虎入深山，再度嘯傲士林，俯瞰政壇。曆史的風雲際會把胡氏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世俗地位和聲名也隨之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胡適的巨大影響使他不但成為中華大地上教育、文化、學術界的“帥”字號人物，而且一舉成為政壇上象征性的盟主——盡管虛幻多於實際。在“帥”旗飄揚中，同樣沉浸在虛幻迷惘中的各色人等從四麵八方雲集而來，於亂世蒼茫中企圖求得一方良藥，以壯行色。而此時的胡適一掃九年來在美國受的委屈，特別是孔宋集團的窩囊之氣，野心頓發，開始搖動令旗呼風喚雨。按當時出任北大校長室秘書的鄧廣銘的說法，頭頂五彩光環、身佩盟主“帥印”的胡適，不但“立誌要把北大辦好，也不但以華北地區教育界的重鎮自任，而是放眼於全中國的高等教育事業，是以振興中國的高等教育為己任的”【33】——如此強勁的勢頭與做法，令許多人為之側目，無怪乎當初傅斯年薦其出任北大校長時，作為教育部長的朱家驊漠然處之。
但書呆子氣仍未完全脫盡的胡氏，沒有意識到鬥轉星移，更沒有想到，這一“宏大敘事”式的光輝藍圖，很快就像自己歸國時遭遇的西天彩虹，瞬間化為泡影。
此時的北平已不再是1937年前的北平，而此時的北大也自然不再是當年的北大了。在急劇動蕩的大時代，政治腐敗，經濟崩潰，教授與學生皆陷入生存困境難以自拔。四顧茫然中，中共地下組織趁機發動學潮，展開與國民黨政權的鬥爭。如果說抗戰前中共潛伏於各大學的地下組織尚屬零散、隱蔽，如今幾乎已是公開的大規模的運動了。在“動地走雷霆”（郭沫若詩句）的滾滾學潮湧動中，胡適的大旗很快就淹沒在一片浩瀚激蕩的洪流赤水之中。
此前的5月4日，傅斯年由重慶抵平，正式籌備北大複校事宜。21日，針對西南聯大學潮吵鬧不息與聯大教授聞一多、吳晗等人的嚷嚷不止，傅氏極為憤慨地發表公開宣言，謂：“關於學生運動，今日學生水準，不夠為未來之建國人才，甚望能安心讀書，專門做學問，學術絕對自由，惟不可作為政治鬥爭之工具。”【34】這年7月底，複員的清華、北大、南開三校聯合招考先修班學生，考生被錄取後可自由選擇學校與專業，根據國內情形，共分七個考區，分別為上海、北平、昆明、廣州、重慶、武漢及天津。成績公布後，七區成績以上海考生為最佳，昆明考生最差。對此，傅斯年對記者發表談話，頗為感慨地說：“昆明區成績最差，因高中學生從事政治活動，而疏忽功課所致。”因此“奉勸昆明同學今後為自己前途著想，努力學業，何必替人家做墊腳石”。【35】
同年8月4日，精疲力竭的傅斯年在北平《經世日報》發表《漫談辦學》一文，提請政府與學校當局負起應有的責任。麵對啼饑號寒的師生，政府必須提高其待遇，“不要視之如草芥，這道理尤其應該請行政院院長宋公明白……我們北京大學的教授，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從來沒有為鬧待遇而罷課、而發宣言，這是我們的自尊處。但若宋公或他人以為這樣便算無事，可就全不了解政治意義了”。傅斯年明確表示，在風起雲湧的社會大動蕩中，各校皆是麵黃肌瘦的教員與衣食無著的學生，形同難民丐幫，希望他們不鬧事生非，實在是不近情理的事兒。但就校長與教授一方，必須打起精神，拿出為青年、為人類的赤膽忠心。如其不然，學校是假的，不如不辦，免得誤人子弟雲雲。
傅氏以教育界大佬的身份，為維護風雨飄搖的國民政府做最後努力。他以嚴肅的態度和鮮明的政治立場指出：“學校必須有合理的紀律。這些年來，學校紀律蕩然，不知多少青年為其所誤，風潮鬧到極小的事，學生成了學校的統治者。這樣的學校，隻可以關門，因為學校本來是教育青年的，不是毀壞青年的。大凡學生鬧事可分兩類，一、非政治性的，非政治的風潮，每最為無聊，北大向無此風。二、政治性的風潮，政治性的必須要問是內動的或外動的。去年年底我到昆明去處理學潮，在最緊張中，老友馮芝生笑對我說：‘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這因為我是五四運動之一人，現在請人不鬧風潮，故芝生以為可笑也。當時我對朋友說，五四與今天的學潮大不同。五四全是自動的，五四的那天，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扛著大旗，直赴趙家樓，所以我深知其中的內幕，那內幕便是無內幕。現在可就不然了，某處（南按：指延安）廣播一下，說要求美軍撤退，過了幾天，學生便要求美軍撤退，請問這是‘為誰辛苦為誰忙？’這樣的學生運動，我是很不願意它和五四相提並論的。我們不當禁止青年作政治運動，但學校應該是個學校，應該有書可讀。若弄得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豈不失了學校存在的意義？青年人多是不成年的人，利用他們，豈不是等於用童工？教員有他的職業的本分，就是好好教書。若果誌不在此，別有所圖，豈不是騙人？騙人者不可為人師。受騙者，應該先開導他，開導不成，必須繩之以紀律。今人皆知五四趙家樓之一幕，而忘了護校之一幕，甚為可惜。”
最後，傅斯年以總結性的口吻說道：“我這幾個月負北京大學的責任，實在一無貢獻，所做都是些雜務的事，隻是一條頗堪自負的，便是‘分別涇渭’，為北京大學保持一個幹淨的紀錄。為這事，我曾對人說，‘要命有命，要更改這辦法決不可能’，所以如此，正是為北大將來的學風著想。”【36】
