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人是注定要和銀雀山漢墓有一段緣分的省博物館文物組工作人員畢寶啟、吳九龍。
二人並非專門衝著這次發掘而來，促使他們到臨沂的一個重要原因，要追溯到泰山腳下發生的一樁肆意砍伐山中樹木、毀壞古建築的“打砸搶”事件。而這個事件之所以成為事件並引起重視，則又源於一個越南訪華團的泰山之行。
1972年乍暖還寒的早春，越南一個訪華團來到中國進行友好訪問。正是源於對中國人民偉大領袖毛主席那關於泰山與鴻毛的精辟論述的好奇，這個訪華團在提請中國方麵批準後，特地來泰山進行遊覽，以目睹和驗證泰山是如何之重、鴻毛是怎樣之輕。就在這次遊覽中，他們在山道沿途看到了一片片被砍伐的樹木殘跡和古建築被毀壞的淒涼慘景，內心泛著不解和痛惜。回到北京後，這個訪華團的團長在被周恩來總理接見時，順便講述了泰山之行的所見所聞，並特別提到了樹木遭到亂砍，古建築被無情摧毀的事實。周總理聞聽，內心異常憤怒，他知道這是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當地流行的惡果。作為重新得到毛澤東主席信任並漸已控製中國政治局勢的周恩來，感到出麵扼製一下這場災難蔓延的時機已經來臨，於是很快做出批示，責成濟南軍區與山東省革委會對越南訪華團反映的問題立即查辦，並迅速將情況上報國務院。根據這一指示，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親自主持，很快組成了一個由某師師長掛帥，若幹名參謀、幹事、助理員參加的調查團。這個調查團會同山東省地方大員和業務幹部幾十號人馬，以昂揚的姿態殺奔泰安，在當地駐軍和地方政府的配合下，很快將這一事件查清弄明，對製造這一事件的有關人等，當場給弄了幾十頂“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紙帽子戴上，先是遊街示眾，再拿入昏天黑地、生死兩茫茫的鐵牢，給予了嚴厲打擊與無情鎮壓。
這次事件的發生以及周恩來總理對此事的態度，使山東方麵的決策者們憑借多年磨煉出來的政治嗅覺，立即感到中國的政治格局已發生了微妙變化，以周恩來為代表的政治派別又強硬起來，開始主持政局了，而以“文革旗手”江青為代表的政治集團，似乎疲軟了下來，呈現出萎靡不振的狀態。這個並非偶然的現象所警示於世的是：“文化大革命”所標榜的某些觀點、態度和方向，需要適時地調整和糾正了，至少像“文革”初期那樣對文物古跡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味打砸焚燒是行不通了。現在，不論你是政治家還是政客，也不論是嘴裏整天嘟囔著仁義道德的舊式官僚，還是時刻叫喊著革命口號的泥腿子工農幹部，都必須審時度勢，與時俱進，開拓進取，對這種突變的政治氣候有所回應和表示了，否則政治前途將是凶多吉少，生死難測。於是，在各級領導者的授意下，不同層次的文化工作會議一個接一個地召開起來，各種相關的人物，攜帶著相應與不相應的計劃，如驚蟄之後的蛇蟒，在風雨交加的黎明紛紛出洞，向著崇山峻嶺、叢林幽穀穿行而去。
1972年3月2日上午9點，曾參與“泰山事件”調查的山東省博物館文物組負責人楊子範，根據上級業務部門的指示精神，在本組內召開了自“文革”爆發以來首次別開生麵的工作會議。會議明確提出工作重心要做戰略性轉移，對文物古跡如孔府、孔廟、孔林等，原來是戰略性進攻，即在一片紅色的海洋和革命口號中打砸搶燒，現在要調整為戰略性防禦，也就是說要改為默默無聞地修繕與保護。按照這個戰略方針，山東省博物館在文物問題上，也與時俱進地確定了如下五個方麵的工作重點：
30年後，畢寶啟站在山東省博物館辰光閣前說：“當年我們在這座樓裏開完會就出發了，想不到在銀雀山遇到了漢墓發掘和竹簡出土的事，現在想起，像做夢一樣。”（作者攝）
一、對山東省境內的所有古建築進行普查，如需要修繕，配合當地政府做出預算，請求上級撥款。
二、對全省各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進行勘察，對損壞狀況進行詳細統計。
三、同當地政府協調，對“文革”以來被破壞的文物政策給予逐步恢複和落實。
