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該墓葬已慘遭洗劫和破壞，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北京大學考古係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組成考古隊，對此墓進行搶救性發掘、清理。就在這次清理中，在槨室的東南角出土了兩件青銅編鍾。編鍾呈灰褐泛黃綠色，基本無鏽蝕，形製為甬鍾。兩件甬鍾的正麵鉦部分別鐫刻銘文，其中一件有銘文七字，為“年無疆，子子孫孫”；另一件有銘文四字，為“永寶茲鍾”。從出土的情形看，這兩件甬鍾顯然還有同伴，並和同伴組成了一套完整的編鍾係列，看來這套編鍾的其他幾件已被盜墓賊席卷而去了。
正當考古人員為編鍾的流失悲憤不已、扼腕歎息之時，中國文物史上又一個罕見的奇跡出現了。1993年12月，上海博物館從香港古玩市場將天馬—曲村遺址M8號大墓中被劫走的編鍾全部搶救回歸，這個行動的主要組織者就是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
馬承源，1927年生於浙江寧波慈溪龍山鎮。少年在家鄉讀書，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的那天，14歲的他隨父親乘坐一隻小帆船從海上漂泊至上海，不久即入上海的一所中學就讀。在中學時期，他加入了中共地下黨組織。當他考入大夏大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前身）曆史係後，因頻繁參加地下黨的活動而被國民黨特務列入逮捕的黑名單。隨著形勢日趨惡化，1948年，他被黨組織轉移到蘇北解放區，1949年隨軍南下重返上海，參與領導上海公私合營等社會改造運動，其間差點當上了一家公私合營工廠的廠長。自1954年起，調入上海博物館工作，後長期擔任該館館長。
馬承源（左一）介紹香港友人葉肇夫捐贈的子仲薑盤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中國國門的打開，一些不法分子趁機勾結海外走私團夥，大肆走私盜賣出土文物，致使大批國寶流失海外。1992年，馬承源因公務去香港，由於職業的習慣，便經常趁工作的空隙到香港古玩市場逛逛。也就在這看似輕鬆的瀏覽中，他發現許多內地出土的珍貴文物在此明碼標價出售，這種狀況讓他感到極其痛心和內疚。自此，他暗下決心，如果條件允許，一定要想辦法將這些流失的國之重寶盡己所能地搶救回來。在回上海前，他將這一想法告訴了在香港的許多朋友，並讓他們留意古玩市場的動向。
1993年，香港中文大學張光裕教授給馬承源來電話，告知香港古玩市場有人正在出售一批刻有文字的青銅編鍾，大小共十四件，但一時還搞不準是真品還是贗品。馬承源聞訊，讓張光裕設法搞到編鍾的照片和編鍾銘文的拓片傳真過來察看。張光裕不負所望，想盡辦法將所需一切搞到手並傳往上海博物館。憑借幾十年文物工作之經驗，馬承源一看照片和銘文拓片，便感覺到這批編鍾非同小可，有可能是貨真價實的國寶級的文物。為慎重起見，馬承源又將編鍾的照片和銘文拓片拿給上海文物部門的幾位鑒定專家反複察看，在確定為珍貴文物後，他立即請示上海市政府領導人，以上海博物館的名義出資將編鍾購回，這一請求很快得到批準。因1993年的香港還未回歸祖國，要辦理去香港的簽證需要幾個月的時間，為了避免節外生枝，馬承源電告張光裕教授，讓其代表上海博物館和賣方進行價格談判。由於對方當時尚未意識到這套編鍾的真正價值，同時又急於出手，故雙方的談判較為順利，最後以100萬元港幣成交。據行家估計，如果賣方當時弄清了銘文的內容，這個價格隻能購買其中最小的一件，甚至連一件也買不到。由此可見馬承源的眼光和在處理此事中的精明果斷。
編鍾到手後，張光裕教授將其一件件包裹好，然後乘飛機直接送到上海博物館，流失的國寶終於又回來了。
當十四件編鍾落居上海博物館時仍保持出土時的原貌，鍾體上的文字絕大部分為厚厚的土鏽所掩蓋。經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和科學考古實驗室清理剔除之後，銘文全部顯露。這十四件編鍾明顯分成兩種類型，第一類為大鍾，第二類為中小型鍾，兩類鍾的紋飾和特有的旋、幹等皆不相同。由於有以上的差別，而且不了解原有的排列順序，因而馬承源等研究者對銘文產生了種種推測，或以為銘文不全，所缺尚多；或以為銘文並不按鍾的大小次序鐫刻；也有的認為全銘為一篇銘辭等。馬承源等研究人員在對各編鍾的文字做了反複的研究、釋讀後，按照文辭的先後排出編鍾序列，然後檢驗各鍾的音階是否和諧。檢驗結果發現，第一組八件鍾，大小成編，五聲音階，具有兩列八度音。第二組六件鍾，也大小成編，五聲音階，隻是最後缺少相協的尾音。顯然，同第一組相比，第二組缺少最後兩件編鍾。在這樣一個研究結果的基礎上，馬承源想到了山西天馬—曲村M8號大墓中那殘存的兩件編鍾，經與北京大學考古係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聯係，並參看相關的發掘資料，發現殘存的兩件小編鍾，與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回的編鍾第二組大小和銘文完全可以排比連綴起來。因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十四件編鍾的文字都是刻鑿的，兩件小編鍾的銘文也是刻鑿的，由此可證是同一編之物。西周青銅鍾銘文以利器刻鑿，以此為首例。若將天馬—曲村墓地出土的兩件編鍾連在一起，正好也是八件一組。後來上海博物館請音樂專家對兩件小鍾進行測音試驗，發現其音階與同組的另六件鍾相協，這就更加證明兩組十六件編鍾同為天馬—曲村M8號大墓中出土。按鄭玄注《周禮·春官·小胥》載：“半為堵，全為肆。”一肆為兩列八度音，是基本單位，二肆十六件為一虞，這是西周晚期的禮儀用器製度，可見天馬—曲村M8號大墓出土的編鍾為一虞之數。
