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工作人員又在鄭州之西靠近洛陽的偃師縣地界發現了另一座古代城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銅禮器與其他器物，經世界最先進的放射性碳-14測定和樹輪校正，該城址的建造年代與鄭州商城基本相同，因而有考古人員認為是商湯建國的西亳，或太甲流放的桐宮。【52】
真正被科學發掘和科學儀器檢測所證實為夏代某個王所居都城的，是偃師西南約九公裏處的二裏頭遺址。這個遺址自1959年被考古學家徐旭生發現後，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即組織考古人員進行發掘，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終於發現了大型宮殿遺址和為數眾多的青銅禮器以及鑲綠鬆石的銅牌和用此石製造的龍形器物等國之重寶。按曆史文獻記載，夏王朝初年應在公元前23世紀和公元前21世紀之間，距今約4000年以上。中國政府“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自1996年啟動後，二裏頭遺址就成為追索、研究夏文化是否存在的重點目標。工程利用北京大學建立的世界最先進的NEC加速器質譜計，對二裏頭出土遺物進行放射性碳-14測定，在此基礎上進行更精確的樹輪校正，得出的年代為距今3900年以下。麵對出土遺物特征和碳-14檢測結果，學者們斷定二裏頭遺址就是夏朝中後期的都城。至於是夏朝太康王所居的都城斟鄩，還是後羿或桀所居的斟鄩，尚難有定論（南按：《竹書紀年》：“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亦居之。”），但這個遺址作為夏朝的文化遺址已得到專家的確認。1997年11月，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辦公室組織50位國內一流專家學者赴二裏頭遺址考察，並達成共識，即：二裏頭文化遺址和出土遺物就是夏文化的實證。【53】
自此，湮沒於曆史深處的夏王朝正式從疑古派號稱的“史影”裏走出，以鮮活的生命重返人間大地。如果按照胡適當年在北大所講的中國曆史從周宣王開始，二裏頭夏代遺址的發現和發掘的成果，則以無可辯駁的事實一下把中國可考的曆史向前推進了1000多年（南按：夏商周斷代工程成果顯示，根據天象記錄、西周金文和西周遺址出土遺物碳-14測定並樹輪校正，周宣王在位年代為公元前827—前782年。正負誤差為46年）。
曾數次代表哈佛大學訪問中國大陸，並與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合作，以河南商丘地界為中心進行數年考古發掘，企圖找到商代都城之一的張光直（南按：古文獻記載，商人屢次徙都。漢代張衡言“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張光直認為商丘之地乃其中的一個商都），麵對安陽殷墟、鄭州商城、偃師商城、登封陽城等一係列空前的考古大發現，自是百感交集，這些地方都是自己青年時代在台灣大學讀書時，傅斯年、李濟、董作賓、石璋如等老師當年坐臥流連過的故園。盡管老師的足跡早已凐沒於曆史的塵沙之中，但留下的文字卻成為永久的見證。對照眼前的地理、地望和出土器物，在身臨其境的同時，想到傅斯年60年前為寫作《夷夏東西說》付出的辛勤汗水和天才預見，張光直在肅然起敬的同時，也做了如下論述：“傅先生是一個曆史天才，是無疑的；他的《夷夏東西說》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餘的。這篇文章以前，中國古史毫無係統可言。傅先生說自東漢以來的中國史，常分南北，但在三代與三代以前，中國的政治舞台，在河、濟、淮流域，地理形勢隻有東西之分，而文化亦分為東西兩大係統。自傅先生夷夏東西說出現之後，新的考古資料全都是東西相對的：仰韶——大汶口；河南龍山——山東龍山；二裏頭（夏）——商；周——商、夷。傅先生的天才不是表現在華北古史被他的係統預料到了，而是表現在他的東西係統成為一個解釋整個中國大陸古史的一把總鑰匙。”【54】
與張光直不同的是，在胡適公開談論傅斯年這幾篇大文的時候，當年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僅僅發掘了殷墟和山東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但僅這兩個大型遺址的發掘，以及出土的大量器物和文字，已足以讓胡適產生心靈的震撼。在有地層根據，經過科學發掘的甲骨文和為數眾多、等級奇高的“銅證”麵前，胡氏不得不承認，不但中國的周朝是存在的，而且商朝至少是曆史記載中盤庚遷殷的晚商是存在的，這就比他的中國可考的曆史“始自周宣王”說，至少提前了約500年（南按：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年表，盤庚遷殷為公元前1300年。胡適在世時，學術界的估計還要早一些）。作為一個具有文化良知，同時不算愚笨的自由知識分子，胡適由此受到啟發並略感汗顏地修訂自己此前的錯誤觀點，同樣不難理解。
