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13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周恩來等人雖然取得了暫時的勝利，但前景並不樂觀，其最為關鍵的一點是，已77歲高齡的周恩來於3月26日做了一次結腸癌手術，身體較之以前更加瘦削、憔悴和虛弱，很難再離開三〇五醫院進行政治活動了。更為重要的是，從長沙回到北京後的毛澤東對周恩來在長沙時的熱情似乎轉瞬即逝，深知毛澤東的性格與為人的江青，瞅準了這個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契機，利用一切可以或可能利用的武器，再次向周恩來等人發起攻擊。
按照1974年8月姚文元和江青的秘密策劃，他們準備在新華社撰寫的關於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的專稿發出後，在北京舉辦一個馬王堆漢墓出土文物展覽，通過這個展覽，讓人們意識到馬王堆的墓主是一位丞相，這位丞相無疑代表剝削階級，代表著儒家思想，維護著舊的傳統和舊的封建勢力等等。它對周恩來的影射程度無疑比孔夫子還要直接和具有威力。這也就是姚文元在最初給江青的電話中聲稱的“他們挖出了攻擊自己的炮彈”的奇計，也是新華社的那份專稿能順利播發的原因。
1975年1月，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抱病作《政府工作報告》，重申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
不過，像諸如此類的反白為黑的陰謀，並不是姚文元的發明創造，早在1973年，江青就曾有過成功的嚐試。那一年的早些時候，考慮到世界各地的代表團、商人和旅遊者紛紛來訪，周恩來決定委派中國畫家為北京飯店、人民大會堂等公共場所的迎賓廳、休息室、會客室及會議廳等作畫裝飾。當這一切剛剛布置完畢時，江青就利用此事做起了文章，派人把這些繪畫強行收集起來，在北京組織了一個“黑畫”展，並調集了四萬多人前來“憤怒聲討”。這個時候，正是周恩來住院進行第一次手術的日子，周恩來為此陷入了被動。
正當“四人幫”為姚文元最初的設想大加稱讚並進一步密謀如何具體操作時，康生的密信又到了江青手中，言稱“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屬於儒家的東西，是‘批林批孔’難得的活教材……”這封信正是王冶秋拿著《老子》甲、乙本離開康生家之後送出的。
江青接到康生的暗示後，越發得意忘形，立即派出得力幹將進駐國家文物局，發動群眾對王冶秋和帛書整理小組部分人員進行批判和打擊，同時加緊了謀劃展覽的步伐。
正當江青等人即將把“炮彈”裝入炮膛時，接下來發生的一連串事情，使他們不得不放棄了原來的計劃而改弦更張。
首先傳來的消息是，馬王堆漢墓帛書的內容不隻是儒家，還有法家的思想。而“四人幫”在北京和湖南方麵的眼線則告知，聽說毛主席肯定了馬王堆的發掘，不但從李振軍、王冶秋手中要了印製的帛書閱覽，還要親自去參觀發掘現場和出土文物。接下來就是王洪文兩次長沙碰壁的悲慘遭遇。麵對這一連串的突發事件和不測之象，江青等人不得不做慎重考慮與選擇。待姚文元和張春橋兩大“才子”確切地得知了帛書的內容和王冶秋送給毛澤東的是代表法家思想的帛書《老子》乙本後，經過一番苦思冥想，向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江青再獻奇計，言稱：“炮口不變，隻要把儒家的炮彈退出，裝入法家的炮彈即可發射成功。”沒讀過幾天書的江青原本對儒法兩家在曆史上所起的真正作用並不知曉，那些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口號和文章，都出自張、姚兩人的策劃之中，既然這次張、姚兩位幹將都聲稱由儒家換成法家，那就幹著看吧，隻要能打擊對方，有利於“四人幫”集團，有利於自己就行。得到江青的授意，張春橋、姚文元兩人在四屆全國人大召開前後，開始操槍弄炮、大顯身手了。
