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老子書中也有後人雜入的文章，如二十六章的“萬乘之主”，全書常見的“侯王”等詞，顯然都是戰國時代的成語，而不是春秋末年所能有的。另外也有注文時混進去的，如三十一章的“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等，文中既用“言”字，當然是注文無疑。不過這些文字並不多，所以，這本書的作者，大多數研究者認為還是老子，隻不過有很少的部分是後人所撰，或注文時混入的罷了。
人們看到一般通行的老子書，都分上下篇。上篇的第一句是“道可道，非常道”。下篇的第一句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因此後人就取上篇的“道”字和下篇的“德”字，合起來稱它為《道德經》。
這部《道德經》僅5000多字，但它卻以獨特而深刻的思想，極富啟發性的人生體驗，精辟而富有詩意的語言闡述了老子的宇宙觀、人生觀及社會政治觀。圍繞“道”這一中心概念，闡明了老子關於宇宙的起源、世界的存在方式、事物發展的規律以及人類社會的種種矛盾與解決方式等，通篇充滿了辯證的邏輯力量與深邃美妙的詩意，千百年來，人們始終懷著極大的熱情和興趣對這部著作進行解讀和闡釋，並為此留下了許許多多見仁見智的注譯。
韓非的《解老》、《喻老》是最早的《老子》注，其後，為《道德經》注疏、詁解者蜂起，2000多年來能見到的已逾百家。《漢書·藝文誌》就曾記載《老子鄰氏經傳》四篇、《老子傅氏經說》37篇、《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老子》等等。可知在漢代時，《道德經》已有多種不同的傳本。從總體上看，《道德經》的傳本可分為兩大係統：一是以王弼本為代表的文人係統（傅奕、蘇轍、陸希聲、吳澄諸本屬於這一係統），其特征是：文筆曉暢，不減助字，字數逾5000之數；二是以河上公本為代表的民間係統（嚴遵、景龍碑、遂州碑和敦煌本屬於這一係統），其特征是：文筆簡奧，語助詞從刪，字數依於5000之數。王弼本係統偏重於“學”（道家），河上公本係統偏重於“教”（道教）。河上公本係統的“減字”（刪減語氣助詞）、“古字”（如“無”作“無”“芸”作“雲”之類）特征表明了道、俗的分別。因此，如果把《道德經》看作一部道經來詮解的話，則應取河上本係統中的一種傳本來作為底本為宜。但河上公本人的身份和時代後人知之甚少，隻知他是一個傳說人物，相傳他曾拒絕了漢文帝邀請其做官的好意，隻答應為文帝作《老子》注。但他的注本在《漢書·藝文誌》中卻未見載錄，這就讓後世的研究者懷疑其注本，可能是別人假托其名的偽作。即使是假托的偽作，從河上公本的成書年代看，也不會早於東漢，而很可能和王弼注本成於同一個時代，那便是魏晉時期。關於這個問題，曆代注家學者曾進行了長達千餘年的爭論，直到馬王堆三號墓帛書《老子》甲、乙本出土後，研究者才驀然發現，它比任何已知《老子》一書的版本要早四個世紀。既然如此，關於河上公本與王弼本誰早誰先的爭論，顯然已不再像以前那樣重要了。
讓研究者感到稀奇的是，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帛書《老子》甲、乙兩本，都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德經》是上篇，《道經》是下篇。這種編次是不是《老子》原書的編次？有研究者認為，從先秦古籍的有關記載來看，《老子》傳本在戰國期間，可能就已有兩種：一種是《道經》在前，《德經》在後，這當是道家傳本。這種傳本論述道德，總是把“道”擺在第一位，把“德”擺在第二位。《莊子》論述道德，也是把“道”擺在第一位，把“德”擺在第二位。另一種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這當是法家傳本。《韓非子·解老》首先解《德經》第一章，解《道經》第一章的文字放在全篇的後部，便是明證。大概是道、法兩家對於《老子》書各有所偏重。《老子》上篇講“道”的文字多些，所以後人稱作《道經》。下篇講“德”的文字多些，所以後人稱作《德經》。從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老子》的編法來看，可能屬於法家的傳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