就當時傅斯年與他的學術團隊發掘的輝煌成果而言，受到震動的不隻是與其友善的胡適一類自由知識分子，更有因中山大學風波與傅氏不睦、時已隱居上海租界的魯迅先生等人。1928年，胡適在撰寫《治學的方法與材料》一文時說：“現在一班少年人跟著我們向故紙堆裏亂鑽，這是最可悲歎的現狀。我們希望他們及早回頭，多學一點自然科學的知識與技術，那條路是活路，這條故紙的路是死路。”【55】 1929年，胡適在上海對前來拜訪的顧頡剛說：“現在我的思想變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1933年，胡適發表《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公開對顧頡剛及其疑古思想進行批評，按顧氏的說法，胡在文中“把我痛駁一番。從此以後，他就很明顯地對我不滿起來”【56】。1934年7月6日，魯迅在致鄭振鐸的信中亦指斥顧頡剛，謂“他是有破壞而無建設的，隻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將古史‘辨’成沒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隻好又用老手段了”。1935年11月，魯迅在小說《理水》中，以“鳥頭先生”喻顧頡剛，辣諷顧氏竟把夏代的大禹說成是“一條蟲”雲雲。
遠離學術中心，在延安窯洞裏的馬列主義學派知識分子，甚至包括毛澤東本人，盡管沒有公開斥責顧頡剛及其打造的疑古派，但對安陽殷墟科學考古發掘的巨大成果表示敬意與尊重。1939年12月，毛澤東在延安幹部集會學習時的一次演講中說道：“在中華民族的開化史上，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有豐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時候，中國就有了指南針的發明。還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經發明了造紙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經發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發明了活字印刷。火藥的應用，也在歐洲人之前。所以，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中國已有了將近四千年有文字可考的曆史。”【57】毛的這段講話盡管是由在延安的馬列主義史學家範文瀾、尹達等人起草，後經毛澤東修改定稿，但足見安陽發掘成果影響之大，以及在學術上震懾人心的強悍力量。
當然，無論是當時的胡適博士還是以後的胡適校長，甚或台灣“中央研究院”的胡院長，對考古學並不精通，也未投入更多的精力進行研究，他隻是承認中國曆史上有這樣一個事實罷了。胡氏在學術方麵的強項和下大功夫的仍是古代文獻，並在古文獻中發現他所需要的材料加以考證，以此來論證史實、人事。如對《紅樓夢》《水滸》的考證，對一個叫神會的和尚的追索，以及搞了幾十年，直到死也未完成的《水經注》考證即是最好的明證。因而，胡氏在讚賞傅斯年《夷夏東西說》並佩服其遠見卓識的同時，對其撰寫的《周東封與殷遺民》更加在乎。正是此文，解開了胡適鬱積在心中多年未得解開的死結。關於這篇文章對學術界和自己的啟發，胡適在傅斯年去世之後以感念憂傷的心情做了如下敘述：“《周東封與殷遺民》這篇文章。我在《中國哲學史》內提到古代服三年之喪這個問題，感覺到很困難。孔子的弟子宰我曾說一年就夠了，但孔子卻說‘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過了一百年以後，當滕文公繼承他父親為滕侯時，孟子居然說動了滕文公，說喪禮應服三年。但當時滕國的士大夫都不讚成；他們都反對‘三年’。他們說，‘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這兩句話與孔子的話是有衝突的。孔子說三年之喪為天下之通喪，而滕國的大夫又說魯國未曾行過，我滕國也沒有行過，究竟是孔子說假呢？還是滕國大夫錯了呢？孟真在這一篇文章中說：‘孔子之天下，大約即是齊、魯、宋、衛，不能甚大，可以登泰山而小天下為證。’當時周統治中國，老百姓多為殷之遺民；上層階級均用周禮，一般老百姓則仍用殷禮。故孔子曾說：‘丘也，殷人也。’殷朝雖然已經滅亡，但其後七百年間，上邊統治階級與下邊人民的習俗不同。絕對多數的老百姓是殷遺民，而三年之喪是殷民的製度；孔子自稱殷人，所以孔子以三年之喪為天下通喪是不錯的。而滕國大夫所講‘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沒有錯；因為滕是文王的子孫，魯是周公的子孫，都是殷的統治民族，所以與老百姓不同。能夠把這個觀念來解釋《論語·先進篇》第一章的，二千多年來，孟真還是第一個人。”
