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斯人獨憔悴
◎ 醉不成歡慘將別
陳寅恪前往上海轉赴嶺南時，胡適、傅斯年等人仍在南京為風雨飄搖的國民政府“搶救學人計劃”效力。1948年12月16日，蔣介石與宋美齡夫婦在黃埔路官邸專門設壽筵宴請胡適與江冬秀夫婦，傅斯年陪同。平時請客從不備酒的蔣介石，特為胡適準備了上等好酒，破格示敬，並表示提前一天為其賀壽。盡管胡適對蔣氏夫婦的情誼深為感動，但當自己的助手胡頌平奉蔣氏之意勸他“到外國去替政府做些外援的工作”時，胡未予理會。回到住處，胡極不高興地對助手胡頌平說：“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政府，我怎樣抬得起頭來向外人說話！”【1】
12月17日，是北大五十周年校慶日和胡適五十七歲生日，胡適出席了在南京北極閣下中央研究院禮堂大廳舉行的北大同學會和校慶會。席間，胡適“發表沉痛演詞”，這是胡氏離平前專門趕寫的一篇紀念箴言，謂：“北京大學今年整五十歲了。在世界的大學之中，這個五十歲的大學隻能算一個小孩子。……我曾說過，北京大學是曆代的‘太學’的正式繼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歲來壓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學’起於漢武帝元朔五年（西曆紀元前124年）公孫弘奏請為博士設弟子員五十人。那是曆史上可信的‘太學’的起源，到今年是兩千零七十二年了。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學都年高了！但北京大學向來不願意承認是漢武帝以來的‘太學’的繼承人，不願意賣弄那二千多年的高壽……”
演講詞中，胡適高度稱讚了蔡元培與蔣夢麟主持北大三十年的功績，謂正是蔡與蔣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才使北大成為“一個繼續發展的學術中心”，並稱蔣夢麟是“一個理想的校長，有魄力，有擔當”的校長。又說：“民國二十年（1931）九月十七日，新北大開學了。蔣校長和全校師生都很高興。可憐第二天就是‘九一八’！那晚上日本的軍人在沈陽鬧出了一件震驚全世界的事件，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但自此之後到盧溝橋事變北大南遷的六年國難之中，北大“工作最勤，從沒有間斷。現在的地質館、圖書館、女生宿舍都是那個時期裏建築的。現在北大的許多白發教授，都是那個時期埋頭苦幹的少壯教授……現在我們又在很危險很艱苦的環境裏給北大做五十歲生日。我用很沉重的心情敘述他多災多難的曆史，祝福他長壽康強，祝他能安全地度過眼前的危難正如同他度過五十年中許多次危難一樣！”【2】
最後，胡適謂自己麵臨此次災難“則已如一逃兵”且稱“乃一不名譽之逃兵”，言畢“聲淚俱下，與會者幾同聲一哭”。【3】
胡氏演講完畢，由傅斯年慷慨致辭。據當時報載稱：“傅氏自稱悲觀，但竟以樂觀言之，博得多數人破涕為笑。”【4】
與南京遙相呼應的是，此時的北平也正在舉辦北京大學校慶活動，隻是比南京更為沉痛悲觀，據當日報載稱：“北大今在炮聲中開始校慶節目，因胡適離平，主持乏人，展覽講演皆不能按預定節目進行，勢將悄然度過。在郊外之農院一部學生，今被迫入城，衣物有損失，並飽受虛驚，學生在孑民堂前痛哭流涕。”【5】
12月21日，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率領第二批被“搶救”學人飛離北平抵達南京，同機者有李書華、袁同禮、楊武之、江文錦等24位教授。按計劃該機將搭載更多的人南飛，“但以市內新機場跑道鬆軟，隻能載重三千磅，下午一時起飛，不離平之教授，決於廿二日成立聯合會，並與當局取得聯絡”。【6】
就在梅貽琦等抵達南京後的第二天，教育部長朱家驊辭職。國民政府任命梅貽琦繼任。梅自稱未能將大部分北平教授接運出來，深感慚愧，表示不能從命，旋辭職，梅貽琦由此成了國民黨在大陸統治時期最“短命”的教育部長。梅請辭後，暫由陳雪屏代理教育部長職。
