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琉璃河遺址一樣，天馬—曲村遺址同武王克商這一事件有著直接的參照關係。
位於山西曲沃的天馬—曲村遺址，是晉國的早期都邑，總麵積達8.75平方公裏，是已知山西境內規模最大的西周遺址。20世紀80年代以來，考古人員在此發掘了大麵積的周代居址和500餘座西周初期至春秋初期的中小型墓葬，90年代又在遺址的中心區發現了有著重大學術價值的晉侯墓地。
如前文所述，周武王在克商後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曾進行過大規模的分封。但武王在位的短短幾年中，周人對全國的統治並不鞏固，政治上潛藏著嚴重的危機。因此，在他死後，其子成王即位，由周公（姬旦）攝理政事，不久即發生了管叔、蔡叔之亂。周公奉成王之命，出兵征伐，曆經三年終於平息了這場戰亂。之後便有了晉國始封地的出現。
平定管蔡之亂圖
據《史記·晉世家》等文獻記載，武王與其後邑薑（薑太公尚的女兒）歡會之時，夢見天帝對自己說，我命你生個兒子，名虞，將來把唐國封給他。那裏是參宿的分野，叫他在那裏繁育自己的子孫。不久，邑薑果然懷有身孕，胎兒出生後，手上竟有一個虞字，故起名為虞。因為這孩子是武王的第三個兒子，按照伯、仲、叔的排法，又稱為叔虞。武王死後，成王繼位。管、蔡之亂被平息之後，有一天，年幼的成王與叔虞戲耍玩鬧，成王削一片桐葉為珪贈予叔虞說：“以此封若。”身旁的史佚聽罷此言，立即請求成王擇吉日封立叔虞。成王不以為然地說：“吾與之戲耳。”史佚反駁說：“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成王遂封叔虞於唐。因唐國在河、汾之東，方百裏，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於。
以上的說法，在《呂氏春秋》和《說苑》中也有類似的記載，隻是《說苑》將史佚換成周公罷了。年幼的成王也許不會想到，他的一句戲言竟然成就了周朝境內最為強大的北方雄邦——晉國的六百年皇皇偉業。叔虞死後，他的兒子燮父繼位，改稱晉侯，同時把唐國也改稱晉國。這一國號一直延續到公元前5世紀，三家分晉，由韓、趙、魏取而代之為止。當然，唐作為晉國政治中心的時間並沒有六百年。據文獻記載，晉國早期曾幾度遷都，關於搬遷的次數和諸都的地望，漢以來，異說頗多，人們很難確切地得知。隻是到了20世紀50年代，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長期以來困惑人們的謎團才逐漸得以解開。
侯馬晉國新田遺址分布圖
史載公元前585年，晉景公聽從了韓獻子的建議，把國都從故絳遷到了新田（新絳），新田從此成為晉國最後兩百年的首都。
新田究竟在哪裏？史書隻記載在汾、澮兩河之間，但具體地望還是令後來的學者大傷腦筋。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中國的考古工作者即按照文獻提供的線索，於曲沃、侯馬兩地展開田野調查。在逐漸排除了曲沃作為晉都新田的可能性之後，考古人員又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相距不遠的侯馬，並得到了幾條線索。1956年，國家文物局和山西省文化局聯合組成一支文物普查工作隊，在侯馬附近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田野調查。就在這次卓有成效的調查中，考古人員在侯馬以西發現了異常豐富的陶片、瓦片和夯土，從而推斷這裏應為晉國極為重要的都邑。塵封了幾千年之久的晉都新田，從此向世人撩開了神秘的麵紗。
1963年冬，考古人員在山西侯馬鑄銅遺址，把包含重要遺存的凍土運回室內清理
山西翼城北壽城出土的“降（絳）亭”陶文
侯馬盟書