接下來，胡適列舉了傅斯年引用的古代文獻並道出了傅氏觀點：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孟真以為：
野人即是農夫，非如後人用之以對“斯文”而言；君子指卿大夫階級，即統治階級。先進後進，自是先到後到之義。禮樂是泛指文化，不專就玉帛鍾鼓而言。名詞既定，試翻譯做現在的話如下：
“那些先到了開化的程度的，是鄉下人；那些後到了開化程度的，是‘上等人’。如問我何所取，則我是站在先開化的鄉下人一邊的。”
先開化的鄉下人自然是殷遺民，後開化的上等人自然是周的宗姓婚姻了。【58】
最後，胡適提醒國人：“現在有許多人提倡讀經：我以為對這幾句話解釋得通才配讀經；如果解釋不通，不配讀經！孟真有絕頂天才，他替我解決了《中國哲學史》上不能解決的問題。我接受了他的觀念，寫了一篇五萬字的文章，叫作《說儒》，從這個觀念來講古代思想，根本推翻了我過去對於中國古代思想史的見解。”【59】
胡適的說法大體是可靠的，據當年跟隨傅斯年、陳寅恪在史語所做“學徒”的何茲全說：“我在李莊的時候，有一段時間專門下過功夫研究過傅斯年先生的幾篇文章，並與其他幾位當時很有名頭的大師的文章進行過比較。就見解的獨特與思想的深度以及眼光的宏闊而言，傅斯年與陳寅恪先生應當是並肩齊立的。若把二人做一比較，陳先生的文章更嚴謹、精湛、縝密，論證某人某事有絲絲入扣、一針見血的感覺。傅先生的文章在輪廓和行文上稍顯粗獷和急躁一些（不是浮躁），但在整篇文章的‘勢’上要比陳更具一股磅礴氣象。這個差別，據我推測是與二人的性格有關，所謂文如其人，不能說全對，但與各自的性格肯定有關係。再之，傅的急躁是因為他參入社會團體的名堂甚多，他親口對我說過自己是一個‘非官非學’的人，弄著弄著就把別人事搞成了自己的事，整天東奔西跑，克無寧日，幾乎沒有半個月以上可以連續供自己自由支配做學問，有的文章難免潦草，這也是實情。【60】而陳寅恪先生卻是一個潛心做學問的人，他不問政事，盧溝橋事變前的十年，他空閑多，內心也相對清淨得多。即便是在抗戰逃亡時期，陳寅恪先生大部分精力還是用在了教學和學術研究上，從沒有因此而停頓。這樣就造成了傅陳二人文章的差異。陳先生的‘關隴集團說’和‘關隴文化說’很了不得，那是中古史研究上震動學界的大手筆、大創造、大發明，可視為世之罕見的天才之作。但傅先生的‘夷夏東西說’也是一個絕頂天才的架構，這在上古史上堪稱前無古人的開山之作，完全可與陳的‘關隴集團說’並駕齊驅。二者的論述都是新而不怪，奇而不邪，稱得上具有創始性、突破性的大著作。特別是‘曆史的穿透力’，也就是在超越曆史具體史事證述的深刻思考，並上升到化腐朽為神奇、融會貫通整個曆史全局這一點，自古至今再無第三人可與之匹敵。用王國維先生的話來形容，就是‘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曆史上的司馬遷也罷，班固、荀悅、陳壽、司馬光及其助手劉恕、劉攽與範祖禹也罷，直至十二世紀的鄭樵，十八世紀的趙翼、錢大昕、王鳴盛、全祖望、章學誠、趙翼、阮元與洪頤暄兄弟等等，都不能與陳寅恪、傅斯年相比肩。以上諸位都是不世出的天才，但古代的這些碩學鴻儒畢竟沒有海外求學的背景，隻局限於一隅之地，加上沒有現代科學的思想和方法，所以在這一點上與陳傅兩位先生有差距。這個說法當然不是要抹煞先賢，學術研究總是長江後浪推前浪，或者像牛頓說的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比前人更高，看得更遠。這個人類公認的道理，用一句成語說，也叫作‘後來居上’。中國近代經曆了二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在這個曆史大變動、大轉折，特別是先進的文化與科學理念進入東土的特殊時期，產生後來居上的偉大學人是正常的現象，沒有什麼好奇怪的，春秋時候是這樣，晚清至民國時代也是這樣。陳傅兩位先生可謂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界兩座並立的奇峰。至於近現代的梁啟超、胡適、顧頡剛、錢穆等史學大家雖各有所長，但還是不能與陳傅二人相提並論。近世的大家中，唯有王國維與陳垣兩位可與陳、傅相抗，王、陳也是大師中的大師，但因自身的局限，像運動員打靶一樣，陳傅二人中的是十環，王陳二人可能是九環，甚至是壓在了十環的線上，但還不是十環的中心，而陳傅二先生是十環的中心位置。至於持左翼立場，以階級鬥爭理論指導其史學研究而名噪一時的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讚、呂振羽、侯外廬等等，在學術上就要屈於二或三流了。到了以‘儒法鬥爭’起家、陳寅恪先生在中大時候的上司、一度出任過中山大學曆史係主任、校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楊榮國那裏，就成為史學界的反麵教材，甚至是一個笑話和教訓了。看來我剛才說的‘後來居上’也得以人而分，德才兼備、有識有見，具有陳寅恪先生所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者才能‘居上’，反之隻能居於下流或陳先生所指斥的‘曲學阿世’的不入流者。”【61】
