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取得的一係列重要成果，與會的兩百多位專家、學者群情激昂，精神振奮，給予了高度讚揚和充分肯定。他們認為，這些成果體現和代表了當今年代學研究的最高水平。“工程”所采取的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相結合的學術探索模式，在自身取得成功的同時，也對相關學科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尤其是“工程”成果所體現的眾多專家、學者相互合作的群體意誌和團隊精神，對即將到來的新世紀中國的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將產生深刻的影響。
會上，來自三個學會的負責人金衝及、柯俊、徐蘋芳分別代表報告會的主辦單位發表了講話。金衝及說，1996年春，我國政府開始組織實施國家“九五”重點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力求提出一份較準確的夏商周年表，這不僅是我國學術界的責任所在，也是國際學術界及億萬炎黃子孫的共同企盼。經過三年的努力，研究已經取得了一係列重要成果，達到了各項預定的目標，這是我國學術史上的一件值得慶賀的大事。今天看到這些成果，使我們不能不深表敬佩和讚歎。“工程”開創了多學科交叉研究的一個很好的範例，其學科聯合的規模和組織的嚴密程度，在我國似乎還不曾有過，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這種探索、嚐試的實踐經驗，對我們正在進行著的曆史研究方法論的改革無疑是一個重大促進。
中國科技史學會名譽理事長柯俊院士在高度讚揚了“工程”所發揮的團隊精神之後，對多學科合作的方式和研究成果表達了深刻的體會，認為像“工程”這樣多學科交叉滲透，是過去的教育體製所達不到的。他說，過去我們的教育體製是把理科、工科、醫科、文科都過細地分開，學科之間很難相互了解和溝通。人的素質很重要的一條是對社會的了解程度，應該廣泛地懂得社會各門學科，至少對有些學科有個概念性的了解，使大家能夠更好地溝通和討論，這樣整個社會發展的步伐就會加快。“工程”這種正確的科學方法和科學思維，對我們正在進行著的教育體製、內容和教育方法的改革，都具有很好的啟迪作用。最後，柯俊講道，夏商周斷代工程，不僅是國家交給的任務，也是祖先賦予我們的一項使命和責任。盡管“工程”成果還需要進一步改進，但總的來看，“工程”的成果是偉大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僅對得起國家、民族，同樣對得起祖先，而且對後代子孫也是功德無量的。
除三個學會的負責人發言外，與會學者分成曆史組、考古組、科技組等三個組，對“工程”成果展開了廣泛的討論。在曆史學組的討論中，來自東北師範大學曆史係和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的詹子慶、陳恩林兩位教授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支持，是學術界的一件盛事。經過幾年的努力，“工程”已取得了顯著成效，目前所提供的年代方案，可以說是現階段的最佳方案。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的王宇信、宋鎮豪兩位研究員頗有感慨地發表了自己的見地，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一個世紀課題，現在提供的這個報告，既是對過去年代學研究的總結，也是將來年代學研究的開始。“工程”能取得這樣的成果，可以說是中國學術界到目前為止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當然，其中有些問題尚不能明確得以解決，但這不是因為我們的研究水平不夠，而是材料不足，這些研究可留待後人繼續去做。現在我們能把問題提出來，本身就是對學科的一種推動。夏商周斷代工程集中了各方麵的人才，聯合攻關，推動了有關學科的發展，同時又培養了一批跨世紀的複合型人才，實在是功不可沒。來自華東師範大學史學史研究所的謝維揚教授說道，“工程”啟動以來，曆史學界寄予了很大期望，現在的結果不僅達到了期望，有些還超過了期望。“工程”的成就是多方麵的，如采用了多學科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為今後的曆史學研究提供了借鑒。“工程”所得出的許多有價值的結論，可作為今後古史研究的依據，這對整個曆史學研究無疑會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來自吉林大學的吳振武教授，在代表曆史學組討論的總結性發言中，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取得的成果，從幾個方麵做了概括：第一，年代學的研究方法，不僅使古史學研究者學到了許多東西，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這次“工程”的研究，我們知道了哪些方法在年代學研究中是可行的，哪些方法是行不通的，今後的研究，在許多問題和方法上可以少走彎路；第二，在研究中所涉及的基礎性文獻資料，“工程”都做了徹底的清理，這是前人所未能做到的；第三，給出了許多有價值的結論，可作為今後古史研究的依據；第四，“工程”能夠組織如此大規模、多學科的聯合攻關，是一次大膽的創新和嚐試，這種方式，既出了成果，又培養了人才，是應當給予充分肯定和稱頌的。來自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蘇榮譽研究員，受中國科技史學會負責人和大會科技組主持人的委托，對討論的情況在總結性發言中說道：科技組對“工程”的總體評價是，“工程”用了幾年時間，動用了全國200多位專家學者，這樣大規模的聯合攻關是少有的，所取得的成績是巨大的，其研究方法是科學的，結論也多是可靠的。“工程”達到了預定的目標，所取得的成果是一份比較合格的答卷。就我個人而言，有幸在1995年隨席澤宗先生參加過“工程”的早期動員會，我覺得現在的成果比我當時的期望要好得多，其中，14C測年有很大的創造，確實有新突破，比如武王伐紂的結論就很可信，原來以為夏商分界定為±50年、夏始年±100年就不錯了。但現在14C測年縮小到這樣的範圍，真是出乎意料。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殷瑋璋研究員，在代表考古組討論情況的總結發言中，對“工程”所取得的成果也給予了較高的評價。
