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羅賽塔碑被發現不久後，《埃及信使報》曾發表了關於這塊石碑的評論文章，或許是上帝的有意安排，這份埃及報紙被一個法軍上尉傳到了他僅有12歲的表弟手中。這位12歲的少年在20年後寫出了一篇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文章，他竟然破譯了石碑上的象形文字，從而解開了千古之謎。這位天才少年就是後來被稱為埃及學之父的商博良。
商博良，1790年出生於法國洛特省省會菲熱克，自幼天資聰穎，5歲就開始翻譯古文，11歲時在學習拉丁文、希臘文以及希伯來文上又表現出罕見的天資。少年商博良成長在一個經常聽人談論埃及的環境中，所以當他12歲從報紙上看到有關羅賽塔碑的消息後，便立誌要做一個破譯象形文字的人。或許有了這樣的人生之夢，商博良從13歲起，開始學習阿拉伯語、敘利亞語、迦勒底語、波斯語和科普特語。由於他確信科普特語就是用希臘字母書寫的古埃及語，所以他對這門語言的學習格外用心，並將平時在心中想的一切都譯成科普特語記在日記本上。他如此煞費苦心的目的很明確，那就是“掌握這種埃及語言，它會是我將來研究埃及紙莎草紙文獻的重要基礎”。除此之外，商博良還涉獵中國古文，為的是考察中國古文和埃及古文之間有無內在的聯係。
商博良1831年的畫像
1809年，即著名的羅賽塔碑發現後的第十年，年僅19歲的商博良受聘擔任了巴黎格勒諾布爾公學曆史學教授，但天才常被庸人排擠和暗算，年輕的教授商博良也未能幸免，他被一群庸才擠掉了教授的職位，以致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窮困潦倒。
盡管商博良命運多舛，舉步維艱，但他仍潛心學問，把破譯羅賽塔碑和古埃及象形文字當作最大的夙願和崇高的理想。
就當時的情形而言，試圖破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學者不計其數，大家或明或暗地展開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在這場競爭中，商博良遇到了三名可怕的對手，他們分別是英國人楊格[1]、瑞典人阿克布拉德和法國人薩西。
當時，楊格、阿克布拉德、薩西、商博良等四人，各自擁有一份羅賽塔碑的複本，研究的問題看起來似乎很簡單，既然有了一段已經破譯釋讀的希臘文版本，那麼，隻要在象形文字和古埃及通俗體文字的版本裏找到相應的詞，並確定這些詞的詞性，謎就可以解開。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簡單，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在羅賽塔碑被發現的近二十年裏，四人中竟沒有一個能理出任何頭緒。1802年，阿克布拉德辨認出世俗體版本中的一些詞，薩西亦然，到1819年，楊格才破譯了十來個單詞，卻又誤解了其他一些詞。
商博良始終密切注視著競爭者的研究動態，擔心他們超前，但又不把別人的研究成果放在心上，他形容楊格的發現是“可笑的吹牛”，說阿克布拉德“連三個字都讀不出來”。
商博良雖然在譏諷別人，可他自己直到1820年都毫無任何突破性成果。所以如此，乃是由於他和其他的競爭對手都未能解答一個問題，這便是，到底埃及文字是表意文字，每個符號表示一種意思，還是屬於一種表音文字，每個符號代表一個發音？此時，學者們已經知道，碑文中在國王名字的周圍加一圈邊飾，乃是古埃及人的習慣。根據羅賽塔碑已成功釋讀的希臘文的法老名字，商博良逐漸辨認出相對應的象形文字。1822年，他在尼羅河上菲萊島嶼的方尖碑上，又發現了跟羅賽塔碑相同的托勒密法老的希臘文名字，更出乎意料的是，旁邊另一圈邊飾裏的名字則是埃及豔後克麗歐佩脫拉。比較這兩個名字，商博良發現了4個符號的語音，並且把其他字母也排出了順序。石碑銘文中象形符號共有1419個，而希臘文的字是486個，由此商博良發現了其中暗含的秘密：象形文字不全是表意文字，也有表音作用，而且有些符號發音，有些則不發音。在托勒密和克麗歐佩脫拉這兩個名字的邊飾裏，共有12個象形文字。商博良根據這些符號，研究羅賽塔碑和其他石碑上有邊飾的84個名字，接連認出了“亞曆山大”“貝雷尼斯”“尼祿”“韋斯巴薌”和“圖拉真”等名字。發現了這一破譯方法之後，激動萬分的商博良想盡快將這一原則應用到他所能看到的一切文獻之中。於是，他到意大利都靈博物館詳細察看了德羅韋蒂的收藏品，到埃克斯去辨認薩利埃購入的紙莎草紙文獻，並去看了查理十世自薩爾特購買的收藏品，商博良發現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很有成效。1822年9月27日，商博良向“法國碑文與純文學學院”提交了一篇論文《致達西埃的信：論埃及人在紀念碑上刻希臘羅馬君主姓名時使用的表音象形文字字母表》。這篇論文的問世，在標誌著商博良對象形文字天才破譯的同時，也標誌著一門新的學科——埃及學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