在談到傅斯年《周東封與殷遺民》一文，以及胡適是否有點兒過分抬高弟子的身價和學術地位時，何茲全認為“不過分，恰如其分”。並說：“這篇文章是傅先生《古代中國與民族》著作中的一個章節，不是他思想和學術研究的全部。這部著作的寫作背景，傅先生在李莊時親自給我講過，是寫於‘九一八’事變之前。當時日本人已在東北駐軍並有侵占東三省的野心。後來‘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淪陷，傅先生心急如焚，繼之患病，這篇大作就放下了。後來又斷斷續續地寫了幾章，但終未能成完璧。這對傅先生是個遺憾，對學術界是個極大的損失。盡管如此，這篇文章確實是了不得，應該說是在這個研究領域開了先河的，許多問題自司馬遷以來兩三千年來都未得到正確解釋的古文獻，到了傅先生手裏就得到合理的破譯和解釋。比如說胡適提到的古代服三年之喪為天下之喪這個問題，自孔孟之後就沒有人解釋得清楚了，但傅斯年把它給搞清了。不僅文獻得到了確切的解釋，更為重要的是，傅先生通過解釋文獻，真切地解釋了曆史，闡明了遠古人類發生過的事實真相。這個解釋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出來的，更不是用階級鬥爭甚至儒法鬥爭理論所能搞明白的。所以我說傅先生的觀點是創造性、突破性的，天才的表現。以前，我這個觀點對史學界的朋友，對學生也表達過，有的人聽了不以為然，說這有何難，不就解釋了一句話嗎？我說，這有何難？且聽我說個故事。我就告訴他們：當年哥倫布為了橫越大西洋，曾精心籌劃了十八年。其間，他受盡別人的嘲笑和奚落，被認為是愚蠢的夢想家。經過無數次辯論和遊說，他的真誠和信念最後感動了西班牙國王和王後，哥倫布得到了遠航的船隻和水手。後來，哥倫布成功地渡過了大西洋，並發現了美洲大陸。當哥倫布從海上回到西班牙並宣稱發現了新大陸之後，一下子成了西班牙人心目中的英雄。國王和王後把他待作上賓，封他做海軍上將，等等。這時有些貴族就起了忌妒之心，說這有什麼難的，隻要駕了船一直往西去，是個人都會碰上那塊陸地。麵對這些譏諷，哥倫布不與他們爭，他借一個演講的機會，從懷裏拿出一個雞蛋說：誰能讓這個雞蛋站起來？一些人試著使雞蛋站起來，但沒有一個成功的。最後，哥倫布拿雞蛋往桌子上輕輕一磕，雞蛋站在那裏了。台下傳出一片哄笑。有人說：這有什麼難的？哥倫布答道：太太、先生們，這有何難，你們為什麼不能讓它站起來呢？下麵的人聽到這話就不吭聲了。有些事，事後看著不難，但創始時是難的。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傅斯年的偉大之處也正體現於這些方麵。胡適先生說過：‘傅斯年在壯年的時期，以偉大的力量將古代民族、古代曆史問題和古代史料，做了一個繼往開來的事業。’我認為胡先生這個評價是中肯的，也是公道的。”【62】
麵對世人的褒貶，甚至包括孔祥熙之流經常在大庭廣眾之下宣稱“聽說傅斯年快不行了”等卑劣的詛咒，傅斯年本人並不太放在心上，他有自己獨特的脾氣、個性和為人、為學、處事的準則。這個性情與處事原則早在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傅在一篇《前倨後恭》的詩作中即剖露得明白：
耶穌活著，世人使他流血遭劫。
耶穌死了，世人說，“耶穌救我們出劫”。
多少生前吃人腳根底下塵土的人，
死後豎起銅像；
又有多少活妖魔，
過上些年，變做死神靈。
…………
他們想念你，你還是你。
他們不想念你，你還是你。
就是他們永世的忘你，或者永世的罵你，你還是你。
…………【63】
或許，這一首短詩，就是傅斯年一生為人為學、出世入世的追求與寫照吧。
注釋：
【1】【4】【7】【10】【11】《致傅斯年》，載《陳寅恪集·書信集》，陳美延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出版。
【2】《吳宓日記》，第八冊，吳學昭整理、注釋，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
【3】【6】【9】【15】《陳寅恪詩集》，陳美延、陳流求編，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據流求、美延雲：“父親出生在一個世代讀書的家庭，家中藏書豐富，自五六歲入家塾啟蒙後即嗜好讀書”，從而影響了視力。（陳流求、陳美延《先父陳寅恪失明的過程》，載《永遠的清華園——清華子弟眼中的父輩》，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另據王鍾翰回憶說：“先生不以生計縈懷，淡然處之，一日見告：‘我之目疾非藥石所可醫治者矣！因齠齡嗜書，無書不觀，夜以繼日，舊日既無電燈又無洋燭，隻用細小油燈藏於被褥之中，而且四周放下蚊帳，以免燈光外露，防家人知曉也，加以清季多有光紙石印縮本之書，字既小且模糊不清，對目力最有損傷，而有時閱讀愛不釋手，竟至通宵達旦，久而久之，形成了高度近視，視網膜剝離，成為不可幸免之事了！’先生語畢，不勝感慨係之！”（見王鍾翰《陳寅恪先生雜憶》，載《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盡管寅恪自知“目疾非藥石所可醫治”，但後來還是抱著一線希望去英國醫治，因外科手術終告失敗，致使雙目失明，不複見世間光明萬物矣。
