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製片廠領導戰戰兢兢地聽完於會泳的指示，回廠後立即招來攝製組人員對影片進行修改。當影片修改完成再次上報文化部後，於會泳又故技重演，再度指出許多缺點，要求製片廠做進一步修改。如此反複折騰了四五次後，於會泳已沒有情緒和心思再審查下去了，索性置於一邊不再過問，並將“不明事理”反複電話催問的電影製片廠領導痛斥教訓了一番。直到這時，電影製片廠的書呆子們才如夢初醒，感覺到問題複雜了。
盡管電影廠的領導已領悟了於會泳的“苦衷”，但在攝製組人員以及參與馬王堆漢墓發掘的考古、研究人員的強烈呼籲和建議下，他們還是通過郭沫若和王冶秋等人，將影片審查的經過和於會泳故意拖延的用心報告了周恩來。這時的周恩來自6月1日住進解放軍三〇五醫院之後，做了第一次膀胱癌切除手術，手術後的效果令人滿意，手術刀口愈合良好，血尿很快消失，精神與體力的康複也異常順利。在這種狀況下，周恩來雖然身在醫院，但可以親自處理和過問一些事情了。當他聽說了影片《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被於會泳故意以種種借口扣留拖延的消息後，立即指示：“此片若無大的過錯，當在進一步修改後，盡快在國內外發行公映。”
於會泳接到這個批示，盡管叫苦不迭，懷揣著一萬個擔心，但鑒於周恩來的威力，最後不得不開綠燈，同意此片在國內外發行公映。
就在於會泳正式將這一決定通知電影廠時，他在心中還暗暗祈禱上蒼，此事最好不為江青所聞，或者是雖為江青所聞，但正好這位神經質的女人卷入其他方麵的權力角逐，不把此事放在心上……但是，所有祈禱很快被事實證明隻是一廂情願的徒勞。當影片在國內影院上映後的第二天，身在高牆內的江青就通過不同的渠道得知了這一在她看來大逆不道的重大消息，並為此大為光火。她要通了於會泳的電話，在一番嚴厲的痛罵之後，指示由文化部出麵，立即停止此片的公映，一切後果由她負責。鑒於江青的淫威，於會泳自是不敢怠慢，親自指揮人員將已發行的影片拷貝以最快的速度收回，言稱此片還有某些錯誤和問題待進一步修改後再作發行、公映。
就在於會泳為影片的審查問題和電影廠領導反複拉鋸時，新華社的專稿也擺在了姚文元的辦公桌上。同於會泳的心理一樣，這位政治輿論工具的操縱者，也在為這份專稿的審批犯難。盡管他比於會泳的政治地位高出了許多，同時也更受江青的看重，但麵對周恩來這道難以衝垮的大堤，他不得不做慎重考慮。當然，他的考慮除了周恩來及其支持者本身所具有的威懾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在自己的對手所做或所支持的事情中，設法找出差錯或一個什麼差錯，來反置對方於不利的境地，這就是他和江青等人常說的“讓他們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格言。在此之前，他們就曾抓住周恩來和其支持者鄧小平等人所做的幾件涉及國際貿易問題而大做文章，終於引起了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不滿和冷淡。這次，他同樣要故技重演，設法從雞蛋中找出幾根骨頭，以讓周恩來難堪。但就馬王堆的考古發掘而言，又實在找不出什麼差錯置對方於不利，因為毛澤東在70年代初期曾明確說過“我相信考古，因為它有文字可考”的話。或許正因為有了這條“最高指示”，周恩來才敢於出麵支持文物展覽和各地的考古發掘。不過姚文元畢竟是姚文元，不愧是中國當時的頭號政治文痞，他竟從新華社上報的這份專稿的字裏行間，發現了一個極大的門道，這個門道就是在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老子》和《經法》《十大經》等佚書。他隱約地感到，這批古佚書，或許正是“批林批孔”、揚法貶儒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為了證實這個預感，他專門從自己在上海的那個化名“羅思鼎”的寫作班子抽出幾員幹將，調往北京安插在由國家文物局組織的帛書整理小組的外圍，不露聲色地攫取資料，按照他的構想，悄悄地研究。幾員幹將不負所望，很快從帛書中找到了符合主子欲望的突破口。姚文元聽取了幾員幹將的彙報後大喜過望，立即給江青打電話，以沾沾自喜的口氣說道：“我有了另外一個考古發現，他們那夥人從馬王堆古墓裏挖出了一顆打擊自己的炮彈……”對於姚文元雲山霧罩、激情洋溢的一番話，江青開始大感糊塗，待姚文元將他的“發現”和政治陰謀和盤托出後，江青才極其得意地狂笑起來。按照江、姚兩人的密謀，新華社送審的專稿在做了部分刪改後得以順利通過，並於1974年8月18日向全世界公布。令江青、姚文元沒有想到的是，這份專稿發出後，竟被居住在長沙的毛澤東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