未久，蔣介石給胡適冠以“總統資政”頭銜，堅持胡適前往美國，既不當大使，也沒有具體任務，隻是希望胡“出去看看”。胡適在經過一番心靈煎熬後，決定服從這一委派，重返美國為政府“做點麵子”。【7】
1949年元旦，共產黨通過新華社發表新年獻詞，提出“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響亮口號。國民黨敗局已定，蔣介石正式委任心腹幹將陳誠為台灣省政府主席，傾全力經營台灣，為國民黨撤退做準備。這道命令，連時任副總統的李宗仁和台灣省主席魏道明事先都毫不知情。
就在這個元旦之夜，南京城一片死寂，胡適與傅斯年聚會一室共度歲末，師徒二人置酒對飲，相視淒然。瞻念前途，滿目蒼涼，思前想後，兩位書生不禁潸然淚下。午夜的鍾聲響過，二人打起精神，重新抖起了文人的癲狂之態，一邊喝酒，一邊背誦陶淵明《擬古》第九：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
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
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複何悔！【8】
抗戰勝利，傅斯年、胡適接辦戰後的北大，此時正好三年。“三年望當采”，正期望北大有所建樹和成就之時，“忽值山河改”，由青天白日忽然變成了滿地紅旗，期望中的“事業”隨之付諸東流。柯，枝幹也。滄海，指東海。此二句是說桑樹的枝幹被摧折，根葉漂浮到大海中去，一切希望皆成泡影。“本不植高原”，“種桑”之地本就沒在風雨無憂的高原，麵對今日這般悲愴淒涼之境，又有什麼後悔可言？待把此詩吟過數遍，二人酒勁兒上來，倒在桌旁昏睡過去。
當此之時，與胡傅二人友善的新任台灣省主席陳誠，以雷厲風行的軍人作風和驚人的辦事效率，於1月5日開始在台北主持政事。同日，陳誠即致電傅斯年：“弟已於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須有識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濟。弟一時不能離台，希先生速駕來台，共負巨艱。”【9】
傅斯年接到電報，意識到自己決定何去何從的最後時刻到來了，在命運的重要轉折關頭，向來幹練決斷的傅氏再度猶豫起來。此前，隨著陳布雷自殺身亡，傅斯年也產生了繼之而去的念頭。這個念頭存在他的心中已有時日，早在1932年他就說過：“國民黨固曾為民國之明星者若幹年，而以自身組織紊亂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勢。於是一切殘餘的舊勢力蠢蠢思動，以為‘彼可取而代之也’。”又說：“平情而論，果然共產黨能解決中國問題，我們為階級的原故，喪其性命，有何不可。我們雖不曾榨取勞苦大眾，而隻是盡心竭力忠其所職者，一旦‘火炎昆岡，玉石俱焚’，自然當與壞東西們同歸於盡，猶之乎宋明亡國時，若幹好的士人，比貪官汙吏還死得快些一樣子。一從大處設想，即知如此運命真正天公地道，毫無可惜之處。”【10】
據陳槃回憶：“當首都倉皇之日，時有陳布雷、段錫朋二氏之歿，師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觀之極，頓萌自殺之念。而師未於此時殉國者，賴傅夫人愛護防範之力也。”【11】陳氏之說後來得到了俞大綵的證實。當時俞正準備陪母親去廣州、香港就醫，傅斯年的弟弟傅斯嚴（孟博）暗中勸俞不要離開。俞大綵說：“那時我的母親患嚴重心髒病住院，大姐大，以南京危在旦夕，決奉母先飛廣州，轉香港就醫，她要我同行，與她共同隨機照顧病母。我慮及孟真舊病複發，加以他感時憂國，情緒極劣。母親重病在身，長途飛行，極感憂慮，左右為難，不知何所適，從商之於孟真。他毫不遲疑地說：‘你母親病情嚴重，此行如有不測，你未能盡孝，將遺恨終生。你非去不可，不要顧慮我。’我略整行裝，準備隔日啟程，當夜孟博趕來痛哭流涕，責備我不該離開孟真。他說：‘你難道不知道哥哥隨身帶著一大瓶安眠藥，一旦共軍攻入，他便服毒自盡麼？那時，你將何以自處？’骨肉情深，感人肺腑，我們相對涕泣，我便放棄了廣州之行。”【12】