這是傅斯年首次坦率直白地向社會各界公開自己的政治觀點，也是正式抽身北大的告別演說，內中不無對這所風雨急驟的著名學府未來的焦心與憂慮。當然，日後的北大校園是江水滔滔，還是洪流滾滾，或者在洶湧澎湃的學潮與社會鼓蕩中走向複興還是衰落，他這位被蔣廷黻所譏諷的“太上校長”就顧不得許多了。此時他的大本營兼老巢——四川李莊郊外山頂上的板栗坳，蟄居於山野草莽中的史語所同人，已連連拍發電報催其火速回返，以處理日積月累的複雜事務、人際關係與回遷等一連串棘手事宜。代理所長董作賓在電報中稱：“同濟大學已開始回遷上海，所內人心浮動，惶惶不安，皆盼早日返京。請兄務於百忙之中回所視事，以定具體複員計劃，穩定局麵。”【37】
對於李莊方麵急切的呼喚與期盼，傅斯年不能聽而不聞而留在北平繼續拖延下去，手心手背皆是自己的肉，且李莊的老巢遠勝過北大的臨時帳篷——史語所才是自己名正言順的職責所在，也是立身處世的最大本錢。於是，滿頭大汗的傅斯年不得不撂下協助胡適“複興北大”的挑子，搓搓雙手，卷起那張一直隨身攜帶的狗皮褥子，搖晃著肥胖的身軀離開故都北平，氣喘籲籲地登上飛機舷梯匆匆向南飛去。隻是，他要落腳的地點不是離李莊相對較近的重慶或成都，而是南京。——因為，令他一直掛懷於心的陳寅恪，此時已從美國返國並攜家居住於南京俞大維公館，傅斯年此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探訪老友陳寅恪。
注釋：
【1】《第二次世界大戰簡史》，孟慶瑞著，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
【2】【4】《蔣介石年譜》，李勇、張仲田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3】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載台北《中央日報》，1950年12月31日。
【5】王作化、王晉陽《第一個報道日本正式簽字投降的中國記者》，載《縱橫》，2005年第9期。
【6】鄭天挺《南遷歲月——我在聯大的八年》，載《聯大歲月與邊疆人文》，南開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7】《致胡適》，載《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歐陽哲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8】【9】鄭克揚《北大複校時期的傅斯年與鄭天挺》，載《文史精華》，1999年第7期。
【10】1945年8月8日，西南聯大教授江澤涵在給胡適的信中寫道：“昨天蔣（夢麟)校長在昆明請北大教授茶會。他說騮先、孟真兩先生勸他辭北大校長，因為他兼任北大校長，違反他手定的大學組織法。他說他從前未想到此點，故打算兼任，現在他覺得必須辭職了。”（見《江澤涵致胡適》，載《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最後蔣夢麟被迫辭去北大校長一職。
【11】朱家驊《悼亡友傅孟真先生》，載台北《中央日報》，1950年12月31日。
【12】《胡適致朱家驊、蔣夢麟、傅斯年》，載《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孟鄰，蔣夢麟號。
【13】【31】《傅孟真先生年譜》，傅樂成撰，載《傅斯年全集》，第七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年出版。
【14】《致周枚蓀》，載《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歐陽哲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5】陳雪屏《北大與台大的兩段往事》，載台北《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一期，1976年1月。
【16】容庚《與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一封公開信》，載《正報》，1945年11月7日。
【17】《過去的工作·石板路》，載《周作人集》（上），止庵編注，花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
【18】《周作人日記》，第三冊，周作人著，大象出版社1996年出版。
【19】《與陶亢德書五通》，載《周作人集外文》（下），陳子善、張鐵榮編，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5年出版。
【20】《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載《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
【21】《二心集·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載《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
【22】《關於英雄崇拜》，載《苦茶隨筆》，周作人著，上海北新書局1935年出版。
【23】《瓜豆集·再談油炸鬼》，載《周作人集》（上），止庵編注，花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文中所說那位鼓吹“和比戰難”的“朋友”，即指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