從香港購回的十四件晉侯穌鍾
由於馬承源、張光裕等人的共同努力，這批極其珍貴的文物不致失散和流入異域，這批編鍾的搶救回歸，在創造了文物收藏史上的一個奇跡的同時，也為後來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西周王年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據。
從香港購回晉侯穌鍾拓片
根據天馬—曲村M8號大墓出土的材料推斷，這座墓的墓主是晉侯穌，而此墓所出編鍾的銘文中也有“晉侯穌”的記載，故編鍾被稱為晉侯穌鍾。兩組十六件編鍾共刻銘文三百五十五字，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出土青銅器的銘文中最長的一篇。自馬承源最先將前十四件編鍾的材料公布於世並做了詳細考釋論述之後，立即在學術界引起轟動。特別是編鍾銘文中所記的七個曆日和五個紀時詞語，在已著錄的西周青銅器銘文中前所未見，這無疑將使西周月相的研究取得新的突破性進展。編鍾的曆日和紀時詞語為：
惟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
二月既望癸卯
二月既死霸壬寅
三月方生霸
六月初吉戊寅
丁亥
庚寅
由於晉侯穌鍾銘文的珍異和重要性，在引起學術界強烈關注的同時，也使學者們對銘文所涉及的許多疑難問題展開了廣泛討論。
根據司馬遷《史記·晉世家》記載：
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於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
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
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
穆侯四年，取齊女薑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
從《史記》看，晉國的曆代侯中，沒有一位叫“穌”的人。但《世本》及三國時代的曆史學家譙周皆稱晉獻侯“籍”為“穌”。據李學勤等專家考證，“籍”和“穌”相通，故司馬遷所載的晉獻侯籍就是編鍾銘文中的晉獻侯穌。
晉侯穌編鍾銘文中有“惟王卅又三年”字樣，通觀整個西周晚期在位超過33年的，隻有周厲王和周宣王，但從文獻中可以看出，當周宣王十六年的時候，晉獻侯穌已死亡，由此可見編鍾銘文所說33年，絕不在周宣王時代，隻可能在厲王時代。按照李學勤的推斷，銘文中的晉侯穌係厲王即位後追稱，編鍾的一部分原是他隨厲王出征作戰的勝利品，後來將之配成了全套，作為紀念。因繳獲的鍾不會有鑄好的文字，於是後來加以鐫刻，稱號也依刻字時的身份而改變了。
關於編鍾及其銘文需要討論的問題很多，而學者們又大多是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的看法，所以當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後，為了配合編鍾的專題研究，由工程項目辦公室專門邀請了李學勤、王世民、陳久金、張培瑜、高至喜、裘錫圭等不同學科的著名專家進行討論。經過專家們集思廣益，多次研究探討，終於推定晉侯穌鍾的“三十三年”應為厲王時期的年數。為了檢驗這個推定的正確性，測年專家對天馬—曲村M8墓中的木炭樣品進行常規法14C年代測定，其年代為公元前816—前800年。為減少失誤考慮，測年專家又用加速器質譜計對M8墓中的木炭和祭牲樣品測年，其年代分別為公元前814—前797年、公元前810—前794年。兩種樣品所得數據基本一致。《史記·晉世家》所載晉侯籍（穌）卒於周宣王十六年（公元前812年）與測年結果相吻合，所以晉侯穌鍾的“三十三年”當屬厲王。
晉侯墓地M8墓的木炭，經14C測年的擬合數據
既然編鍾銘文“三十三年”已定為厲王時期，根據《史記》記載，由於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於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文獻記載中明確的曆史紀年始自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那麼厲王的在位之年又是多少呢？按《史記·周本紀》載，厲王在位共三十七年，而《史記·衛世家》和今本《竹書紀年》又說厲王在位均不足三十年。文獻上的抵牾與矛盾，用晉侯穌鍾來加以校正，可知厲王在位應超過三十三年。
盡管晉侯穌鍾否定了今本《竹書紀年》厲王在位不足三十年的說法，但仍無法肯定司馬遷《周本紀》記載的準確。夏商周斷代工程課題組，又設法利用另一件青銅器來做推定，這就是頗負盛名的善夫山鼎。
善夫山鼎
正月乙巳朔，既生霸戊午十四日；
二月甲戌朔，既望癸卯十八日；
二月甲戌朔，既死霸壬寅二十九日；
六月壬申朔，初吉戊寅初七日。
研究者認為以上第二條二月幹支有誤，決定將“癸卯”改為“辛卯”，從而變成：二月甲戌朔，既望辛卯十八日。這樣幹支、曆日俱合。作為這一旁證，再次證明晉侯穌鍾“三十三年”為公元前845年的準確性。
由於厲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1年）奔彘，至此可定厲王元年為公元前8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