就在會議即將結束時，幾位代表又根據自己參加“工程”成果研討的體會做了典型發言。來自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著名考古學家石興邦說道：我沒有具體參加某個課題組，隻是斷斷續續地參加了一些課題的研討會議，對工作中的一些情況直接地，或是間接地有一些了解。我所知道的，是課題組的同事接到任務以後，以高度的責任心和熾熱的事業心，積極高速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可以說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孜孜不懈、勤懇拚搏。不論在考古工地還是在室內，都認真負責地探索和求索，以求真諦。“工程”兩百多位專家、學者經過幾百、幾千個日夜，終於在大量資料中，曆史性地、全麵係統地整理了夏商周三代發展過程的主要數據和積年的範圍，取得了階段性的輝煌成果。這些成果，是所有參與“工程”的同誌們辛勤勞動的積累和智慧的結晶，我們表示敬佩和慶賀。
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成員俞偉超，在發言中對“工程”實施的過程做了回顧與評價。他說：在三年前，關於“斷代工程”製訂什麼目標，完成什麼樣的任務，經過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醞釀，最後才確定了夏、商前期、商後期、西周列王等四個目標和不同的斷代標準。現在看來這四個目標的標準定得是合理的，也是科學的和實事求是的。但是我知道，這三年多的時間，為了完成這四個標準，許多學者付出了辛勤的勞動，特別是我們幾位首席科學家身負重任，為了這個目標的完成不說是廢寢忘食，也可以說是坐臥不安。因為這個目標確實是太難了，我想這個任務擱在任何一位偉大的學者身上，將無一例外地會使他們感受到，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裏麵，要搞出一個既符合科學，又能為學術界接受的成果，有著怎樣的壓力。但是通過國家政府的支持和學者們的共同努力，這個任務完成了，目標達到了，我們目前看到的這個報告的成果，比以前想的要好得多。比如對古代史來說，尤其是對考古學來說，14C測年的精度我們大家一直非常關心，“工程”實施後，經過各方麵的努力，在短短的幾年裏麵就把我們14C的測定能力提高到國際先進水平。這一點對今後的考古學發展，或者古代史研究、古代文化研究，都具有非常大的推動作用。再如夏商周年代學的研究，過去許多研究都分散在個人手裏，總體組織沒做過，所以就有一堆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現在通過國家政府的支持，學者們的合作，科學的成果就出來了。就總體範圍來說，我們對夏商周年代學的研究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因而說這個成果是了不起的，這項事業是偉大而光榮的，我想每一位炎黃子孫都會為之自豪和驕傲的。
當然，在充分肯定“工程”成果的同時，學者們也對其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毫無保留地提出了改進意見。如來自南京大學曆史係的範毓周教授用形象的比喻說道：關於曆史年代問題，就好比是一串斷了線的珍珠撒在了河水裏，隨著河水的衝刷和泥沙的淹沒，珍珠的位置更加散亂。現在要把這些已過去幾千年的珍珠重新撿回來，其難度可想而知，而要想全部撿回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一部分撿了回來，重新串連，也不一定是原來的順序了。因此，對我們的成果要謹慎對待，建議“工程”報告在處理有關學術問題時，參考外國年代學研究的方法，不要追求唯一解，可采用“最優解”“次優解”“待解”“無解”等有分寸感的提法。隻有這樣，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對範毓周教授的意見，一直從事國外古文明研究的劉健博士表示讚同，她除向與會學者介紹了國外年代學研究及年表處理的情況外，同時提出，國外古文明年代學的研究，依據材料的多少而對具體年代做不同的判斷是一種常規。如兩河流域的年代學研究中，關於公元前1000年的年代，由於天文記錄、考古發現與傳世文獻的有關記錄相互吻合，因此，絕對年代就得以明確。而對公元前2000年的年代，由於材料較為缺乏，就隻能提出框架。至於公元前3000年的年代，由於城邦林立，很多年表不統一，考古材料又太少，因此，相關的年表隻能冠以“大約”字樣。再如，對同一考古材料提出不同見解，也是正常現象。正因為如此，國外古文明年代學的研究者在處理一些具體年代時，往往采用上限、中限、下限，或早期、中期、晚期等體係，而且這種體係又往往以學術專著或學術論文的形式發布。劉健認為，以上兩點，值得“工程”參考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