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雀山漢墓竹簡埋藏於地下沉默了二千多年，在大千世界的滾滾紅塵中，一代代生活在這裏、整日忙得滿頭大汗的芸芸眾生，卻不知小小的銀雀山下埋藏著一個巨大的利益桃花源，更“不知有漢”。而一旦天機泄露，這個桃花源揭去千年風塵織就的麵紗，被天下蒼生們窺知“漢”的秘密，圍繞著這個新鮮而神奇的寬闊場地，在用竹簡搭就的人生舞台上，便上演了一樁樁、一幕幕、一場場是是非非、真真假假、恩恩怨怨、離奇驚險的正劇、醜劇、鬧劇與滑稽劇。那蠅營狗苟、追名逐利的欲壑與文化良知，連同鐵肩擔道義的疾呼交織而成的刀光劍影、愛恨情仇，使原本聖潔光亮的銀雀山蒙上了一層花花綠綠、說不清道不明的青苔，那燦爛的光芒也漸漸被層層迷霧所掩蓋。這個結果，是當年漢墓最早的發現者和後來竹簡的發掘、研究專家們都未曾料到的。隨著歲月的流逝，有些是非曲直已經辨明，有些恩怨情恨尚未了結，有些新仇舊恨又摻雜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絲絲窩窩地纏綿於人們的心中，揮之不去，欲罷不能，令人久久無法釋懷。在這堆紛繁迷亂的世事情緣中，關於銀雀山漢墓出土文物的最後歸宿，便是其中剪不斷、理還亂的一個難以繞開又令人心中隱隱作痛的情結。
想當年，由國家文物局組織的“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於1974年正式成立後，麵對大多數久已失傳的人類文化瑰寶，首先對學界廣泛矚目的《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二書進行了整理，隨後又將全部竹簡整理編成《銀雀山漢墓竹簡》，分三輯出版，其中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吳九龍等專家參加了第一、二輯工作的始終，隨後吳九龍又擔任了第三輯的全部整理考釋工作。當研究成果正式公布後，整理小組宣布解散，參加整理的人員各回原單位上班。因工作需要，原墓葬主要發掘者之一的吳九龍，於幾年後，由山東省博物館正式調入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工作。整理後的包括《孫子兵法》在內的竹簡，按照王冶秋當年的承諾，於1974年6月底全部退回山東省博物館保存。
吳九龍（右一）與銀雀山漢墓竹簡博物館竹簡研究專家楊玲（右二）交談《孫子兵法》竹簡從北京運回山東之後的情況（宋開霞 攝）
由於銀雀山漢墓竹簡所具有的重大文物價值和科研成果，以及其他任何考古發現都無法取代的曆史地位和政治色彩，在當時舉國上下都在深入開展“批林批孔”“批儒評法”運動，孫子其人及《孫子兵法》等書，作為法家思想的一捆重磅的集束炸彈，正成為打擊林彪與“孔老二”難得的重要武器。這批竹簡頓時身價倍增，舉國震動，並得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為此，就在竹簡由北京回歸山東之時，為了保證萬無一失，周恩來總理親自做出指示，由國家文物局和鐵道部協商，專門調撥一列客運列車車廂運載竹簡。吳九龍等文物專家和大批鐵路公安人員，組成特別護送分隊，將竹簡護送回到濟南。當列車抵達濟南車站後剛一停穩，山東省博物館館長張學就率領一幹人馬，駕車直抵列車車門，在鐵路公安人員的嚴密監視下，將竹簡極其小心謹慎地搬進轎車，隨後在四輛警車護衛下，一路鳴響著刺人耳膜的警笛，呼呼隆隆地運回了省博物館文物庫房。
至此，關於銀雀山漢墓發現、發掘以及文物出土、整理、保護的故事似乎告一段落。然而，事情並沒有到此了結。
銀雀山漢墓發掘者之一的畢寶啟說：這就是山東省博物館當年建的竹簡樓（作者攝）