四、調查了解對待文物問題上正反兩個方麵的典型，逐級上報。
五、主動了解各級文物工作人員的情況，認真對待人民來信，對信中反映的問題要詳細調查了解，正確處理各種與文物有關的是非、矛盾。
就在這次會議上，文物組業務人員、考古學家畢寶啟、吳九龍被劃為一個小組，負責淄博、濰坊、臨沂等三個地區的調查工作。楊子範之所以做這樣的安排，主要考慮到新老人員交叉搭配，更有利於工作，至少不會鬧出大的別扭。畢、吳二人在做了簡單的準備後，就啟程了。有關二人的經曆大致如下：
畢寶啟，北京市房山區人，1956年高中畢業後進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後到中科院哲學訓練班和文化部古代建築訓練班學習。1961年調山東省文物管理處，後管理處與省博物館合並辦公，畢寶啟調博物館文物組工作。
吳九龍，1941年生於四川成都市，1951年隨父母到北京定居，1966年自北京大學曆史係考古專業畢業後，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後來隨著“文革”爆發與政治形勢的惡化，被下放到全國著名的浙江省軍區喬司農場勞動改造，兩年之後轉到嘉興農機廠當車工。1971年底轉到山東省博物館文物組工作，約半年後開始了與銀雀山重大考古發現不期而遇的機緣。
銀雀山漢簡出土30年後，重回臨沂出席紀念大會的吳九龍（左），在銀雀山漢簡博物館向作者等人講解《孫子兵法》的出土與整理情形
當畢寶啟、吳九龍沿淄博、青州、壽光等區縣，乘公共汽車一路風塵仆仆輾轉到臨沂時，已是4月14日下午三點多鍾。二人走出車站，直奔地區革委會文化組，在與一位姓王的軍代表接上頭後，開始了簡短的交談。畢、吳二人除說明工作來意外，還就人民來信中，有內容涉及臨沂縣文物組在金雀山漢墓群未按考古程序胡亂發掘，並隱匿不報的情況，準備做一次具體而深入的調查了解。這位王姓軍代表聞聽，覺得事關重大，自感人微言輕，不敢做主，立即摸起電話向臨沂軍分區曹副政委做了彙報。按照曹副政委的指示，畢、吳二人先到地委第三招待所休息，於次日上午聽取地區文化組的彙報，就有關問題進行具體協商。既然對方已做了這樣的安排，畢、吳也就不好抗拒，隻得服從。當二人走出地委大院，朝著第三招待所的方向行進之時，突然發現不遠處一個山岡上聚集了幾十人，似乎在挖掘著什麼，四周還有不少手拿鎬頭、鐵鍁等工具的人在來回走動。盡管看不太分明，但職業的敏感使畢、吳二人意識到，前麵或許正是一起挖掘古墓的行動。既然是挖掘古墓，那就和自己的業務有關，於是吳九龍對畢寶啟說：“老畢，你看那裏是不是正在挖墓，咱倆過去看看吧。”
畢寶啟望著前麵不遠處的小山岡，沉思片刻道：“算了吧，如果真是挖墓，我們貿然闖過去，說不定有不少熟人，麵對他們的工作，你說什麼？我看說好不行，說不好，一時還磨不開麵子，等明天文化組介紹完情況再去吧。”
朱雀
就在畢、吳二人爭論十五年後的1988年，在出土《孫子兵法》漢墓不遠處的金雀山，於一座張氏磚墓中再度發現了朱雀、玄武、青龍、白虎等畫像磚，據專家推斷，此畫像作於魏晉時期
“還是去看看吧，我們不說話或少說話不就是了？”年輕氣盛的吳九龍被好奇心驅使得有些難以自持，畢寶啟一看，便不再堅持，說了聲“好吧，就依你”。於是二人轉身向銀雀山走去。
因畢寶啟過去和劉心健有過業務上的聯係，算是老熟人，因而一見麵雙方便熱情地寒暄起來。畢寶啟簡單說了幾句來臨沂的目的，劉心健便熱情地邀請二人道：“既然來了，你們今天就別走了，幹脆和我們一塊發掘吧。”
滿臉寫著疲憊的畢寶啟對眼前這個墓沒有多大興趣，便推托道：“我們還沒有同地區的領導見麵，眼下正準備到招待所住宿，順便過來看看，等明天再說吧。”說著就要招呼吳九龍告辭。
此時吳九龍正對著墓坑外一堆被劉心健扔掉的亂草樣的東西好奇地觀看，聽到畢寶啟的招呼，順手將那亂草樣的東西撿起了兩根，輕聲說：“老畢，我怎麼看著這東西像是竹簡，找點水衝一下看看有沒有字。”說著來到一個破水桶邊，用一塊小布片在水桶裏蘸了水，慢慢擦洗那兩根竹片上麵的淤泥與水鏽。當他的手指攜帶布片在竹片上最後一次擦過時，眼前驀地一亮，如同一道閃電“嘩”地刺破了漆黑的夜幕，緊接著是一聲驚天動地的響雷——奇跡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