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後，當我重新翻閱差點置程學華於死地的《受騙》劇本時，也大有受騙的感覺，劇中的故事其實非常簡單，說的是一個三輩扛大活的老貧農，在入合作社問題上受到一個頑固富農的欺騙。這個富農向他說合作社如何如何壞，結果這個老貧農遲遲不肯入社。最後經過大隊支部書記的一番政治思想工作，老貧農幡然醒悟，揭露了頑固富農的卑鄙醜行，毅然決然地加入了社會主義的合作社，走向了康莊大道……這個直到今天看來都很革命的劇本，之所以在當時被看作“反革命”的毒草，是因為文藝界的領導人把劇中頑固富農攻擊合作社的話，當作它的創作者程學華的話來論罪。正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一曆史冤案直到1973年春才得以平反昭雪。
1974年，程學華隨秦俑坑考古隊來到兵馬俑坑現場進行發掘，這時他的好運依然沒有到來，盡管“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已經在形式上摘除，但實際上仍處於部分領導人的監控之中。1978年，隨著新一輪的政治動蕩，原本就不懂政治的他又被劃為革命群眾的對立麵進行監控。與此同時，他那段“現行反革命分子”的老賬又擺到了桌麵上，他的生活又回到了淒苦的政治風雨中，他又成了人民的敵人。
於是，該提升的工資級別沒有提，該屬於他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幾乎全部取消。孤立無援的他隻有低下高高昂著的頭顱，握緊鑽杆，默默無語地在秦始皇陵園和兩千多年前的地下祖先交流著內心的積鬱與奔湧的情感。
銅車馬的發現與發掘震撼了世界，無數的人們幸運地目睹了兩千多年前秦帝國鸞駕的風采雄姿與卓越的冶金製造工藝。但很少有人看到幾年前在銅車馬坑邊搭起的那個在風雪中蕩動的草棚和漫漫長夜裏草棚中兩個蜷曲依偎著的身影，更沒有人去探知這兩個身影的內心深處翻動著的是一種怎樣淒苦、悲壯的情感波瀾。日本訪華團團長井上裕雄在1984年8月來到秦俑館後，把兵馬俑和銅車馬喻作“一棵古樹上盛開的兩朵鮮花”。他和他的同伴所欣賞和羨慕的隻是這兩朵花現時的明豔，卻不知“當初的芽，浸透了奮鬥的淚泉”。
在秦俑博物館那間僻靜昏暗的屋子裏，望著程學華那佝僂著駝背的消瘦的身影，我的心裏翻起一陣酸楚。我不明白為什麼他曆盡磨難艱辛而對事業卻如此地執著和癡情，對生活充滿了自信與樂觀。當我靜心地傾聽了他的肺腑之言後，我才豁然開朗。
“俺對秦陵的感情與考古事業的追求，不是在兵馬俑發現之後才形成的，早在我踏進考古界大門的時候就開始了。
“臨潼是我的家鄉，這塊黃土生我、養我，使我長大成人。開始我想以文學的形式表達我對這塊土地和這片山水的愛戀，但當《受騙》事件之後，我知道我將告別文壇而終生和考古事業做伴了。因為我成了現行反革命，西安戲劇研究室不能再收留我，我也失去了發表言論的權利，隻有在省博物館默默無聲地做點細小的工作。1961年，秦始皇陵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我的心中就有一種想法，如果能把秦始皇陵的事情搞清楚，家鄉的主要曆史情景也就基本揭示出來了。1962年2月，陝西省文管會對臨潼縣秦始皇陵進行調查，當時我就提出來能否讓我也參加，結果沒有得到批準，其原因是和我當時的政治處境有關。後來在給秦始皇陵立碑時，我來了，大概領導看我比較樸實、憨厚，不像他們想象中的反革命分子那樣凶殘可怕，就讓我參加一些田野考古方麵的勞動。若仔細把秦始皇陵前的碑文和保護標誌的誌文對比，就會發現，國務院鐫刻的誌文是：‘秦始皇陵’等字樣，而碑文則刻了‘秦始皇帝陵’等字樣，這有‘帝’字和無‘帝’字，其實是不盡相同的，隻有細心琢磨才能體會出個中的味道。
“當時秦始皇陵光禿禿的，封土上連棵像樣的草也沒有，一遇到雨季，封土流失嚴重，我們感到心痛，就向省文化局彙報要綠化陵園，文化局調撥了5000元錢給當時主管陵園的渭南地區，從此秦始皇陵園內就有了稀稀拉拉的洋槐樹。但這些樹剛剛發芽長葉，就被人折斷做了架芸豆、黃瓜之類的籬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又向省文化局要了5000元錢給渭南地區，讓他們分給陵園附近村社的社員買石榴苗子在秦始皇陵園內種植，誰種誰收。這樣，陵園內大部分地方都植上了石榴樹。臨潼的石榴是全國有名的鮮果，常以皮薄、顆粒大、汁液多、味道純正著稱，當地農民對栽植這種果樹很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