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在文字尚未產生之時，中國人的祖先是靠口耳相傳把遠古時期的曆史傳述下來的，隻是到了文字產生之後，遠古的曆史和現實發生的事跡，才用各種書寫工具斷斷續續地記載下來。由於口耳相傳的緣故，對遠古的人和事，就不免有後人增益、編撰的成分，因而先秦典籍及漢代典籍中對於古史的記載就變得互有差異，錯綜複雜起來。比如“三皇”“五帝”的記載，先秦典籍中就有不同的說法。如商的始祖簡狄吞吃玄鳥卵而生契，周之始祖薑嫄履大人跡而生後稷等，顯然是神話，若以今天的科學眼光分析，實際上反映了原始社會隻知有母，不知有父的配偶婚姻關係。
麵對如此錯綜複雜，但看上去各家又能自圓其說的古史係統，自春秋戰國時代就有學者產生了疑古思想，不過那個時候隻是一種疑古思想的萌芽階段，並未形成對偽書、偽說考辨的氣候。真正形成氣候則是秦漢之後的事情。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盡滅六國，定天下為一統後，朝中大臣圍繞實行郡縣製還是分封製展開了爭論，在丞相李斯的鼓動和蠱惑下，發生了曆史上著名的“焚書坑儒”事件。關於焚書之事，秦王朝明令規定，“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
不難想見，這次全國性的大規模焚書，對先秦典籍無疑是一次空前的浩劫，各國史書損失尤為慘重。正如司馬遷所言：“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但是，由於《詩》《書》及諸子書“多藏人家”，則遠沒有被燒絕，故而到了西漢初年，“時有失而複見者”，重新被發現的古文經共有十種，如《周易》《尚書》《毛詩》《禮記》等。古文經的不斷發現，引發了曠日持久的今古文之爭，這場學術之爭，導致了後世大量偽書的出現，並直接影響著辨偽學的發展。頗為著名的《尚書》的發現與辨偽可以說就是一個非常生動、有趣、典型的個案。
古代竹簡卷冊（國家圖書館藏）
《尚書》又稱《書》《書經》，是中國最早的曆史文獻彙編。戰國以前，它被稱作《書》。漢朝人稱它為《尚書》，意思是“上古之書”。漢代之後，《尚書》成為儒生必讀的主要經典，所以又稱《書經》。《尚書》記載了上起堯舜，下至東周（春秋中期）1500多年的曆史，其基本內容是虞、夏、商、周曆代帝王的文誥和君臣談話記錄。這種相傳由孔子悉心整理，後在春秋戰國時代廣為流傳的《尚書》，在秦王朝“焚書坑儒”的浩劫中也不可幸免地失傳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日，社會上再也沒有這部書殘存的消息。但是到了漢代文帝時，忽聞山東濟南有一位年過九旬的老人在家以《尚書》授徒，這個消息立即引起了朝野震動，文帝立即派太常掌故晁錯前往求教。原來這位老人名叫伏生，曾在秦朝宮中擔任過博士，對《尚書》很是精通。秦王朝下令焚書時，他竟冒著被殺頭的危險，把《尚書》藏在家中的牆壁裏，自漢惠帝取消禁書令，伏生搜尋藏書，發現已遺失了幾十篇，隻剩下29篇，便用此在家鄉講授。此時伏生年事已高，口齒不清，口授經文時需由其女兒在旁通譯。晁錯盡職盡責，終將《尚書》記錄完畢。由於它是用漢代當時通行的書體隸書記錄成書的，故稱今文《尚書》，以與先秦時孔子用大篆文傳授的《尚書》相區別。
山東諸城前涼台出土東漢畫像石，刻畫了講經人和捧簡聽講人的形象
正當今文《尚書》大行於世之時，到漢武帝一朝，在孔子的家鄉山東曲阜又傳佳音：魯恭王擴建宮室，在拆毀孔府中的一處舊宅時，意外地在牆壁裏發現了秘藏的一批古書。在這些古書中，有一部《尚書》共計45篇，其中29篇和伏生本基本相同，後來由孔子的後裔孔安國上獻朝廷。由於這部《尚書》由大篆文書寫，又得自孔門真傳，便稱古文《尚書》。史學之父司馬遷年幼時師從孔安國，學的就是這部書。後來司馬遷在作《史記》時，其主要參考書之一也是這部《尚書》。不過，司馬遷沒有完全相信書中的記述，他本著“考信於六藝”的原則，對古史記載進行了認真的整理、考辨，所以後世的學者梁啟超稱他是“辨偽學的始祖”。
魯壁紀念處
秦始皇帝焚書坑儒時，孔子九代孫孔鮒把《論語》等儒家經冊藏在一堵牆壁中，直到漢代這批所謂“魯壁藏書”方被發現。圖為孔廟為紀念此事而建的“魯壁”
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雖然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時間得以重新行世，卻隻是兩部殘卷，未免有些美中不足。
司馬遷身後百餘年，已到漢成帝朝。山東東萊（今山東萊州市）有個叫張霸的人，忽然聲稱自己發現一部全本古文《尚書》，並獻於朝廷。這一非同小可的事件再度引起了朝野震動，為慎重起見，成帝派人仔細研讀，發現上當受騙。原來這是一部偽作，且作假手段十分拙劣：其手段是將伏生所傳今文《尚書》、孔安國所獻古文《尚書》及《左傳》裏的一些文字拚湊而成。事實一經查明，成帝大怒，令將張霸砍頭了事。
就漢初所發現和流行的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而言，除篇數和字體外，本無實質性的區別，隻是兩種不同的版本。但由於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在傳授過程中各有師承，研究和學習的方法各不相同，後來漸漸形成了《尚書》今文和古文兩個學派。當時，各經都立博士，今文“五經”立了14個博士。如果某經或某經中的某派被立了博士，那就意味著其從“私學”變為“官學”。因為通博士經是唯一的“利祿之路”，凡不具博士弟子身份者不得仕進。所以各家經說均欲爭立博士。西漢中期，今文《尚書》作為“五經”之一被長期立於官學，這部書的今文學家也就有了升官發財的機會。由於古文經派不被立為博士，研習古文《尚書》者自然就沒有做官的希望。在這種情況下，隻有少數“好古之士”在民間學習、傳誦古文經。到了西漢末年，對古文經有特別偏好的學者劉歆借掌握朝中權柄的王莽之力，將《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立於官學。基於當時政治的需要，大權在握的王莽開始提倡古文經學，一批古文經終於衝破今文經學派的長期抑製，堂而皇之地與今文經同立博士。劉歆的這個舉措，為長達兩千餘年的今文古文之爭埋下了伏筆。
繼王莽之後又過數百年，曆經東漢末年董卓之亂、西晉永嘉之亂，漢魏以來的文獻典籍一再遭毀，無論是當年伏生所傳今文《尚書》，還是孔安國所獻之書，都在一次次的兵燹中全部失傳。
東晉元帝時，忽有豫章內史梅賾向朝廷獻書，稱是孔安國的古文《尚書》再現。
此書一出，在朝野引起的震動遠大於伏生、孔安國時代，因為它不僅包括伏生所傳今文《尚書》，而且還多出了25篇“逸文”，這些“逸文”，就連司馬遷、劉向、班固等學者都未曾見過。更令人吃驚的是，這部書中竟然還附有孔安國親撰的序文和注釋。一時間，人們為這一重大發現而心醉神迷，忘乎所以。梅氏也因此而加官進爵，名聲大噪。然而，梅賾的所謂古文《尚書》，行文怪異，破綻百出，從一問世便有學者提出懷疑。但在一片失去理智的鼓噪聲中，這種懷疑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