傅斯年之所以沒有自殺，除了他的夫人看護有加，與傅本人在心中牽掛著史語所同人和他的故朋親友亦有極大關係，也正是這一條若隱若現的鎖鏈，最終拴住了他的心並延長了其生命曆程。就在傅氏準備赴台之時，胡適已向他透露自己不去台灣而想赴美國的打算，這個選擇意味著胡、傅從此分道揚鑣，天涯海角再難相見，這對傅斯年而言無疑又是一個極其重大的打擊。傅頓感失去了一根龐大的精神支柱，心情更加淒涼與慌亂，不知自己該何去何從。當接到陳誠自台灣發來的電報後，他將自己關在房間裏三天三夜，不住地繞室踱步，對腳下的故土越發生出一股難舍難離之情。傅氏反複吟詠、書寫宋代著名忠烈辛棄疾《別茂嘉十二弟》之詞句：“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裏，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共我，醉明月？”
其時，正是壯年的傅斯年已很清楚，在陣陣悲歌聲中，已沒有多少人與他共醉明月了。
1949年1月9日夜，被共產黨部隊圍困在徐蚌戰場達66個日夜的國民黨軍隊，激戰後全麵潰敗。解放軍以傷亡13萬人的代價，殲滅俘獲國民黨軍55.5萬人，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戰場總指揮杜聿明被俘。
1月19日，傅斯年去意已決，決定搭乘軍用飛機赴台。這天淩晨，在慘淡的星光照耀下，傅斯年偕夫人走出了史語所大院中的家門，胡適與傅氏夫婦在前，秘書那廉君殿後，一行人在漆黑寒冷的夜色中悄無聲息地走著，沒有人再說話，千言萬語已說盡，最後要道的“珍重”又遲遲不能開口。當那扇寬大厚重的朱紅色大門嘎嘎推開時，陰沉的夜色中，把門的老工友接過傅斯年手中的行李，在送向汽車的同時，嗚咽著道：“傅先生，今日一別，還能相見嗎？”傅聽罷，悲不自勝，滾燙的熱淚“唰”地湧出眼眶，順著冰涼的麵頰淌過嘴角，又點點滴滴地隨著夜風四散飄零。
“好兄弟，等著我，我會回來的。”傅說著，握住老工友的手做了最後道別，然後登車倉皇離去。正可謂：“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
當天，傅斯年飛抵台北，此一去，竟是“回頭萬裏，故人長絕”了。
1月31日，解放軍占領北平城，中共宣布北平和平解放。
隨著淮海、平津戰役的終結，國民黨政府已到了倉皇辭廟之日，再無心力“搶救”學人，這個“搶救大陸學人計劃”最終未能像搶運大批的金銀國寶一樣順利完成。據後來統計，除胡適、梅貽琦等幾十位教授之外，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有60餘位留在了大陸，各研究所除傅斯年領導的史語所算是較完整遷台，其他的幾個如數學所等隻有一少部分人員與儀器遷台。而此時被“搶救”出的學人，亦有一部分人最終去了香港和美國而不是台灣。
繼蔣介石暫時隱退之後出任國民政府代總統的李宗仁，馬上派代表張治中、邵力子等赴北平與中共進行談判，展開了旨在保住江南半壁江山的和平攻勢。為加強社會各界的力量和談判砝碼，李宗仁專門向已赴台灣的傅斯年發電，希望傅能出來助其一臂之力，盡快達到“和平之目的”。但此時的傅斯年對國共和談已不抱任何希望，當場給予謝絕。在致李宗仁的信中，傅以一貫的處事作風和政治立場，直言不諱地表達了對時局的看法。文曰：
德鄰先生賜鑒：
前奉複電感佩之至，我公以民生為念，倡導和平，凡在國人，同聲感荷，然共產黨之行為，實不足以理喻。共產黨本為戰爭黨，以往尚如彼好戰，今日走上風，實無法與之獲得和平，今看共產黨態度，下列數事至為明顯：
1.分化敵人，徹底消滅中央政權，隻與地方談和，以實行其宰割之策，絕不以人民為念。
2.絕對走蘇俄路線，受蘇俄指揮，而以中國為美蘇鬥爭中之先鋒隊。
3.對多年掌兵符者，必盡量摧毀，介公固彼所不容，而我公及健生宜生諸先生，彼亦一例看待，即我們讀書人，不受共產黨指揮者，彼亦一樣看待也。
在此情形之下，中央倡導和平，忍辱負重，至矣盡矣，受其侮辱亦無以複加矣，凡此情形可以見諒於國人矣。乃共產黨既如此，則和平運動恐須適可而止矣。蓋如文伯、力子、介侯諸先生之辦法，和平既不可得，所得乃下列之結果：
1.江南各省分崩離析，給共產黨以擴張勢力以方便，而人民亦不能減少痛苦。
2.合法政權既已大明，則權衡輕重，恐須即為下一步之準備，力子、文伯之談和平，毫無辦法，隻是投降而已；偏偏共產黨隻受零星之降，不受具體之降，不知張、邵、甘諸公作何解也？
