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紙張的經緯纖維組合方式以及簾子紋的密度上看，不是20年代的紙張，當是60年代以後生產的紙；從墨色上看，光澤明顯，黑度較重，不是20年代抄寫的；從墨跡與紙張結合的程度上看，墨跡漂浮，說明抄寫時間不長；從殘舊程度上看，不是長期保存的形狀，而是人工急速造作的；從印章的格式與顏色上看，色紅跑油，不是20年代所蓋……破綻很多。
由以上情況斷定，《孫武兵法》不是1923年（民國十二年）抄定的，而是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晚抄寫的，抄寫者在60歲左右。
從以上科學鑒定中完全可以看出，是什麼人在什麼時間和什麼情況下所作的這一偽跡昭著的所謂兵書。
由此，專家們一致認為，張瑞璣的家世問題，是張敬軒諸人炮製《兵法》重見天日這一神話的出發點與基礎。現在家世真相既然徹底澄清，則支撐這一“神話”的前提即不複存在。“兵法”的偽作性質從以上十條中可以斷然認定。
至於這場文化史上少有的鬧劇，作偽者出自什麼心理，竟然如此明目張膽地偽造兵學聖典《孫子兵法》？而某些傳媒又為何如此熱衷捧場？這當然是在商品經濟大潮衝擊下，“追名逐利”和社會普遍浮躁的結果，是那個名句“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生動寫照。
據參加辨偽的專家學者初步分析，作偽者之所以作偽，首先是想以此出名。為了出名，他們進行了精心的策劃。因為《孫子兵法》畢竟是兵書，普通百姓對其價值缺乏了解，於是乎作偽者先抬出一個晉陝名人張瑞璣，自稱是其後代，這樣似乎“百年珍藏《孫武兵法》”已經順理成章。為標榜“兵法”是真，作偽者還編排了一個漆書漢簡的神話和一個民國十二年（公元1923年）的抄本，以為這樣即可天衣無縫，然後借助現代聲光電的傳媒拋售出來。一時間，這一重大發現被傳媒炒得火爆，消息迅速傳至海外。果真，一夜之間，作偽者成了眾人矚目的護寶英雄、民族精英、傑出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成了享譽海內外的知名人物。而捧場者的名字也屢屢見諸報端，成了鼎鼎大名的兵法研究大師。
出名的根本目的就是“逐利”。《孫武兵法》的“新發現”，竟產生了如此巨大的轟動效應。於是，作偽者便開始繼續暗箱操作，聲稱“《孫武兵法》八十二篇”完全由孫武一人親著，是為“家傳簡”，而現行的今本《孫子兵法》十三篇，則是經孫武之手縮編而成百字取精的“傳世簡”。
作偽者之所以標榜新發現的“《孫武兵法》八十二篇”為“家傳簡”，自是有其緣由的，因為國家文物保護法明文規定，地下一切出土文物屬於國家所有。那麼，隻有家傳的文物才可以拍賣，並有利可圖。這就出現了作偽者待價而沽，揚言要一字千金（美元）計售，以圓自己億萬富豪之美夢的叫囂。到了這時，其逐利的醜惡麵目就可謂一覽無餘了。而捧場者如國防大學的房立中等人也借此機會渾水摸魚，大肆校點偽書，雜以其他內容編成《孫武子全書》，在一片喧囂與嘈雜聲中四處兜售叫賣，從中蒙騙讀者，牟取暴利。
然而，機關算盡，作偽者的如意算盤還是落空了，其偽裝被研究孫子兵法的專家們一一剝去。這場由作偽者親自導演的拙劣的鬧劇與騙局，在一片喊打聲中，總算悄無聲息地收場了。不過隨著曲終人散，好奇的觀眾又總覺得意猶未盡，也總感到事情發生、發展得過於突兀離奇，似乎有另一種隱情和醜聞尚未揭露出來。事實上，整場鬧劇與騙局的開頭和結尾始終暗含著不可告人的隱情，而真正的較量也遠沒有結束。不久之後，圍繞著這一事件的前因後果，是是非非的車輪大戰終於爆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