【5】《吳宓日記》，第九冊，吳學昭整理、注釋，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出版。
【8】小彭筆記，轉引自《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蔣天樞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12】《胡適日記全編》，第七冊，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13】楊聯陞《陳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講筆記》，載台北《傳記文學》，第十六卷第三期，1970年3月。卜汝克臨，即布魯克林（Brooklyn）。韻卿師母，指楊步偉，字韻卿。胡適1946年4月15日日記，列有陳寅恪醫療診斷英文意見書，而後有如下記載：上麵附貼的是陳寅恪兄在英國治眼的最後意見書，是世界一流眼科專家Sir Steward Duke-Elder（斯圖爾德?杜克－埃爾德先生）寫的。他的船（Priam[末代王]）由英國來，明天到紐約，將由巴拿馬運河回國。我曾電勸他在此小住，請Columbia（哥倫比亞）的眼科專家一驗，看看有無挽救之方。他請熊式一把此意見書寄來，我今天托Mrs.Hartman（哈特曼夫人）送到Columbia（哥倫比亞）的Eye Institute（眼科研究所），請Dr.McNie（麥克尼博士），與同院專家協商。他們都說，Duke-Elder（杜克－埃爾德）尚且無法，我們如何能補救？我請全漢昇兄帶一信送到船上，把這個惡消息告訴他。我寫此信。很覺悲哀，回想到三十年前我看Forbes-Robertson（福布斯－羅伯遜）演 Kipling’s（吉卜林的）名劇“The Light that Failed”（《滅了的光》），不勝感歎。
【14】趙元任、楊步偉《憶寅恪》，載《談陳寅恪》，俞大維等著，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出版。
【16】【23】【24】董作賓《曆史語言研究所在學術上的貢獻——為紀念創辦人終身所長傅斯年先生而作》，載台北《大陸雜誌》，第二卷第一期，1951年1月15日。
【17】《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三十七冊，耿雲誌主編，黃山書社1994年出版。
【18】杜正勝《無中生有的誌業》，載《新學術之路》，上冊，杜正勝、王汎森主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98年出版。
【19】《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載《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歐陽哲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0】潘光哲《蔡元培與史語所》，載《新學術之路》，上冊，杜正勝、王汎森主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98年出版。
【21】沈尹默《我和北大》，載《文史資料選輯》，第六十一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
【22】《胡適日記全編》，第三冊，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見1922年7月3日條。
【25】李敖《一個學閥的悲劇》，載《一個學閥的悲劇》，李敖著，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
【26】【27】【28】【34】鄧廣銘《回憶我的老師傅斯年先生》，載《傅斯年》，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9】《東北史綱》，第一卷，載《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歐陽哲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30】 陳槃《懷念故恩師傅孟真先生》，載台北《新時代》，第三卷第三期，1963年3月。
【31】【45】勞榦《傅孟真先生與近二十年中國曆史學的發展》，載台北《大陸雜誌》，第二卷第一期，1951年1月15日。
【32】《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王汎森、杜正勝編，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印行，1995年12月出版。
