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代貴族沒落，武士失職，遊說實為當時貴遊之士有效的利祿之途。如果說春秋時代禮樂射禦書數六藝是士君子必須學習的學科，《戰國策》便是這個時代遊士必須認真揣摩的典籍。
戰國中期以後，在齊、秦兩大國東西對峙的鬥爭中，出現了複雜的鬥爭形勢，縱橫家在發動合縱連橫的鬥爭中，更是講究遊說。因為講究遊說，就有人按照當時政治鬥爭的需要，把前人遊說君王的書信和遊說詞收集彙編起來，編成各種冊子以供學習模仿。所以到西漢末年劉向編輯《戰國策》時，在皇宮的書庫裏就發現有記錄戰國遊說詞的各種不同的冊子，其名稱為：《國策》《國事》《短長》《事語》《長書》《脩書》等。有以國別分類的，也有雜亂無章的。所謂《國策》《國事》，該是以國別分類編輯的；所謂《事語》，該是按事實分類編排的；所謂《短長》《長書》《脩書》，就是記載縱橫家言的。短長，就是“權變”的意思，司馬遷所謂“謀詐用而從（縱）衡（橫）短長之說起”（《六國年表序》）。劉向以這類書中“有國別者八篇”為基礎，把其他各種冊子的資料按國別、年代加以補充，刪去重複，編輯成了《戰國策》33篇。因為這是根據不同來源的冊子彙編而成，內容比較複雜，當然免不了有重複的地方。就此書的流傳脈絡來看，劉向校錄的《戰國策》書流傳至北宋時幾無善本，高誘《注》亦無全書，曾鞏訪之於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後來王覺又得館閣諸公家藏數本（並見姚本《戰國策敘錄》），這些士大夫或館閣諸公的家藏本，可能有出於劉向編錄以外的民間傳本。姚本於第二十一卷末注雲：“集賢院本第二十一卷全不同，疑差互。”由此可以看出這樣差互而全不同的傳本，絕不是同出於劉向校錄本的。
戰國末年，由秦國來完成統一大業的趨勢已經形成，東方六國常常圖謀合縱抵抗秦國，挽救自己的滅亡，因而縱橫家的活動盛極一時，蘇秦的遊說詞便廣泛流行開來。從曆史的具體情形看，三號墓出土的這部帛書之所以會用近2\/3的篇幅來記錄蘇秦遊說詞，不是偶然的。在《漢書·藝文誌》縱橫家中，《蘇子》就居於首位，篇數最多，多到31篇。在今本《戰國策》中，有關蘇秦的資料，其數量也大大超過了其他縱橫家。
正因為蘇秦是縱橫家學習模仿的榜樣，他的遊說詞是練習遊說用的主要腳本，其中就難免有許多是假托他編造出來的，不但誇張虛構，而且年代錯亂、矛盾百出，這便是司馬遷所謂的“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的感慨。關於這點，前人已經做過許多辨偽的工作。今本《戰國策》中，既有比較原始的蘇秦資料，也有出於後人偽造虛構的東西，可說真偽參半。而《史記·蘇秦列傳》所輯錄的，幾乎全是後人杜撰的長篇遊說詞。因為司馬遷誤信這些遊說詞為真，誤認為蘇秦是和張儀同時對立的人物，反而把有關蘇秦的原始資料拋棄了，或者把這些資料中的“蘇秦”改成“蘇代”或“蘇厲”。因此戰國中期有許多重要曆史事件和蘇秦活動有關的，真相就模糊不清。馬王堆三號漢墓帛書的出土，向人們提供了比較原始的蘇秦資料，從而使研究者對這個長期糾纏不清的曆史問題有了新的認識。
關於蘇秦主要活動的年代，由於後人“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的緣故，被弄糊塗了。司馬遷把他說成與張儀同時代，且是敵對的人物，死在張儀之前。事實上，和張儀主要敵對的人物不是蘇秦，而是公孫衍和陳軫。當張儀在秦國當權的時候，蘇秦隻不過是個年輕的遊說者。蘇秦的年輩要比張儀晚得多，張儀死在公元前310年，蘇秦要晚死25年左右。蘇秦是在齊國因“陰與燕謀齊”的“反間”罪而被車裂處死的，其時當在公元前285年燕將樂毅開始大舉攻齊的時候。撇開後人杜撰的蘇秦遊說各國合縱的長篇遊說詞，從今本《戰國策》所載其他有關蘇秦的資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蘇秦的主要活動是在齊湣王統治齊國的時期。他和孟嚐君田文、奉陽君李兌、穰侯魏冉、韓瑉、周最等人同時參加合縱連橫的活動。三號漢墓出土的這部帛書中有關蘇秦原始資料的發現，當是這個看法的有力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