出土竹簡回歸山東後，鑒於其價值已在海內外引起了廣泛矚目和重視，山東方麵也自然就重視起來，並隔三岔五地借這捆集束炸彈向早已死去的“孔老二”開起火來。省博物館領導人張學等一看上上下下都極為關心這堆竹片子，腦子一轉，計上心頭，適時地抓住機遇，開始出麵以竹簡沒有合適的地方保存，文物安全風險很大等為名，到省政府下屬的有關部門要錢，表示要蓋一幢小樓用來存放、保護這批價值連城的竹簡。所求部門的領導者憑著政治嗅覺的慣性，一個賽一個地拍著胸脯說“保證沒問題，馬上辦”。但真正具體行動起來，就開始拖泥帶水。待時間一長，聲勢浩大的“批林批孔”“批儒評法”以及批判“克己複禮”的政治運動，漸漸由高潮進入低穀，越來越失去了勁頭。麵對這個趨勢，政客們馬上感到，那作為炮彈的《孫子兵法》等一批竹簡，已經像彈殼裏滲進了汙水，藥力失效，成了打不響的啞彈臭彈，沒有任何作用了。便立即抽身，不再顧及當初所做的承諾，在蓋樓的問題上與博物館的幾個頭目兜起了圈子。博物館的張學等人一看苗頭不對，在對各種形勢做了一番分析後，不但沒有退縮，反而借著“批林批孔”政治運動殘存的一點餘溫，加緊了戰略和戰術攻勢，在先後經曆了一番求爺爺告奶奶，乞丐討飯式的遊說、撮合、奔波、努力之後，終於將上級部門的各路關節打通，最後由省政府財務部門撥款，在館內建了一座三層小樓，號曰“竹簡樓”。此小樓具有牆厚、牢固、保溫、防曬、抗震能力強等優越性能和特點，在當時尚無財力購置空調設備的情況下，這個條件在山東已算是較為先進的了。當然，二十年後再回頭觀看，那隻不過是一幢普通的土包子民工樓而已，但那時的民工卻沒有福氣享受如此高等的待遇。因為真正用於保護竹簡的隻有一個房間，其他的房間除存放另類器物外，多數還是被當作單身業務幹部和職工的宿舍使用了。因而，這部分享受了高級待遇的幸運兒，在許多年之後，依然對當時為建“竹簡樓”而做出貢獻的老一代館領導心懷感激。
出土竹簡自進入新建的樓房後，博物館領導人便指定一個叫江慧芳的女業務人員定期做些監視保護工作，其主要做法就是每月往盛放竹簡的玻璃管裏加水，以保持濕度。偶爾也加點化學藥品，以防止腐朽、黴變等。江慧芳退休後，定期保護工作幾經轉手，最後由另一個年輕的女業務人員李淑華具體負責，幾十年來，基本上保持了在北京整理完成時的原貌。
由於出土竹簡價值高，名頭大，得到了相應的保護。比較而言，同墓出土的其他器物就遠沒有如此幸運了。
當年臨沂文化局派楊佃旭等人將銀雀山一、二號漢墓所有出土文物一件不剩地裝車送入省博物館後，隨著認為頗有價值的竹簡由吳九龍、楊正旗保護送往北京，其他的器物則堆放在一間大號倉庫裏，由墓葬主要發掘者之一的畢寶啟進行保護性處理。到了1977年，隨著農業學大寨之風的再度興起，省博物館派出畢寶啟等館內人員，來到一個偏僻的山區農村，一邊高唱著革命歌曲，一邊熱火朝天地開山鑿石，修起了大寨式的梯田。就在這段革命歌聲非常嘹亮的時期內，原存放於省博物館由畢寶啟負責照料的銀雀山漢墓出土器物，由於清理倉庫等原因，被搬到省考古所文光閣三樓一個牆角擱置起來。從此，這批文物便像失去了爹娘的孩子，沒有人再給予哪怕是最普通的保護性關照了。兩年之後，待畢寶啟結束了在山區修梯田的經曆回到省博物館時，見自己當年保護、保管的器物，凡竹器、木器幾乎全部風化幹癟，成了一堆爛樹皮一樣的東西。隻有很少的幾件漆器，如一個小盆，一個小耳杯等，由於其本身係用高級的夾鑄胎工藝製成，不易受外部環境的影響，看上去損壞程度較小，但也遠不是兩年前的樣子了。至於一堆陶器，盡管沒有也不可能像漆木器那樣整個身子來一個扭曲變形，但身上鮮豔的彩繪早已脫落殆盡。其中有幾個儀態萬方、風情萬種的女式陶俑，由於身上彩繪的脫落，其形態與相貌看上去既醜又老，令人不禁扼腕歎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