【33】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載《傅故校長哀挽錄》，台灣大學1951年6月15日印行。“俊奇人中龍”一句，原文作“俊逸人中龍”。據說羅氏閱《傅孟真先生年譜》時，重讀書中所引該句，用毛筆自改之。（見羅久芳《傅斯年留學時期的九封信》，載台北《當代》，第一二七期，1998年3月1日）
【35】李濟《城子崖·序》，載《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報告集》， 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34年出版。
【36】【37】【59】 《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載《胡適作品集》，第二十五卷，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
【38】《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載《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歐陽哲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39】《史學方法導論》，載《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歐陽哲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40】【41】《傅孟真先生遺著·序》，載《胡適作品集》，第二十五卷，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
【42】傅斯年《談兩件〈努力周報〉上的物事》，載《古史辨》，第二冊，顧頡剛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43】傅斯年《與顧頡剛論古史書》，載《“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曆史學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十三、十四期，2008年1月23日、31日。
【44】《安陽的發現對譜寫中國可考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載《李濟學術隨筆》，李光謨、李寧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46】《戲論》（手稿，未發表），載《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王汎森、杜正勝編，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印行，1995年12月出版。本段引用了王汎森先生對其手稿的解讀與注釋，特此說明。
【47】《性命古訓辨證》，載《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歐陽哲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48】陳智超《陳垣先生與中研院史語所》，載《新學術之路》（上冊），台灣“中研院”史語所1998年10月印行。
【49】傅斯年《夷夏東西說》，載《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1933年1月。
【50】【54】張光直《傅斯年、董作賓先生百歲紀念專刊·序》，韓複智主編，台北“中國上古秦漢學會”1995年12月10日出版。
【51】《河南登封陽城遺址的調查與鑄鐵遺址的試掘》，登封工作站等編，載《文物》，1977年12期；楊肇清《略論登封王城崗遺址大城與小城的關係及其性質》，載《中原文物》，2005年第2期。
【52】《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續集），鄒衡著，科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
【53】《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編，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
【55】《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載《治學方法》，胡適著， 遼寧人民出版2000年出版。
