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程”中，與“西周列王的年代學研究”相關的研究方法，除考古遺址的分期與年代測定外，另一個就是對青銅器的分期和金文曆譜的研究，這個方法是其他課題所沒有的，也是本課題的一次創新性嚐試。
清同治十一年刊《攀古樓彝器款識》插圖
青銅器及其銘文的研究，是中國考古學和古文字學的重要分支。研究青銅器在中國已有很久的曆史，早在秦漢已有萌芽，此後漸成一種專門獨立的學問。宋以來名家輩出，如劉敞、呂大臨、薛尚功、阮元、吳大瀓等，都在這個領域中頗有建樹。尤其是宋代呂大臨的《考古圖》，在相當長的一段曆史時期內被學術界公認為是青銅器著錄的典範。這部完成於1092年的《考古圖》，其成就正如現代考古學家李濟所言：“用最準確的方法，最簡單的文字，以最客觀的態度，處理一批最容易動人感情的材料。他們開始，並且很成功地，用圖像摹繪代替文字描寫；所測量的，不但是每一器物的高度、寬度、長度，連容量與重量都記錄下了；注意的範圍，已由器物的本身擴大到它們的流傳經過及原在地位，考訂的方麵，除款識外，兼及器物的形製及文飾。”這部流傳後世並備受推崇的《考古圖》，其成就的確是了不起的，它標誌著中國古代青銅器及其銘文搜集、研究的一個高峰。但是，古代的研究也有其曆史的局限與方法上的不足。由於流傳的大批青銅器，絕大多數是偶然發現或者盜掘所出，沒有明確的出土記載，隻能一件一件孤立地研究。同時，古代的金石學家始終是因襲舊習，研究中大多偏重金文，無文字的器物往往被誤以為缺少價值而遭到棄置。尤為嚴重的是，“對於原始資料審訂的工作及取得手續，這八百年來的古器物學家沒有充分地注意”（李濟語）。同時，他們對銅器形製、紋飾和銘文都缺乏全麵考察，因此就年代的推定而言多不可靠，甚至是一團混沌。所以，“當金石學走到清末民初的時候已是日暮途窮，需要新的方向了”。
隨著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興起，積鬱了八百多年的死結終於解開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隨著文物考古工作的迅速發展，各地陸續發現了大量珍貴的青銅器，尤其是青銅器窖藏的發現和從貴族大墓中出土的豐富多彩的青銅器群，為青銅器研究開拓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作為周人發祥地的周原，長期以來就以成批出土西周青銅器而聞名於世。漢之後的兩千多年來，周原一帶不斷有青銅器出土。聞名於世的大豐簋以及被譽為“海內三大奇寶”
周原齊家村出土的方座簋及“周我父”簋蓋
周原青銅器出土時情形
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等“重器鴻寶”，就出土於古老的周原大地。它們或出自墓葬，或出自窖藏，僅新中國成立後陝西省出土的西周青銅器就有3000餘件。特別是陝西省扶風、岐山之間周原遺址的西周青銅器窖藏，更是埋藏豐富，有極高的科學研究價值。如1961年在齊家村東壕附近發現的一處編號為60F齊家J4的青銅器窖藏，出土了3件無蓋、上有“周我父”銘文的銅簋。13年之後，又在這個窖穴的南邊30米處發現了另一處青銅器窖藏，並出土銅器7件，極為巧合的是，其中3件上鐫“周我父”的銘文的簋蓋，在形製、紋飾上都和J4出土的鐫刻“周我父”的簋完全對應。由此可見它們是同時鑄造的原配器物，並屬於同一人所有，隻是不知出於什麼原因被分埋在了兩處。再如1974年在周原的強家村，1975年在董家村、白家村南等地的發現中，多有長銘重器，成組成套，有特殊的研究價值。尤其是1976年發現的扶風縣莊白1號窖藏，出土銅器的數量多達103件。銅器的年代範圍分布於西周早、中、晚三期，大多屬於一個姓微的氏族所有。銅器銘文在30字以上的有20餘件，其中一件著名的“史牆盤”銘文有200多字。這批銅器被埋藏在一個長方形豎井狀坑中，從表麵看窖坑挖得有些草率，四角頗不規整，但坑內的青銅器卻放置得相當整齊，看來當年這批銅器的主人在埋藏器物時還是頗為從容和精心的。
