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顧炎武的說法，早期晉都應在汾水南麵、襄汾縣西南30公裏的趙康鎮一帶。那個地方至今還有城牆遺址，郭沫若曾經對顧氏的這一說法表示相信和認可。但當鄒衡帶領學生滿懷希望地前去調查之後，發現城牆遺址和出土的陶片等遺物全是戰國之後的，根本沒有周代的東西出現。看來顧炎武所說的這個地方也頗值得懷疑，但就整個晉南而言，還是頗有些希望的。
1979年秋，鄒衡帶領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商周組的學生第二次赴晉南調查，重點是臨汾地區。據鄒衡後來說，之所以選擇這個地區，是因為晉都始見於《左傳》者為翼，即今之翼城。《毛詩·唐譜正義》引《漢書音義》臣瓚按：“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裏。”曆史上的永安在今洪洞縣一帶，20世紀50年代考古人員曾在洪洞永凝東堡發現過西周早期墓葬和銅器群，並出土了兩版西周時期的卜骨，其中一版刻有文字。到了60年代，考古人員又在翼城鼓山東北麓發現過西周早期銅器群。所有這些都為晉都的調查提供了重要線索。
山西翼城、曲沃古代遺址位置圖
在山西省考古所的配合下，鄒衡將目標重點放在翼城和曲沃兩縣。在調查中，共發現了10多處西周遺址。其中最為重要的有3處，一是翼城東南7.5公裏的故城村遺址；二是葦溝—北壽城遺址；三是翼城與曲沃交界處的天馬—曲村遺址。為了對3處遺址的文化麵貌有個大體的了解，鄒衡率領學生與山西省考古所聯合對遺址進行了試掘。試掘結果表明，故城遺址建城的年代應在東周時期，不合乎早期晉都的條件，故排除在外。第二處葦溝—北壽城遺址，文化內涵極為豐富，有龍山文化、二裏頭文化、西周早期至東周時期的晉文化以及漢代文化遺存，其中晉文化遺存的分布最為普遍。在清理的城內戰國晚期的地層中，考古人員挖出一件紅色陶釜，釜領部有橫戳印陶文“降（絳）亭”兩字。這一陶文的出現，對考古調查人員來說無疑是個重要線索，而收獲最大的算是對天馬—曲村遺址的調查與試掘。
晉侯墓地發掘現場
天馬—曲村遺址位於翼城之西和曲沃之東的兩縣交界處，因其在天馬、曲村、北趙、毛張四個村之間的寬闊平原上，故名天馬—曲村遺址。該遺址西南距侯馬晉國遺址約25公裏，西距汾河約12公裏，南距澮河約8公裏。從整個地望來看，這個總麵積約為3800米×2800米的遺址三麵環山，兩麵近水，地闊土沃，頗有氣勢。
鄒衡（左一）在天馬—曲村墓地與徐天進副教授等一起發掘
早在1962年，國家文物局組織的由謝元璐等專家組成的考古調查組赴山西做田野調查時，就發現了這個遺址。1963年秋，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畢業班學生在此進行了首次試掘，由於試掘範圍較小，對遺址的文化性質仍缺乏認識。16年後，鄒衡率領學生會同山西省考古所再次對這個遺址進行試掘，發現了長達800米的晉國墓地，並試掘了部分墓葬。這次發掘，為認識此遺址的文化內涵及其分布、年代分期、文化特征等問題創造了條件。關於這次調查和試掘的情況，鄒衡等考古專家經過研究分析，在報告中做了這樣的結論：
我們試掘的葦溝—北壽城和天馬—曲村兩遺址，於文獻雖皆無證，但都有早期晉物而值得注意。前者出有戰國“降（絳）亭”陶文，與侯馬晉國遺址出的幾乎完全相同。天馬—曲村遺址不僅規模宏大，而且延續的時間也較長。經過初步判斷：此遺址在西周初期就已興起，發展到繁盛時期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而到春秋中晚期至戰國早期，卻又陡然衰竭下來。我們知道，侯馬晉國遺址開始興起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發展到繁盛時期是在春秋中晚期至戰國早期，戰國中晚期才逐漸衰竭下來。從這兩處晉國遺址的盛衰交替情況，人們將不難看出它們首尾相銜的關係。如果說後者是晉國晚期國都“新絳”，那麼天馬—曲村遺址和葦溝—北壽城遺址的發現，自然就為尋找晉國的舊都——“故絳”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線索。
至於晉之始封地，晉陽、安邑兩說是完全可以否定的。此外還有平陸縣河東大陽“故夏墟”以及鄂地大夏（《世本》）之說，然其地在西周初年未必為晉所有，晉滅虢曾假道於虞可以為證，斷然不可能為叔虞所封。剩下來隻有永安、平陽兩說可以考慮了。此兩地相鄰，今均隸屬臨汾地區，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洪洞縣和翼城縣。此兩縣俱在“河汾之東”（《晉世家》），而翼城又在“汾澮之間”（《鄭世家集解》引服虔說），尤其是今在此兩縣內發現了坊堆—永凝東堡、葦溝—北壽城、故城村和天馬—曲村四處大規模的早期晉文化遺址，山西境內他處尚未有類似規模的遺址發現。因此，我們認為，霍山以南、絳山以北、汾水以東、澮水以西方圓百數十裏的範圍內，很有可能就是《晉世家》所謂“方百裏”的晉始封之地。
……今以天馬—曲村遺址而言，其繁盛期恰好是從西周中晚期開始的，以葦溝—北壽城遺址而言，其南部平地遺址也是從西周中晚期開始，所以，僅就年代而言，兩址作為故絳，都是具備條件的。但是，兩址相距12—15公裏，天馬—曲村比較靠近汾河，可通漕運，且在一日之內可達聞喜（晉曲沃）；葦溝—北壽城距離汾河較遠，難通漕運，且難一日而至聞喜。所以，若就地理位置而言，則天馬—曲村作為故絳，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天馬—曲村晉侯墓地出土的青銅鳥尊
根據鄒衡等人的推斷，北京大學考古係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於1980年秋對天馬—曲村遺址正式發掘。此後每隔一年發掘一次，至1990年，共進行了七次大規模的發掘，除揭露了大麵積的周代居址外，還發掘葬有青銅禮器或者陶容器的墓葬近五百座，共出土青銅禮器一百多件，有銘文者數十件。其中有一件西周中期的銅盉，上有“晉中違父作旅盉，其萬年永寶”銘文。由此，鄒衡認為，天馬—曲村遺址確鑿無疑是晉遺址。同時他結合西周早期一座墓中出土的一件上有“圍乍新邑旅彝”的銅觶銘文和遺址附近堯都村殘存的“堯裔子□□”清代碑文等遺物遺跡推斷：“天馬—曲村遺址極有可能就是姬叔虞的始封地——唐。”
天馬—曲村晉侯墓地出土的附耳銅鼎
天馬—曲村遺址規模宏大，包括墓地在內，總麵積幾達鄭州商代遺址或殷墟遺址的一半，相當於西安灃西、灃東兩遺址的總和，超過北京琉璃河燕國遺址兩倍以上，是已發現的最大的西周遺址。就考古學文化分期而言，鄒衡等考古人員將天馬—曲村遺址分為五個大的階段：
晉侯墓地出土的附耳銅鼎線描圖
晉侯墓地出土的陶鬲線描圖
晉侯墓地出土的早商文化期陶器線描圖
第一階段：仰韶文化中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