新田遺址發現的當年秋季，山西省文管會設立了侯馬工作站，並正式對遺址進行發掘。通過幾十年的努力，考古人員在汾、澮之間發現了6個大小不等的西周到春秋時期的城址。從城址的規模、地望，以及出土器物的文化內涵等方麵推斷，除一處為晉景公遷都之前的小城外，其他五處都應是作為晉都的新田城及其附屬遺址。自1965年始，考古人員又在距可能是晉國宗廟的呈王古城2.5公裏處，發現了著名的“侯馬盟書”。盟書中記載了晉國的一些盟誓活動，並明確指出，盟誓的地點是在“晉邦之地”“晉邦之中”。特別是後來在喬村發現了“降（絳）亭”陶文，從而更加證明了今侯馬一帶的春秋古城就是曆史上的晉國晚期的都城——新田。
遺址已被發現，那麼，晉國前期的都城又在哪裏？對此問題的研究，曆代學者有不同的觀點，但最著名的當屬班固、鄭玄的“北說”與顧炎武的“南說”。班固在《漢書·地理誌》中說：“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為晉侯雲，故參為晉星。”班固所言的晉水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晉源一帶。鄭玄在《毛詩·唐譜》中也認為晉之始封地在晉陽，即今太原市。太原西郊著名的晉祠，據說就是晉的始封之所。班、鄭的北說自北魏起傳承了近兩千年，學術界絕大多數學者皆以為然，獨清初學者顧炎武在其所著《日知錄》中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認為：“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裏。’……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因而提出了晉之始封地在晉南的“南說”。
1949年以來，山西省文物考古部門根據班固的“北說”，在太原市附近做過多次考古調查和發掘，卻始終未找到大片西周遺址，雖偶爾發現相當於西周時期的陶片，但其風格與西周晉物迥然不同，顯屬其他文化係統。20世紀60年代，國家文物局組織考古專家蘇秉琦、謝元璐、張頷等人，再赴太原晉祠附近做田野調查，在所找到的幾座古城址中，最大且最早的一座為東周時期的古晉陽城。其他的古城時代最早的為戰國時期，根本見不到西周的遺跡和遺物。
1963年，北京大學考古係教授鄒衡、俞偉超，赴山東臨淄調查齊國最早的都城。在幾經周折之後，他們找到了一些線索，但沒有結果，最後算是以失敗告終。失敗後的鄒衡在經過認真的反思之後，決定從此放棄山東的調查，將注意力轉向山西，希望能找到早期的晉都。他在詳細地研究了文獻記載後，對著名的早期晉都“北說”和“南說”都處於相信與懷疑的矛盾之中。班固和鄭玄無疑是東漢時期最偉大的學者，兩千年來，曆代學人對他們兩人可謂佩服得五體投地，凡某一曆史事件由班固所說，學術界一般對此說都持肯定的態度。而顧炎武學識淵博、著述宏富，是清代學術史上一位繼往開來的學術大師。晚年顧炎武測重考據，開清代樸學之風。他根據《左傳》的記載，重新對早期晉都地望做了位於山西南部的推斷，這樣的膽識和魄力也是非一般學者所能比擬的。
就南北兩說相比而言，鄒衡更懷疑班固的太原說，這不僅是由於此前的考古學家多次在太原周圍調查而無果的事實，還有一個可供懷疑的理由是，鄭州明顯有那麼大一個商城，但班固在《漢書》中竟沒有隻言片語提到過，由此可見他記載的史事既有遺漏，也應有錯誤，並不是完全可靠。相對而言，顧炎武的“南說”應當較為可信，因為從考古學的角度看，許多夏商遺址已在晉南發現，周王朝是承襲夏商而來，且有《左傳》“分唐叔……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的記載，晉南作為“夏墟”的可能也應該更大一些。盡管如此，他對顧氏之說仍沒有把握。20世紀70年代末，鄒衡奉命到太原郊區調查晉國都邑，但跑了包括晉祠在內的一圈，沒有發現周代的遺址。恰在此時，山西省考古人員正在晉祠附近發掘號稱唐叔虞的一座大墓，鄒衡應邀前去參觀。但遺憾的是，當大墓打開後，發現根本不是什麼唐叔虞之墓，而是唐宋之後建造的一座偽墓。此事一出，考古界大嘩，鄒衡受到的刺激也很大，他覺得班固可能真的靠不住了，還是顧炎武說的有些道理。從此，他將調查晉始封地的目光徹底轉向了山西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