從已發現、發掘的西周青銅器本身的特點看，不但數量較商代更多，而且在青銅器鑄造的許多方麵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更高水平。由於新中國成立後發現的銅器窖藏和墓葬，多數經過科學發掘和清理，並按照考古學的嚴格要求，對形製、紋飾、銘文、組合和鑄造工藝等各個方麵進行深入的考察，同時對窖藏、墓葬發現的位置、年代以及這些窖藏與周圍其他各種遺跡之間的關係，進行了科學的層位記錄與對比研究，從而為曆史年代學的斷代發揮了重大作用。
率先對青銅器銘文進行科學斷代研究的，是現代著名學者郭沫若。他在1931年編撰的《兩周金文辭大係》一書中，和在1935年增訂出版為《兩周金文辭大係圖錄》和《兩周金文辭大係考釋》中，采擷兩周青銅器300餘件，其中西周王臣之器162件，東周諸侯之器161件。該書首次將現代考古學的類型學方法應用於銅器研究之中，將器銘本身可以表明某王世的器物作為標準器或尺度，以其中的人名、事跡以至器物本身的造型、花紋、銘文字體等特征，去判斷別的器物，從而把許多本身並未標明王世的青銅器歸結在某一王世之下。郭沫若推定西周等時代有銘青銅器的斷代方法，不但對器物時代鑒定具有重要意義，而且使青銅器銘文進一步具備和增強了科學價值，從而奠定了青銅器斷代的基礎，具有劃時代的開拓意義。繼郭沫若之後，有許多學者對西周青銅器進行了斷代研究，其中唐蘭、郭寶鈞、陳夢家等學者，在這一領域分別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王世民（左）與張培瑜在“工程”會議間隙討論西周王年問題（作者攝）
正因為青銅器斷代具有如此重要的科學價值，故夏商周斷代工程在醞釀之時，就專門設立了“西周青銅器分期研究”這一專題。並預定了研究目標：“以西周青銅器中銘文可供西周曆譜研究者為主，就其形製、紋飾做考古學的分期斷代研究，為改進西周曆譜研究提供比較可靠的依據。”
目標中所謂“銘文可供西周曆譜研究”的銅器，是指銘文中王年、月序、月相、幹支四要素俱全的銅器。其研究的任務是從考古學的角度對這些四要素俱全的銅器進行比較準確的分期斷代，從而使曆譜研究能夠建立在科學而堅實的基礎之上，避免過去那種不顧銅器年代妄加推算的情況。這一專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世民負責。
王世民，江蘇徐州人，1956年北京大學曆史係考古專業畢業後，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爆發前的近十年間，他在曾任考古所副所長、所長的著名考古學家夏鼐身邊，從事秘書工作和文物資料管理工作。1963年，考古所開始籌劃由著名甲骨學家、青銅器斷代專家陳夢家主持編撰《殷周金文集成》，王世民被所領導派往參加、協助陳夢家工作。按考古所當時的計劃，《殷周金文集成》在幾年之內可望完成出版，但意想不到的是，由於一次次政治風暴的襲擊以及陳夢家本人悲劇的發生，這部書稿也命運多舛。
陳夢家撰著的《美國收藏中國青銅器全集》，1962年被易名為《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
陳夢家，原籍浙江上虞，1911年4月12日出生於客居南京的一個牧師家庭。他自幼聰穎好學，16歲考取中央大學法律係，20歲出版《夢家詩集》，接著又陸續出版了《陳夢家作詩在前線》《鐵馬集》等詩作，並成為新月詩派的後起之秀。震驚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之後，陳夢家懷著滿腔的愛國熱情，於第二天就和三位同學一道，從南京奔赴上海近郊的南翔前線，投身著名愛國將領蔣光鼐為總指揮的十九路軍，加入淞滬抗戰的隊伍之中。在血與火交織的抗日前線，陳夢家以詩人特有的激情和愛國情懷，寫出了一篇篇閃光的詩作，表達了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的義憤，熱情謳歌了中國軍民抗戰禦敵的豪邁氣概，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抗戰到底的精神鬥誌。1932年，陳夢家隨著名愛國學者、詩人聞一多赴青島，任山東大學中文係助教。在此期間，開始對古文字研究產生興趣。自1934年開始，陳夢家入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攻讀以容庚教授為導師的古文字學研究生，1936年畢業後留校任助教，從此走上了專治古文字和古史的道路。