3.大江以南之局勢，如不投降，尚有團結之望（至少不是公開之紛爭），如走張邵路線，隻有全部解體而已。隻要合法之政權不斷氣，無論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將來未必絕無希望也。司徒大使實一糊塗人，傅涇波尤不可靠，彼等皆不足代表美國，今日希望以美國之助，與共產黨取和乃絕不可能之事也。【13】
傅斯年這一與中共決絕的強硬態度，並不是一時興起的妄言，實與他一貫的政治主張相吻合。他認為國民黨之所以“半壁萬裏，舉棋中兒戲失之”，則是因為“不能言和而妄言和，不曾備戰而雲備戰”，【14】直至導致了不可收拾之殘局。他在為國民黨的敗局潸然淚下與“不堪回首”之後，於痛定思痛中決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台灣大學的建設上，借以在精神上得到一點兒寄托和安慰。
4月21日，中共中央軍委一聲令下，百萬大軍在西起九江東北的湖口，東至江陰，總長達千裏的戰線上，強渡長江，蔣介石苦心經營達三個半月，號稱“固若金湯”的長江防線轟然崩潰。4月23日，解放軍占領南京，國民黨統治了22年的“首都”失守，國民政府南遷廣州。
8月14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寫的《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對胡適、傅斯年、錢穆三人進行了點名抨擊：“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於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對於這些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隻能控製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後來，隻能控製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其他都不能控製了，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麵。”【15】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0月14日，廣州失守，“國民政府”再遷四川，蔣介石隨之出山，匆忙趕到重慶指揮戰事，並在此度過了他在大陸的最後一個生日——六十三歲誕辰。
11月30日，重慶陷落，蔣介石逃往成都。12月7日，“行政院長”閻錫山率包括“中央研究院”在內的“國民政府”各機關從成都逃往台灣。12月10日下午2時，一代梟雄蔣介石帶著兒子蔣經國，在瑟瑟寒風中，從成都鳳凰山機場起飛逃往台灣。此時解放軍攻城的炮聲正緊，為了逃命，蔣介石都來不及細看一眼大陸河山。此時的蔣介石沒有想到，此一去，再也不能回到他眷戀不舍的神州大地。正是：
人生長恨水長東。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
◎ 退守孤島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灣大學校長。時台大中文係教授黃得時仰慕傅的聲名，請其寫幾個字留念。一向以齊魯大漢自居、自豪和自傲的傅斯年，揮毫寫下了“歸骨於田橫之島”【16】短幅相贈。眾人見之，頓生淒愴之感，更想不到竟一語成讖。
抵台後的傅斯年仍兼任隨遷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但主要精力則投入到台大的興建改革之中。
