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神蚩尤
道家道教的傳統中雖然包含了許多對現代世界非常有益的營養成分，但是真正認識到這些成分的有效性並有意識地加以吸取、利用和發揮的人並不太多。其原因盡管來自諸多方麵，但對道教經書譯解的艱難恐怕是最基本的問題。
早在100年前，嚴複就在《譯〈天演論〉自序》中感歎：“讀古書難！”他總結了三方麵的原因：一是“曆時久遠，簡牘沿訛”，文字錯脫較多；二是“聲音代變，則通暇難明”，音義變化較大；三是“風俗殊尚，則事亦參差”，社會環境變化較大。重要典籍雖然曆代“訓疏”者勤，仍不免“於古人詔示來學之旨愈益晦矣”。對道經來說，研究的難處還要增加兩條，那就是它的雜多性和傳播方式的神秘性。當年號稱“文通萬國”“學超三教”的胡適博士在廣求佛禪之後，曾“發心”攻讀《道藏》，結果是碰壁而歸，胡適博士帶著一肚子的不解和迷惑，對道書發了一通“多半是半通不通的鬼話”的牢騷而不了了之。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在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研究人員還發現了《經法》《十大經》《稱》《道原》等古代佚書四篇。從考古發掘的情況看，這四篇佚書與《老子》乙本同抄在一幅帛上，共175行，有11164字，除少數幾篇文字略有殘缺外，大部分都保存得相當完整，但沒有總的書名。1974年8月28日，《文物》編輯部邀請參加帛書整理的部分專家，對相關的內容進行了座談。就在這次座談會上，故宮博物院曆史學家唐蘭首次斷言，以上四篇佚書，正是佚失2000餘年的在《漢書·藝文誌》中列在道家之內的《黃帝四經》。它成書於公元前4世紀。
從這四篇古佚書的內容看，第一篇《經法》，講的是法，是《老子》所不講的。第二篇《十大經》，主要講的是兵，講黃帝擒蚩尤的故事。《老子》主張不爭，這裏講的卻是“不爭亦無以成功”。第三篇講權衡輕重的《稱》。第四篇講《道原》，是講體係的。盡管唐蘭的這個推斷，有不少學者提出異議，但從出土的材料、證據和後來的研究成果看，唐蘭的結論還是最為可靠的一種。
黃帝擒蚩尤（漢畫像磚）
漢文帝時崇尚黃老，所以把黃帝四篇和老子兩篇全抄為一卷，這就是所謂的“黃老”著作，即“黃帝”“老子”的著作，屬於道家的哲學流派。它是戰國到西漢哲學流派中一個很著名的學派，尤其在漢文帝之時，已成為全國最主要的哲學學派，並是當時政府向全國推行的哲學。遺憾的是，千百年來，除了一部《老子》外，黃帝的書一部也沒有留下來。因此，後世隻知“老學”，不知“黃學”，並且對2000年來是否確有“黃學”存在，表示懷疑。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四種早已失傳的黃帝書，在標誌著中國古代哲學史上的重大發現的同時，也解開了哲學史上的千古之謎。荀況在《非十二子》篇中，曾激烈地批判子思、孟軻的“五行說”。但是，什麼是子思和孟軻的“五行說”，由於思孟原書早已散失，後人無法解釋清楚，這成了哲學史上千古之謎。有的學者在研究帛書《老子》甲本卷後的四篇古佚書中，發現竟是有關思孟五行說的著作。
早在1700年前的西晉鹹寧五年（公元279年），國人曾在河南汲縣一個墳墓中出土竹簡十餘車，一時震動朝野，但以後幾乎都散失殆盡。清朝末年在中國西北地區出土的漢晉木簡及敦煌藏書，則大多被帝國主義者連搶加奪地捆載而去。正因為如此，馬王堆漢墓帛書的出土才顯得彌足珍貴和重要。《老子》佚本的發現，對研究戰國至漢初法家思想的演變，探討當時統治階級崇尚黃老之學的階級實質等問題，有著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