【24】鄧廣銘《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載《台大曆史學報》，第二十期，1996年11月。
【25】梁實秋《憶周作人先生》，載《梁實秋散文》，第三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9年出版。
【26】《古文字大師容庚助郭沫若步入金文研究》，載《新快報》，2004年11月12日。
【27】曾憲通《容庚先生的生平和學術貢獻》，載《容庚文集》，曾憲通編，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28】傅振倫《我所知道的傅斯年》，載《傅斯年》，聊城師範學院曆史係等篇，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9】1945年底，昆明爆發學潮，繼蔣夢麟之後出任西南聯大常委的傅斯年奉命前往處理。事情的經過與傅氏對此事的態度，從次年1月5日傅致俞大綵信可略知大概。信中說：“昆明學潮之起源，校內情形複雜，固為一因，但當局措施荒謬，極為重要。十一月廿五日晚上，學生有會，地方當局（關麟征、李宗黃、邱清泉）禁止，學生仍開，遂在校外大放槍炮，幸未傷人，次日罷課。學校當局一麵向地方當局抗議，一麵勸令學生複課。乃李宗黃（代理主席）所組成之‘聯合行動委員會’，竟於十二月一日派大隊人分五次打入聯大，兩次雲大。其中一次有人在師範學院放炸彈，死者四人，鋸去大腿者一人，還有一人可成殘廢，此外重輕傷十餘人。此等慘案，有政治作用者豈有不充分利用之理？四個棺材一條腿，真奇貨可居，全昆明市鬧得不亦樂乎。我就是在此情況下到昆明的（四日）。我對於李宗黃等之憤慨，不減他人，同時也希望學校能複常軌。我的辦法，真正敢作[做]敢為，彼時大家洶洶，居然能做到不出新事件。到了十一、二日，我本有可以結束之希望，忽知其不易（以有黨派鼓動），隨又轉變一種辦法，即加壓力於學生也。此時梅已返校（南按：梅時正在北平辦理清華複校事務），我們二人請辭職，教授決議，如學生不複課，即總辭職。有此壓力，有的上課，而學生會亦漸漸下台。我走時，此局已定，有尾巴，我不讚成再讓步，由梅料理，故我先走。大致說，廿日上課者約十分之一，廿四日上課者約十分之二，廿六日全上課。我於廿四日返渝。”（見《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歐陽哲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部分文字、標點，另據傅樂成油印本《傅孟真先生年譜》引文校正之）是時，李宗黃代理雲南省政府主席，關麟征為雲南警備總司令，邱清泉乃駐昆第五軍軍長。
【30】《胡適日記全編》，第七冊，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32】美國著名史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畢爾德（Charles Austin Beard）在他的名著《一九四一年，羅斯福總統與大戰之序幕──現象與事實之研究》（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 1941：A Study in Appearances and Realities）一書中，視胡適為日軍偷襲珍珠港的罪魁禍首。畢爾德在書中所說的大意是：美日之戰本來是可以避免的，而羅斯福總統為了維護美國資本家在亞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頗為幹練的中國大使胡適的圈套，才惹起日軍前來偷襲珍珠港，最終把美國拖入了可怕的世界大戰。
畢爾德所言雖不免過於誇張，但也透出了一個內在的事實，即胡適當年之所以接受使美職務，便是為此一“大事因緣”而來：“胡適在大使任內，運用一切方式和力量推動美、日交惡，是眾所周知的。他一心一意要把美國帶進太平洋大戰，使中國可以有‘翻身’的機會。”（見《重尋胡適曆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餘英時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而隨著美、英等國正式對日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爆發，胡適的“大事因緣”也就此了結。這個時候的胡適再也不能忍受宋子文、孔祥熙等“皇親國戚”政治集團的擠壓與羞辱，毅然決定掛冠而去。在美國閑居了幾年後，總算以北京大學校長的身份體麵地歸國。
【33】鄧廣銘《漫談我和胡適之先生的關係》，載《回憶胡適之先生文集》，第二集，李又寧主編，紐約：天外出版社1997年出版。
【34】《傅斯年談北大複校》，載《申報》，1946年5月21日。
【35】鄭芳《隨筆而書》，載《中央日報》（昆明），1946年12月3日，第6版《新天地》欄目。
【36】載《傅斯年全集》，第六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年出版。
【37】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藏《傅斯年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