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字體及文字與時代不符。抄件文字為現代隸體，書寫水平有限，未有早期隸書的筆意。這是作偽者不了解早期隸書之故。抄件文字中還夾雜晚期道教的專門文字和現代簡化字。
八、與古代書籍流傳狀況不符。所謂“《孫武兵法》八十二篇”其文中自稱為“家傳簡”，其實是作偽者的設計。我國古籍尤其是像《孫子兵法》這樣重要的名著是流傳有序的。曆代史誌多有著錄，私家目錄也有記載，與其同時代或後代的書籍還會引用其文字，可以說隻要此書在世間流傳收藏兩千多年，湮沒無聞是不可能的。不可忽略的是，其間中國文字的載體有一個重要的變化，那就是從簡帛轉變為紙張。今天，人們看到的先秦古籍大都是在此期間從簡帛上轉錄到紙上，成為書本的。假如真有“家傳簡”流傳於世，也不可能等到民國十二年由張聯甲來“書理”於紙上。
九、“兵法”與古書成書規律完全不合。從古書成書的一般規律考察，所謂“兵法”也是疑竇叢生，絕不可信。“兵法”中有“以篇名簡，定名孫武兵法”，“此為拾有三篇也，定名孫子兵法”，“吾以孫子兵法晉見吳王闔閭”等內容。這顯然是作偽者缺乏常識的向壁虛構。先秦著作往往不出於一人之手，而是同學派累世輾轉增附而成，這乃是學術界的共識。羅根澤先生曾考證戰國前無私家著作；餘嘉錫先生也認為“古書之題某氏某子，皆推本其學之所自出言之”，並指出“古書之命名，多後人所追題，不皆出於作者之手”。這兩位著名學者的看法無疑是正確的。所以在《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孫子兵法》隻被稱為“十三篇”。現在所謂“兵法”炮製出孫武為其著作命名《孫武兵法》的“神話”，其用心也“良苦”，其扯謊水平也低下。
通觀先秦諸子著作，篇幅均不大，春秋時期的諸子著作尤其短小精悍，均不過數千言，如《老子》《論語》《易經》以及《孫子》十三篇皆為五六千字，這是與當時書寫條件困難有關的。如今，“收藏者”以為兵書篇幅也是“韓信將兵，多多益善”，將“兵法”字數膨脹到十四萬餘字，殊不知這恰好反映了他們對古代曆史的無知。
偽造者對《孫子兵法》著錄及流傳的知識似懂非懂，所以不說則已，一開口便錯。眾所周知，《漢書·藝文誌》之所以隻著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沒有著錄“《孫子兵法》十三篇”是因為“十三篇”包含在八十二篇裏麵了。這是學者的共識。而現在發現“《孫武兵法》八十二篇”，從房立中提供的篇目，從《預示篇》提供的內容，從呂效祖為“《孫武兵法》八十二篇”寫的序言來看，都講“八十二篇”中不包括“十三篇”，“十三篇”在“八十二篇”之外。這就是說，《孫武兵法》不是八十二篇，而是九十五篇。從他們提供的篇目看；第八十一篇是“三十六策”。“三十六策”最早見於《南齊書·王敬則傳》，書中有句話：“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檀公指南北朝劉裕的名將檀道濟。“三十六策”怎麼會在《孫武兵法》八十二篇之中呢？《漢書·藝文誌》又怎麼會把“三十六策”著錄進去呢？
另，房立中自己的“輯本”，也為手抄本是假的提供了證據。房立中一方麵說西安的本子可以與世界八大奇跡相媲美，是中國版本中最古老規模最大的兵學聖典；一方麵他又編了一個與手抄本內容大不相同的“《孫武兵法》八十二篇”輯本，並宣稱他這個輯本也是“《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這就自相矛盾了，到底哪一個是真的？如果西安的是真的，那麼他那個“輯本”就是假的；反之，則西安的那個“國寶”便是假的。或者兩者都是假的。
十、鑒定的結果也顯示“兵法”出於今人的偽造。中國革命博物館文物鑒定專家肖貴洞曾對“兵法”第四十篇做過鑒定。斷定“抄本”絕非如“收藏者”與房立中等人所稱抄錄於“民國十二年”（1923年），而是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晚抄寫的。1996年12月10日，肖貴洞又應《北京青年報》記者曾偉的要求，重新簽署了他當時的鑒定意見。鑒定意見原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