【56】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載《我與〈古史辨〉》，顧頡剛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年出版。
【57】《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第一章《中國社會》，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據《選集》頁下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是一九三九年冬季，由毛澤東和其他幾個在延安的同誌合作寫作的一個課本。第一章《中國社會》，是其它幾個同誌起草，經過毛澤東修改的。”
【58】傅斯年文中涉及的孔子、孟子文獻如下：
《論語·陽貨》：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譯文：宰我問孔子：“三年的守喪，時間太久了。君子三年不習禮儀，禮儀一定崩壞；三年不習音樂，音樂一定崩壞。舊糧用完了，新糧又收成了，鑽木取火的木料更換經過了一個輪回，一年就可以了。”孔子說：“當你吃著稻米，穿著錦緞，心裏安寧嗎？”宰我說：“安寧。”孔子說：“你心裏安寧，那你就那樣做吧！君子守喪，吃美味不覺得甘美，聽音樂不覺得快樂，住在家裏不覺得舒適，所以君子不能像你那樣做。如今你心裏安寧，那你去做吧！”宰我走出去了。孔子說：“宰我不仁啊！孩子生下來三年，才能從父母的懷抱裏脫離出來，為父母守孝三年，是天下公認的喪期，宰我也有父母懷中的三年愛撫呀！”
《論語·先進》：“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譯文：“先學習禮樂而做官的人，是平常人；先有官職而後學習禮樂的人，是卿大夫之類的人。如果讓我選用人才，那我選用先學習禮樂的人。”
《孟子·滕文公上》：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嚐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嚐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誌》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譯文：滕國國君滕定公死了，太子（滕文公）對然友說：“以前孟子在宋國曾教誨我很多，我心中一直沒有忘記。現在不幸遇上父親去世，我想請您去孟子那裏請教一下，然後再辦喪事。”然友就到鄒國去向孟子請教。孟子說：“這不太好了嗎！父母的喪事，自然應該竭力辦理。曾子曾說過：‘父母在世時，要依禮侍奉他們；去世後，就據禮的規則安葬、祭祀，這樣做就稱得上是盡孝了。’諸侯的喪禮我沒有研究過；可是我卻聽說過：守三年喪，穿縫了邊的衣服、喝稀粥，從天子到百姓，夏、商、周三代都這樣。”然友回國向太子複命，太子決定守喪三年。宗族長輩和百官都不同意，說：“我們同祖同宗的魯國曆代君王都沒有這樣做過（南按：魯國的始封祖和滕國的始封祖是兄弟，按照宗法製度，滕國尊稱魯國為宗國），我們滕國的曆代君王也沒有這樣做過，到您這一代卻違背祖宗的傳統，這樣做可不行。況且《誌》裏說過：‘喪祭之事要按祖先規矩辦。’所以我們這種意見是有所依據的。”……（最後爭執的結果是）太子在守喪的窩棚中住了五個月，沒有發布任何禁規和命令。宗族長輩和百官都認為這樣做很好，都說太子知禮。
【60】何茲全之說可以從傅斯年一篇文章中找到根據，即傅氏學術生涯中寫得較長的一部大作《性命古訓辨證》。傅斯年在序中說：“此書自寫成至今，已一年有半，寫時感念，今多不能記憶。……民國二十二三年間，始與同事丁梧梓先生（聲樹）言之，弗善也。二十五年初，移家南京，與徐中舒先生談此，徐先生以為不誤，勸餘寫為一文。遂於是年夏試寫，初意不過數千字之篇，下筆乃不能自休。吾之職業，非官非學，無半月以上可以連續為我自由之時間，故原期國慶日前寫就者，至是年之尾大體乃具。其下篇尤為潦草，其中有若幹章，次年一月無定居時所寫也。”又說：“自二十五年夏初寫此書時，至次年八月上海戰事起，一年之中，餘三至北平，兩候蔡孑民師之病於上海，遊秦蜀，順江而下，至南京不兩旬，又登廬山，七月末乃返京。不僅作者時作時輟，即抄者亦然。緣吾不能安坐校對，故抄者亦不能不若斷若續也。陳鈍先生所抄者為中、下兩卷，上卷僅抄數頁，戰事即起，同人心誌皆不在此等無謂之事矣。二十七年二月，以中、下兩卷，交商務印書館，上卷擬自抄，終無暇也。適張苑峰先生（政烺）送古籍入川，慨然願為我抄之，攜稿西行，在停宜昌屢睹空襲中為我抄成，至可感矣……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傅斯年記於漢口江漢一路之海陸旅館。”（見《性命古訓辨證》，傅斯年著，商務印書館1940年出版）
【61】【62】2008年9月3日，作者采訪何茲全記錄。
【63】 傅斯年《前倨後恭》（詩），載《新潮》，第一卷第五號，1919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