在此之前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與“批儒評法”等運動和口號中，由姚文元直接指揮的“羅思鼎”“梁效”等寫作班子，曾經編印了一篇又一篇的諸如《儒法鬥爭史概況》《法家代表人物介紹》等書刊文章，在社會各界廣為散發和流傳。而這些著作、文章在涉及漢初曆史的治國思想時，沒有一字談到“黃老之學”。而這次新的攻勢發起後，早已打入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內部和外圍的“羅思鼎”們，卻從《老子》以及四篇佚書中翻出了“黃老之學”，並進而詮釋出“黃老之學”屬於法家的思想。與此同時，把本來成書於戰國時期的《經法》《十大經》等四篇佚書，生拉硬套地斷定為西漢初年的作品。於是，一個借用“黃老之學”，大講秦漢之際的曆史，進而極力吹捧漢高祖劉邦的妻子呂雉的高潮，在各家報刊、電台掀起了。
曆史上的黃老之學，是指稷下黃老學派那種類型的道家學派。它同法家盡管有著密切的關係，畢竟是當時公認的不同派別。按照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的說法，“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而合”；而法家則是“嚴而少恩”，“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黃老之學注重權術，這就比一味迷信暴力的法家，有較多的欺騙性。《十大經》和《經法》講來講去，無非是“民”如何如何，都是維護封建秩序的統治術。劉邦重新建立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以後，采取各種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和措施，鞏固自己的政權，維護封建的統一。西漢封建統治者自己概括性地說過，“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既不是“純任德教”，也不是純任其他。換句話說，黃老之學隻是西漢初年封建統治者手中的一種思想武器，卻不是唯一的思想武器。馬王堆帛書的各家並蓄情況，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但姚文元指揮下的“羅思鼎”們卻不管這些曆史事實，他們隻是按政治的需要，把“黃老之學”變成法家，再從“法家愛人民”的斷言中演繹出一個呂後和“呂後時期，政治清明”的神話。在這個神話中，首先對呂後這個在中國民眾中的反麵角色給予重新評價。其評價的理由是：呂後不是人們心目中的蕩婦，她為建立漢朝同她的丈夫共同經曆了戰爭的磨難與艱辛。當劉邦去世後，她有足夠的帶領國人度過一個平穩時期的能力和勇氣。曆史上的呂後“不僅堅持貫徹劉邦的法家政治路線，而且堅持貫徹了劉邦的法家組織路線，把久經考驗的法家人物，安排到關鍵的領導崗位上，使得中央有一個比較連貫的法家領導集團，保證了法家路線不致中斷……”
在這個美麗的神話製造出來之後，“四人幫”覺得隻有利於江青而沒有打擊對方，於是拋出了《試論西漢前期複辟的主要危險》一文，文中極其露骨地宣稱：“劉邦建立漢朝後，複辟的主要危險來自那些為劉邦統一中國建立過‘功勳’，因而有一定的政治、軍事實力，而在這時則反對沿著前進、統一道路走下去的各諸侯王身上。”這段話的含義不解自明，它除了影射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等人之外，或者還有包括諸如湖南的李振軍和其他更高級的軍事將領。為了引發毛澤東對周恩來等人的防範和戒備心理，“羅思鼎”們在“四人幫”的授意下，再以馬王堆出土的帛書為藍本，拋出了《〈老子〉是一部兵書》的極具火藥味的文章，文中引用章太炎關於《老子》一書“以為後世陰謀法”（《訄書·儒道》）這句話，進而發揮為“先讓一步，後發製人”，“尋找敵人的可乘之機，從而待機破敵”，最後特別強調“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喪吾室……”駭人聽聞的警言。關於《老子》是一部兵書的觀點，毛澤東本人在此前就曾說過，但在他老人家的思維中，恐怕尚未發揮得如此淋漓盡致和天馬行空。這篇文章在1974年第10期《學習與批判》的頭條發出後，各大報刊均進行了轉載。江青看到後，怕毛澤東周圍的人封鎖登載此文的報刊或不予閱讀，即以書信的形式從北京發往長沙毛澤東的手中。關於這篇文章發出後的作用，外界無從知曉，想來毛澤東見到了這篇文章，並做過一番思考，但思考的結果可能就是那封對江青“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的警告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