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居民地。圖上表示得比較詳細，位置也相當準確。全圖共表示了80多個居民地，基本上分為二級，即縣級居民地八個，鄉裏級居民地可以辨認的有74個。縣城用矩形符號表示，鄉裏用圈形符號表示。符號大小不等，例如營浦縣（今道縣）的圖形要比南平（今蘭山）縣的圖形，其麵積大三至四倍。深平的圈形符號比其他鄉裏級居民地的圈形符號也大幾倍。注記分別注在縣級居民地矩形符號和鄉裏居民地圈形符號內，不易混淆。字體近於篆書和隸書之間。
四、道路。圖上尚能判讀出來的計有20餘條。營浦、齕道、南平等縣城，以及一些重要鄉裏級居民地如深平等地之間都有道路相連通。道路一般用實線表示，個別用虛線表示。
五、其他內容尚標注有“帝舜”“封中”等字樣，前者可能是表示舜之葬地，後者可能是指當時南越國內的封陽地區。
盡管這幅漢初地圖距今相去2000餘年，但通觀其整體，除了境界線、土質植被外，現代地形圖上的基本要素：地貌、水係、居民地、交通線等都做了比較詳細的表示，由此可以看出，這是古代的一幅內容相當豐富的地形圖。從地圖內容要素的表示來看，該圖繪製技術也達到了相當熟練的程度，例如河流的粗細變化、自然彎曲表示得相當生動，河口處沒有通常易於錯繪的倒流現象，道路的繪畫幾乎是一筆繪成，看不出有換筆的接頭，描繪居民地的圈形符號的圓度很好（如深平），這一切，無不顯示出該圖較高的繪製技術水平。
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地圖的出土，不僅為中國地圖學史增添了新的一頁，同時也給世界地圖學史帶來了新的光彩。就中國而言，關於地圖的傳說非常久遠，很早就有繪著山水、動物、植物、礦物的《山海經》圖。當然，這種傳說中的地圖，還不能脫離圖畫、象形文字而單獨存在。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由於戰爭和管理土地的需要，春秋戰國時代相繼出現了各種地圖和有關的著作，如《管子·地圖篇》《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中分別有附圖九卷、四卷，燕國有督亢地圖。公元前221年前後，秦始皇在南開五嶺時派史祿主持勘測了南嶺地區的地形等等。可惜這些古代的地圖全都失傳了。在這幅地圖出土以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地圖，要算是南宋時期劉豫阜昌七年（公元1136年）刻於石碑上的《禹跡圖》和《華夷圖》，而馬王堆出土的漢初地圖。除開它豐富的內容和測繪的精確不說，單是成圖時間就比《華夷圖》等早1300多年。在外國，古代巴比倫4000多年前有陶片地圖，但這種地圖僅相當於用於中國《山海經》一類的傳說中的地圖，顯然已無法與之相提並論。直到公元2世紀才有羅馬帝國時代的埃及人托勒密（公元99—168年）的《地理學》一書中的地圖，其中世界圖的大陸東方及南半球的地理輪廓是根據傳聞和想象繪製的，該圖的內容和實用性遠不及前述漢初地圖，而在時間上至少也晚了300多年。因此，這幅漢初地圖就成為目前世界上發現的最早的一幅地圖。
從這幅地圖的內容來看，很可能是經過實地勘測的。該圖地貌的表示已不拘泥於形象圖畫，而用閉合曲線來表示山體範圍、穀地、山脈延伸方向，並輔以俯視、側視相結合的方法表示九嶷山區聳立的山峰，這與現代地形圖上利用等高線配合山峰符號的畫法基本相似。值得注意的是，圖中所繪地區，屬中國江南地區有名的五嶺山脈，山上雲霧縹緲，至今還綿亙著無邊無際的原始森林。如萌渚嶺、九嶷山的主峰香花嶺高達1592米，都龐嶺的主峰高達1628米。真難以想象，這樣高峻的大山，在2000多年前沒有航測技術的情況下，卻測繪得如此準確，這就不能不令人以欽佩之情追尋其根底，古人究竟是怎樣進行測繪的？
漢以前的文獻中，雖然有關地圖的史料很多，例如先秦時代的《尚書》《詩》《周禮》《管子》和《戰國策》等都有記載，但是，關於地形的測量和地圖的繪製卻不見有說明。不過，從成書於戰國時代的《管子》中可以看出，地圖在當時的政治、經濟特別是在軍事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可見那些地圖已是相當適用了。而且，在繪製上已有方位、距離和比例尺的規定。
到了秦統一中國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地形的測定和地圖的繪製有了長足的進步。中間又經過了漢朝400多年的不斷發展，製圖技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不過，漢代地圖仍有不少是沒有根據大量實測材料繪製而成的，尤其是東漢以後，戰亂頻仍，繪製一般的行政圖，要想經過實測已力不能及。因此，西晉的裴秀所能看到的漢代一般行政地圖，都已相當簡陋。裴秀總結了前人的經驗，擬定了“製圖六體”，奠定了我國古代的製圖學理論，從而成為中國偉大的製圖學家。在世界地圖科學發展史上，裴秀與托勒密齊名，人們敬佩地將他們兩個比作東西方兩顆燦爛的明星。
作為大製圖學家，裴秀對世界製圖史的貢獻，是他提出的製圖六體，也就是製圖的六條規範，用現代的話來說那就是：一分率、二準望、三道裏、四高下、五方邪、六迂直。
所謂分率，就是比例，用它來反映地域的長度大小。準望就是確定彼此之間的方位關係。道裏是指兩地之間的人行裏程。至於高下、方邪和迂直，可能是指山川的分布、走向和高低，人行路程的彎曲、平直，必須逢高取下，逢方取斜、逢迂取直，因地製宜，求出兩地之間的水平直線距離。
按照裴秀總結出來的製圖六原則，再來對照一下馬王堆出土的《地形圖》，人們驚訝地看到，早在西漢初期古人就已經知道按這些原則繪製地圖了。而當時人們在地形的測量和地圖的繪製過程中。究竟使用了一些什麼測繪儀器馬王堆漢墓中雖沒有儀器出土，但把現代繪製的南嶺地區的地圖同《地形圖》進行比較，就可以看出，《地形圖》中城鎮之間的距離和位置比較準確，由此可以說當時可能使用了指南針、水平儀和其他有關計算工具。之所以說使用了指南針，還因為馬王堆三座漢墓的方位都是正北正南，而且槨板上也清楚地刻有東西南北的方位名稱。如果不是使用了方位測量儀器是不可能做到這樣準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