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初年，列侯有位次。高帝年間，曾對列侯18人排列了位次。到了呂後二年，又由丞相陳平主持，對當時的列侯137人進行了位次的排列，“盡差列侯之功，錄弟下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看來，這在當時是一件很鄭重的事。在排列位次時，對某些列侯的功勞一定是進行過比較，因此才有“功比某侯”的提法。在《漢表》侯功欄中，共有23人有“功比某侯”的記載。二侯相比，其位次必然相鄰。但例外的情況有兩個，一是位次66的襄平侯功比位次54的平定侯，二是位次99的宋子侯功比位次92的曆侯。然而這兩個例外是因為《史表》和《漢表》的記載本身有問題。襄平侯的位次實際不是66，而應為65，因56的位次，無論《史表》和《漢表》都缺，而66的位次另有高梁侯酈疥。曆侯的位次實際不是92，而應為97，因97的位次，無論《史表》和《漢表》都缺，而92的位次另有高陵侯王虞人。襄平侯的位次改為56，功比位次54的平定候，曆侯的位次改為97，位次99的宋子侯功比曆侯。結果和上表中其他相比的列侯情形完全一致。由此可見：甲侯功比乙侯，甲侯的位次一定在乙侯之後，並且緊相連接，相差在一位或二位，其勢不得過遠。平皋侯位次121，按《漢表》，功比位次120的軑侯，與上述情況正相符合。為什麼列侯相比.位次必然相鄰呢？因為當時定位次是按功勞的大小，即所謂“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假如某一列侯位次較易排列，而另外一個列侯的經曆與前者大體相近，或某一方麵相同，就可以稱之為“功比某侯”，其位次自然應緊跟在前者之後。如果按《史表》，功比位次126的戴侯，則與上述情況相矛盾。這證明錯的不是《漢表》，而是《史表》。
像這種紀年上的錯記和誤記，《史記》和《漢書》的表上是很多的。中華書局編輯部1959年標點《史記》出版和1960年標點《漢書》出版時，對兩書明顯錯誤之處進行了改正，其中改正《史記》“表”中紀年方麵的錯誤達37處之多，改正《漢書》“表”中紀年方麵的錯誤達74處之多。而其中肯定還有沒有改正過來的紀年錯誤。根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景帝中元五年，軑侯吳利為奉常；六年，奉常利更為太常；後元三年。柏至侯許昌為太常。”其中許昌繼任太常之年，恰是利彭祖的卒年。有人認為吳利應是利彭祖之訛。如果這一推測能夠成立，那麼在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以前，利彭祖仍有可能在長沙國為吏。利彭祖是第三代軑侯，第一代軑侯利蒼和第二代軑侯利豨應死葬長沙。長沙馬王堆是軑侯一家的家族墓地，一號墓是軑侯利蒼的夫人，二號墓是第一代軑侯利蒼本人，三號墓從出土器物和葬製看，也可以肯定為第二代軑侯利豨。經過仔細的鑽探，在這個墓地再也沒有發現有別的墓葬了。因此，馬王堆三座漢墓的埋葬正與曆史文獻記載相符，第一代軑侯利蒼和第二代軑侯利豨均是死葬長沙的。
（6）關於三個墓的年代，一號墓“由於它分別打破了二、三號墓，從地層關係看來，是晚於這兩座墓的。但是。一號墓和三號墓的隨葬器物，無論是漆器的形製、花紋和銘文，還是絲織品的圖案，或者簡牘文字的書體、風格都非常接近。往往如出一人之手；而一號墓出土的泥半兩和三號墓填土所出半兩錢，又同樣都是文帝時間的四銖半兩，因此，兩墓的年代應該相當接近，可能相距僅數年而已”。三號墓根據墓中出土紀年木牘肯定為文帝十二年下葬，那麼一號墓則可能是文帝十五年左右下葬的。一號墓墓主是第二代軑侯利豨的母親，而她的死年正好是《史記》和《漢書》所記利豨的死年，即文帝十五年，而根據三號墓的出土文物和葬製，應該證實三號墓墓主是第二代軑侯利豨，葬於漢文帝十二年（墓有“十二年”的紀年木牘），可見《史記》和《漢書》可能是把利豨母親的死年——文帝十五年誤寫成利豨的死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