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在中央高層領導群中，以整人和收集文物兩大愛好聞名黨內外。無論是1942年的延安整風，還是新中國成立後的“文化大革命”，周恩來等人都是被他整治的對象。“文革”開始後，他和江青等人串通一氣，利用手中的權力，將查抄的許多國家領導人或私人收藏的珍貴文物據為己有。自1972年初，康生在做體檢中發現患有癌症後，中央指示馬上成立醫療組，在釣魚台8號樓康生的家中為他治療。自此之後，他在中央分管的文博工作轉交周恩來負責。想不到幾年過去了，這位行將就木的老朽，不知發了怎樣的奇想，也不知他從哪裏得知馬王堆出土帛書已部分整理出來的消息，竟如此迅速地強行索要起來。看來這位搞了一輩子特工和陰謀詭計的老朽，一定在帛書整理小組周圍施放了秘密眼線。想起康生的陰險狡詐和那一向陰陽怪氣的模樣，王冶秋感到後背發涼，頭皮發緊，心中發慌。這是一個手眼通天，比江青還要可怕和不可得罪的弄權魔王，倘有半點不敬和怠慢，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要栽倒在他的利刃之下。接到電話的王冶秋不敢拖延和拒絕，立即帶上剛剛整理出來的《老子》甲、乙本，驅車趕往釣魚台康生的家中，讓這位具有“太師”之稱的“文物專家”先睹為快。
本來關於康生的這段插曲應當就此了結。但令王冶秋萬沒想到的是，當他第二天奉命去釣魚台8號樓取帛書時，躺在病床上的康生，眼睛射出瘮人的寒光，極其嚴厲、憤怒且有些神經質地說：“《老子》甲本是宣揚儒家反動思想的東西，你把它拿到這裏來，欲把我置於何地？是誰指使你這樣幹的？！”
王冶秋如同當頭挨了一悶棍，頓時蒙了，傻乎乎地站在床前不知如何是好。過了好長一段時間，才小聲解釋道：“由於帛書整理小組人員忙於整理，還未來得及對內容做深入研究，再說這是出土文物，又不是我們現在編寫的宣傳材料，首長急著要看，我就把它帶來了。這件事……”王冶秋有些語無倫次，覺得再也難以解釋下去了，隻是額頭上熱汗直冒。
“你不要說了，將東西給我拿回去，此事我要報告江青同誌，向她說明事實真相。”康生說到此處，閉上眼睛，一副萎靡不振的樣子，不再理會。
王冶秋在床前站了一會兒，腦子始終懵懵懂懂地沒有回過神來。康生的秘書將帛書拿起放到王冶秋的手中，輕輕說了句：“康老要休息了，你請回吧。”
王冶秋依舊迷迷糊糊地出了8號樓鑽進汽車，又夢遊般回到了辦公室。直到他坐在椅子上連吸了三支煙後，方才有些清醒。看來生性奸詐、多疑的康生，一定聽到了江青那邊有什麼風聲和動作，或者是怕江青等人抓住他看過帛書一事做什麼不利於自己的文章，故有此令人費解的類似神經質的指責。或許，一個一生都在整治人的家夥，到了人生的暮年，總感到有人時刻在暗中整治自己，就像秦始皇、曹操等在夢中也時常感到有人在刺殺自己一樣。不管怎麼說，看來康生也確是老了，且老得令人越發感到可惡和不可捉摸了。
吃了康生的一記悶棍後，王冶秋在憤懣中變得謹慎起來，在全國上下都大喊大叫著“批林批孔”的緊要關頭，不敢有半點差錯。他將被康生指責為宣傳儒家反動思想的《老子》甲本暫時留了下來，隻讓年輕的編輯黃逖攜帶一部被認為代表法家思想的《老子》乙本赴上海速作印製。
9月底，黃逖攜帶印製好的《老子》乙本樣書，從上海返回北京。王冶秋召集有關專家對書中的內容再度做了校對和研究，確認無明顯的差錯，尤其是書中所反映的思想與路線等這個在當時看來屬於大是大非問題上，沒有與當前的形勢相悖時，王冶秋才放下心來。
10月2日，王冶秋在文物局辦公室將黃逖從家中緊急招來說道：“毛主席想看帛書，但他老人家眼睛不好，小字看不清楚，我們研究了個辦法，你能不能把上海出的線裝書改排成大字本，以最快速度印出來？”從他凝視的急切目光裏，可以領悟得出王冶秋對毛澤東所懷有的崇敬之情以及這個任務的緊迫與重要。黃逖毫不猶豫地滿口答應下來，並迅速投入了緊張的工作。他把從上海帶回的兩冊樣書，一頁一頁地拆開，標上改排36磅的字號，再設計成八開豎排外加絲欄的形式。在文物出版社其他編輯人員的協助下，一部八冊一函用玉扣紙精印的大部頭線裝書，隻用數天便由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出，王冶秋接過此書，檢驗一遍，很是滿意地通過有關渠道轉交給仍住在長沙的毛澤東手中。
毛澤東接到這本大部頭書後，異常歡喜，並以極大的興致和熱情閱覽起來。正當老人家借著閱覽的餘興準備去省博物館看一看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其他文物時，王洪文的突然到來，竟一下子攪亂了這位老人的情緒和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