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雖然不是一個缺乏製度或者製度建構能力的國度，但從販夫走卒到將相王孫，大家對於統治者的個人品質和能力以及他們的行為還是看得比什麼都重。中國所謂的“人治”傳統，不僅僅是製度意義上的，更重要是習俗和人們意識上的。人們製定了製度，卻習慣於眼睜睜地看著製度被強人糟蹋。相對而言，社會宗法製度倒是要比政治製度對人的約束力強一些。曆史上從來就不乏淩駕於政治製度上的人，但想要將宗法禮俗踩在腳下則難到不止上青天。政治製度其軟如棉，人治的傳統的強固似乎可以從三個方麵找原因，一是中國傳統的政治製度缺乏嚴格的程序和詳盡的操作規則，技術上存在著看似無關緊要，但實際上非常關鍵的缺陷，用黃仁宇先生的話來說就是達不到以數字來管理的程度。同樣的事情，不同素質稟賦的人來辦，往往結果會非常不一樣，好的結果與壞的結果往往取決於製度中人的個人努力，人亡政息是政治過程中常見的現象，特別對於君主來說，更是如此，有什麼樣的君主就有什麼樣的政治。二是政治製度對於君主缺乏真正意義上的製約機製，除了那些傀儡之外，君主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中，都是最終的立法者，幾乎沒有什麼君主不能改變的製度。傳統社會中能對君主起製約作用的因素往往不在製度之內，比如道統、道德、宗法禮俗等等，反過來政治製度往往還得依靠這些因素來說明自己的合法性。三是幾千年農業社會的生活倫理的影響，生產操作程序個人化，過於推崇熟能生巧，勤能補拙。這樣的文化氛圍，既影響到人們的政治評價，也影響到政治運作的本身。
以農民為主體的老百姓對“人治”實際上有著相當恒定的基本期待，他們心目中的明君和清官，一要公正，二要持重，三要勤政。三條沾上其一，往往都會贏得相當不錯的口碑，如果再能加上一點聰明，那麼幾乎就是聖明了。清朝的雍正皇帝其實滿打滿算也尋不出多少政績來，又沒有什麼才情，但有人隻抓了一個“勤”字大做文章，就引得全國的電視機為此鎖住了頻道。如果再在聰明上麵加一點武功，手下的人能打上幾個勝仗，那麼簡直就意味著雄才大略，千古一人。相反，那些有著創製大動作的皇帝甚至他們的王朝往往都沒有好下場，秦與隋都是二世而亡，留下千古罵名。王安石變法雖然在我們現在的教科書上是一朵花，但當時的老百姓卻將“拗相公”(王安石)罵得狗血淋頭。
說到這裏，我們其實應該明白為什麼偏偏清朝的皇帝招人喜歡了。這樣一小群持重而且肯吃苦的皇帝，的確最大程度地契合了中國老百姓主要是漢族百姓的心理，經過“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劫難的人們，終於發現雖然不得不丟掉頭頂的毛發，腦後要留下辮子，但日子卻要比漢家自己的皇帝治下更穩定，更少來自官方的騷擾(清代攤丁入畝的賦稅政策進一步減少了征收環節與手續，從而減少了官吏上下其手的可能，而禁止胥吏隨意下鄉的規矩，即使下而遵行得不好，也多少可以使農民少一點滋擾)，很快就進入了“坐穩了奴隸的時代”。至於借文字獄殺掉幾個知識分子的頭，借修四庫禁掉一批、改亂一批書，毀掉了那些修史以寓褒貶申春秋大義的妄想，自然也打掉了士大夫道統代言人的自負，從此讓他們規規矩矩地尋章摘句。“萬馬齊喑”哀固哀矣，但所有這一切，對於老百姓的吃飯穿衣又有什麼關係呢?即使我們是清末反滿誌士的後代，也不得不承認，在曆朝曆代中，清代的賦稅即使不算是最輕的，也是最輕的幾個朝代之一，農民受到的官方幹擾也最少(至少在清代的大多數時間裏是這樣的)。有清一朝，擁有著曆史上最低眉順眼的士大夫，對於高高在上的滿人皇帝，他們是名副其實的“臣”(滿人則自稱奴才)，但卻是“臣妾”，連做焦大，犯顏死諫的權利都沒有，在英明的乾隆來看，這種臣子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所謂“逞已之能，彰君之惡”。遍翻清朝檔案，我們很少能看到痛快淋漓、犯顏逆鱗的奏章，四品以下的官員，甚至連上書的權利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