台灣大學的前身為“台北帝國大學”，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戰之後，強占台灣並於1928年創建的一所綜合性大學。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台灣回歸中國，當時國民政府派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長羅宗洛赴台接管該校，並改名為國立台灣大學，羅任校長。此時的台大經濟拮據，舉步維艱，剛上任的羅宗洛大有亂杆子撲頭——痛中帶暈之感，於是很快掛冠回滬，專任他的植物所所長去了。此後國民政府又相繼委派中央大學教授陸誌鴻和北平研究院研究員莊長恭出任台大校長職，他們又都因地方長官的冷漠和校內種種困難而辭職。當傅斯年執掌台大時，他已是抗戰勝利之後的第四任校長。這個時候正是國民黨大撤退，台灣地區大動蕩、大混亂、大失控時期。學校內部房舍狹小，經費奇缺，校務混亂，學潮迭起。再加上幾百萬從大陸撤退的國民黨軍隊、政府人員及家眷蜂擁而至，要求入學就讀者驟然增加。原在“台北帝大”時代隻容幾百人的校舍，根本無法容納狂潮一樣洶湧而來的學生，一旦權要顯貴人物的子女、親屬有入學者稍不如願，這些高官大員便憑借手中權力橫生枝節，給學校製造麻煩甚至災難。傅斯年接手後仍是這種令人激憤和無奈的情形。
在“台北帝大”時代，學生大都是富家子弟，全部走讀，學校不設宿舍。傅斯年執掌台大後，本著“決不讓任何學生因經濟拮據而喪失他的學業”的辦學宗旨，不論學生出身貧富，一律按招考標準予以錄取，從而使貧苦人家的孩子得有入學就讀的機會。經此嬗變，出身貧窮且遠離家鄉的學生不斷增多，台大的師資力量更顯得異常奇缺。盡管在撤離大陸時，朱家驊、傅斯年已對這一問題有前瞻性的考慮和準備，無奈被“搶救”到台灣的學人實在太少，著名教授隻有沈剛伯、錢思亮、毛子水、鄭通和、餘又蓀、台靜農、姚從吾、馬廷英、王國華、方東美、夏德義、李宗侗、英千裏、楊樹人、潘貫、薩孟武、彭九生、陳振鐸等三十幾人，顯然無法填補大多數學科一流座椅的空白。所幸的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數學所等一批精英遷往台灣，才算把台大各院係勉強充實起來。如史語所抵台的李濟、董作賓、淩純聲、芮逸夫、石璋如、勞榦、高去尋、屈萬裏等著名學者，皆應聘到台大兼課。因為這些條件，台大的師資力量才有所改觀。
當然，此時的傅斯年一直沒有忘記繼續拉攏大陸學人赴台。據留在北大的鄧廣銘回憶說：傅斯年做了台灣大學校長，“此後便經常以朱家驊的名義給北大鄭天挺先生打電報，號召北大教授到台灣大學去任教，有時也指名道姓，說要某某人去。記得點過張政烺先生的名，也點過我的名。當時鄭先生問我去不去，我說，要論和傅先生的師生關係，我應該響應他的號召，到台灣去。不過，傅先生與蔣介石關係密切，所以跟他去。我與蔣介石沒有什麼關係，不願跟他到那孤島上去。我還和別人開玩笑說，如今國民黨的軍隊是不戰、不和、不守，我的態度是不死、不降、不走。我沒有做過蔣介石的官，和國民黨沒任何關係，用不著為他們盡節殉死。我和共產黨沒仇恨，我在大學教書，人民政府是否讓我繼續教下去，當然還很難說，但這並不是一個投降不投降的問題。我不跟傅先生去，也不跟國民黨走，決意留在北京大學”。【17】鄧是北大曆史係學生，與傅斯年的侄子傅樂煥既是同班同學又是好友，深得傅的賞識。鄧畢業後受傅的邀請赴昆明和李莊出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助教，其間一直受傅的提攜與關照。兩年後，鄧廣銘離開李莊，受傅斯年之薦任複旦大學副教授，抗戰勝利後隨傅到北大任校長室不掛名的秘書，直到胡適接掌北大仍任此職。再後來轉入北大史學係任副教授、教授，並一度出任過曆史係主任一職，算是與北大瓜葛較深的一人。
鄧氏所說，是1949年初期事，直到這年年末，甚至1950年的年初，傅斯年也一直未放鬆努力。像北京方麵的鄭天挺、羅常培、向達、湯用彤、馮友蘭、饒毓泰、葉企孫、曾昭掄、錢三強、周一良、沈從文，特別是轉往嶺南大學的陳寅恪，多次受到傅的邀請，隻是受邀者出於多方麵的考慮未做響應，仍留在大陸“靜觀待變”，或躺在床上打著自己的算盤，做著“走進新生活”的美夢。這特定的曆史階段，還有一些不為人知的明爭暗鬥和黑幕，據說當時傅斯年很想邀請大陸的美學名家朱光潛到台大任教，但他手下的文學院院長沈剛伯生怕朱到台後，對自己的地位形成威脅，暗中作梗，把邀請信息暗中壓下，秘而不宣。按朱後來的說法他沒有去台之意，但就當時的情形，縱然想抽身起程已無能為力矣。【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