1937年，北平淪陷，清華南遷後成為西南聯大的一部分，陳夢家同許多知識分子一起，由北平南遷昆明，在新組建的西南聯大中文係任教，主要講授中國文字學、《尚書》等課程，並從事古代宗教、禮俗方麵的研究。1944年9月，陳夢家以客座教授的身份應邀前往美國芝加哥大學東方學院講學，一年之後任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不駐校專題研究員，主要考察、研究流散美國各地的中國青銅器。在美的三年裏，他先後造訪了上百處公私藏家，親手摩挲千餘種銅器，攝取圖形圖片，打製銘文拓本，對各種情況做了詳細考察和記錄，並於1947年編成《美國收藏中國青銅器全集》（英文稿）。1962年，此書的中文稿的標題改為《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此外，陳夢家還曾遠赴英、法、瑞典、荷蘭等四國首都以及加拿大多倫多，收集當地所藏中國青銅器資料。在他不辭勞苦地奔波和努力下，共有兩千多件國外所見青銅器資料被收集起來，成為國內外青銅器研究領域不可多得的珍貴文獻。
陳夢家著《殷虛卜辭綜述》書影
1947年秋，陳夢家離開美國回到北平，在清華大學中文係繼續講授中國文字學等課程。1952年秋調至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員，並協助夏鼐副所長主持考古學書刊的編輯出版工作。自此開始，陳夢家進入了學術研究的高峰時期，在短短的幾年間，他精心收集四萬多片甲骨拓本，進行全麵的綜合整理，並對董作賓的“貞人”說和甲骨分期斷代“五期”說以及“十項標準”做了補充和修正，對甲骨文分期斷代研究做出了新的貢獻。尤其是他於1956年出版的七十餘萬字的《殷墟卜辭綜述》一書，全麵、係統地總結了甲骨文自1899年發現至1956年近57年的研究成果，並在充分總結、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研究甲骨學的精深造詣，對甲骨文出土及其研究的經過、方法和內容等，特別是分期斷代研究方麵進行了科學論述，綜合敘述了卜辭中的各方麵內容，在許多方麵較前人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並為甲骨學的普及和提高發揮了積極作用。這是甲骨文發現以來，甲骨學研究領域第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巨著，在甲骨學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並對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在潛心研究甲骨學的同時，陳夢家又以早年在西南聯大任教時的西周金文講稿為基礎，撰寫另一部巨著《西周銅器斷代》。他認為，年代是曆史的尺度，而先秦史的研究，尤須對此先有明確的規定，然後史事才可能有所依附。但不幸的是兩千年以來，這些年代都在不定之中。學者們所標定的先秦年代，都是根據不甚可靠的材料，擬構而成的。其中，共和以前，年代尤為渺茫。今日要定這一段的年代，所憑借的主要材料有二：一是戰國以來的書籍記錄，一是古器物銘文。前者則以晉代出土的魏國《竹書紀年》最為可貴。其他書籍所記，或失之過晚，不用則可惜，用之則不能盡信。後者則因近代古物學的發達，頗可補文獻之不足，證文獻之可據。此兩種材料若能審慎使用，加以精密考證，先秦年代的疑問，也許可以略略發現一絲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