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辰
第一次見到嶽南先生，是在1999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主辦的“國際古人類學學術研討會暨北京猿人第一個頭蓋骨發現七十周年會議”上。嶽南先生為創作這本書，現場采訪了相關的中外學者（其中也包括我）。當時我深為他的敬業精神所感動，也為能結識這位仰慕已久的考古紀實文學作家而感到高興（之前我已收藏了他的《風雪定陵》等五部考古紀實文學作品）。如今，嶽南先生再版的這部作品，由作者在原稿上做了大幅度的修訂和擴增，內容更加豐富，事實也更加準確。承蒙嶽南先生厚愛，邀作一序，實不敢當，隻就近年來參與北京人遺址考古工作的經曆，談一點“尋找”之外尋找的體會。
這本書是嶽南先生經過多年研究和實地調查寫成，洋洋灑灑近三十萬字，另有多幅珍貴的曆史照片，為我們全景式展現了“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發現、遺失、搜尋的近一個世紀的故事，也披露了中外科學家對“北京人”化石研究的艱辛曆程以及對其神秘失蹤的無奈。“北京人”在西方的科學課堂中占有重要的一席。從筆者在海外學習、講授、研究史前考古的經曆來看，幾乎所有講舊石器考古的洋教授都會在課堂裏提到“北京人”，西方大學史前考古學的教科書中幾乎都有介紹“北京人”的發現及其在人類起源中的意義，而學習史前考古的學生對“北京人”化石遺失的故事也都有耳聞。“北京人”的命運，不僅牽動了幾代中國人的心，而且也是讓西方學者魂牽夢繞、揮之不去的心結。那麼，嶽南先生筆下的“北京人”究竟是誰？“北京人”為什麼如此重要，值得幾代人尋找？“北京人”與現在的北京人，或是中國人有什麼關係？
“北京人”又稱北京猿人，是在北京市西南房山區周口店龍骨山發現的一組40餘個個體的古人類化石所代表的猿人的總稱。因為是猿人，他們在體質人類學特征上還不是進化了的現代人種。“北京人”學名為Homo erectus pekinensis，即“北京直立人”。Homo是人屬（Genus），“北京人”是人屬中的直立人種（Homo erectus），而我們現代人是智人種（Homo sapiens），因此，“北京人”與我們同屬而不同種，他們是大約70—30萬年前生活在中國北方的、現已絕滅了的猿人（直立人種），是人類進化中的一支，是研究人類起源極為重要的科學證據。
現代人類的起源問題是當前學術界研究的熱點，也是大眾、媒體等關注的焦點。物種起源問題不僅是古人類學、地質學、古生物學、考古學以及分子生物學等多學科的共同命題，更是當前人類社會共同關心的哲學問題，如生命從哪兒來？我們是誰？
那麼，北京猿人是現代北京人或我們現代中國人的祖先嗎？
80多年前在北京周口店發現的猿人化石，是世界上最早辨認出並得到認可的、有別於我們現代人種的古人類化石，為當時證實達爾文進化論提出的由猿到人的主要進化環節填補了空白。從那時起，中國的科學家對世界文化遺產周口店開展了持續研究，他們認為北京猿人可以使用火，能夠控製火，會製作石器工具進行狩獵捕魚活動，周口店是“北京人”的家園，而“北京人”是我們現代中國人的直接祖先。
然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學術界對這一認識做出了顛覆性的結論。首先是隨著分子生物學、遺傳學在古人類演化研究當中的運用，也就是古代DNA的研究，不少中外生物學家提出，北京猿人應該是在5萬到4萬年前被來自非洲的現代人種所滅絕，並取而代之，我們中國人是生活在20萬年前來自非洲的一個“夏娃”女人的後裔。
這也叫作人類起源的“走出非洲說”（Out-of-Africa）理論。雖然在20世紀70年代西方學術界就有人提出，但這一理論的正式提出並產生廣泛影響則始於1987年美國3位分子生物學家發表的一篇論文。他們選擇祖先來自5個不同地區，即非洲、亞洲、高加索地區、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的女性共147人，分析其胎盤內的線粒體DNA（mtDNA），得出的認識是現代非洲人群比其他幾個地區人群具有更豐富的遺傳多樣性，也就是說比其他地區人群擁有更長的積累線粒體遺傳變異的時期，說明現代非洲人是一個相對古老的群體。同時他們認為，依據線粒體DNA序列構建的係統發育樹，非洲人位於進化係列的根部，所分析的人群形成兩大分支——一支僅包括非洲人群，另一支則由非洲人和其他人群共同組成，這就進一步說明世界其他地區的現代人起源於非洲。當然，多年後許多科學家質疑他們用現代DNA推測演化的方法，因為古代DNA的突變率至今還無法計算出來。
這一現代科學的理論是在生物進化學基礎上提出的，在歐洲和西亞舊石器時代的考古材料中也得到部分印證。但是，在東亞，特別是在中國，還沒有充分的考古發現來證實。中國已經發現70餘處出土人類化石的地點，這些化石所具有的許多特征不見於非洲近現代人，卻可在東亞近現代人中找到近似之處。這進一步說明東亞現代人群演化自本地的遠古人類，而與非洲人群親緣關係更遠。尤其是，中國乃至東亞舊石器文化自成體係，呈現緩慢、連續發展的趨勢。從古人類石器技術角度來看，其主流文化一直局限在一種特定的模式，而沒有像西方舊石器文化那樣發生階段性特點明顯的係統性的演替。總體上，中國舊石器文化遺存中沒有發生過外來的、新的文化體係的大幅度改造和整體替代現象——來自西方的早期現代人群對東亞本土人群的取代找不到考古學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