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德國地質學家卡爾·莫赫在南非馬紹蘭納地區的維多利亞堡，通過田野考古手段發現了湮沒了幾千年的津巴布韋文明遺址。這一發現，在歐洲引起了轟動，從而驗證了非洲古老文明的特有魅力。接著，1882年美國學者唐納利運用田野考古和語言、人種等綜合知識進行研究後，提出了一個劃時代的理論：在哥倫布到達美洲以前，美洲與地處舊文明大陸的埃及文化之間，存在著許多共同之處，並由此提出了“兩種文化聯係者就是新舊大陸之間、大西洋上曾存在過的一個大洲”的理論。他推斷這個大洲就是哲學家柏拉圖提到的阿特蘭蒂斯；當這個大洲沉落海底後，雙方中斷了交往，從而發展成了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這個推斷得到了西方多數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的肯定。
如果說以上西方學者這些著名的田野考古範例，因東西文化的阻隔和交通信息的閉塞，未能讓中國的學者們充分認識到田野考古的價值和意義，那麼，令安特生不明白的是，差不多在這同一時代裏，無數外國學者和盜寶者在中國這片國土上進行的一係列尋找與考察——有的簡直就是強盜行徑般的所謂田野考古行動，為什麼也沒能讓民國政府和學者們幡然醒悟呢？更為不解的是，當安氏向他的中國同行介紹西方田野考古方法時，有許多學者不屑一顧，甚至針鋒相對，謂安氏的方法是一套純屬下九流的胡鬧台，非正人君子所為之。特別是中國金石學派中的一群老朽加書呆子式糊塗儒生，直到安特生組織人員走向田野進行實際科學考察和發掘時，還頑固堅持自己的觀點。無數的中國權威學者不是走向廣袤的田野，而是依然陶醉在自宋代興起的金石學的方法之中。他們一個個躲在書齋裏，或搜集曆史資料，或考究古物銘刻——他們認為這樣的行為方式才是真正的、有實際意義的考古。甚至連當時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之一、近代中國文學改革的先驅梁啟超，也對這種方法大加讚賞和推崇。
安特生等考察人員騎馬經過中國北方的一個村莊［引自《黃土地的兒女》（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麵對如此的中國國情和混沌未開的局麵，生性具有獨立探險精神和科學精神的安特生，決心不顧老朽們的臉色和唾液四濺的說辭，堅持率隊在山野密林、沙漠大澤中進行調查發掘，並用自己的親身行動，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開始了具有真正科學意義的田野考古示範。這一開創性勞動，最終成功地喚醒了沉浸於故紙堆中不能自拔的腐儒和一群年輕的見風使舵的知識分子，他們麵對科學做出了曆史性的新的抉擇。
安特生率隊在北方調查發掘古遺跡（引自《黃土地的兒女》）
幸運的時機與獨特的環境，令安特生很快成為野外地礦考察領域的開拓者和示範者。1914年秋，他成為第一個偶然發現疊層石礦石有機起源的人；1918年，發現了聚環藻團塊並認識到它與北美寒武紀前期相似的“化石”的聯係；同年，又在中國北部發現了第一個三趾馬區域性田野遺址，並引起了科學界的矚目。正是安特生在中國大地上做出的具有真正科學意義和價值的田野考古示範，才喚醒了長期沉湎於古典書本中的中國同行學者，使得他們在新的學科麵前做出了新的選擇，從而為中國田野考古學播下了種子。正如“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李濟所言：由於安特生對中國文化有更多的接觸和深入研究，尤其是他親自示範的“田野方法”和對中國遠古文化的發現與論證，對當時的中國乃至亞洲人類的思想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他的田野考古成就，使西方“進化”的概念比其他科學概念更早傳入中國並深入到人們的意識之中。
安特生在華北地區發現的古生物化石（引自《黃土地的兒女》）
安特生不愧是一位博學多才的世界級探險家和田野考察專家，在他的具體指導下，不同時代的礦物化石源源而出。一批批化石標本由北京迅速運往瑞典烏普薩拉大學，供維曼教授領導的古生物研究室鑒定、研究。一係列發現，使安特生開始受到同行的敬慕並引起科學界的注意，而可喜的成果又使他在經費上得到了更多的資助……
安特生等考察隊員在六盤山一個山頭休整（引自《黃土地的兒女》）
安特生率隊在北方考察時於一條河邊宿營（引自《黃土地的兒女》）
曆史需要英雄，而英雄必須適應曆史，否則便不再是英雄。
使安特生在世界考古史上留下不朽聲名並把他的事業推上輝煌頂峰的契機，在他到達中國四年之後，極富戲劇性地降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