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政治變革，總要遇到些無形的阻力。不是來自人為的反對，甚至也不是誰有意阻撓，可變革就是走起來磕磕絆絆。這種阻力往往來自於看不見、摸不著的政治文化。
自文化熱以來，文化成了神通廣大、無所不包的通天教主的“馬桶”，凡是說不清道不白的事情，把屎盆子扣到文化頭上肯定沒事，誰也不敢說不對。顯然，我在此不是這個意思，不是把文化當成變法失敗的替罪羊，更不是說由於文化的沉滯是變法難以逾越的阻礙，而在我看來，文化的因素隻是導致變法失敗的諸因素中的一個，而且占的份額並不大。
而且，我們還要申明，中國政治文化中拉住變革的那無形的手，並非隻來自於儒家文化。五四以來政治變革或革命的先鋒們常常不約而同地將文化批判的火力對準孔家店，按說也情有可原，因為儒家文化早就變成了一鍋雜燴，在政治文化領域尤其如此，而孔家店則成了這鍋雜燴的招牌。但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骨架絕非儒家一家拚湊的，道家的陰柔風格、法家的統治權術、陰陽家的神秘氣氛、墨家的實證精神，都體現在傳統政治的製度、運行與技術諸方麵。它們與儒家一道，使中國政治文化充斥道德氣息，充斥權術和陰謀，也充滿了智慧。
近代以來，中西碰撞，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往往顯得滯後與不合拍。這其中的確有它不適於近代工業文明的一麵，但也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體係之間的隔膜的因素。文化不見得與經濟發展相合拍相對應，所以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某些因素也能為補充西方政治文化起到作用（如考試的精神與製度）。但不管怎麼說，在中國學習西方的過程中，中國向西方近代製度靠攏的努力中，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確實阻礙處多，順暢時少，雖然不好用進步與落後的框架全然框之，但在當事人的眼中，其形象的確不佳。
講究資曆，排斥後進的政治心理，推諉拖遝，相互牽製的官習；權力合法性依據的模糊；政治與普通老百姓的隔膜（愚民政策與黑幕政治的惡果），以及維新派自家的求全心理，這一切，構成了變法政治的無形之障。
一、資曆問題
在維新運動中，登上政治舞台不久即掀起軒然大波的康有為、梁啟超常常被人比作中唐時代變法的“二王八司馬”，其潛台詞即為“小人輕進”。要知道，這些議論並非出自那些反對變法的頑固派，而是一般的官僚士大夫。對於他們來說，康梁等人的確缺乏足堪孚眾的聲望與資曆。
袁世凱的確是個投機分子，但是在維新運動之初，他還算是一個希望變法（雖程度有限）的官僚（如果不是被卷入政變的漩渦，他也許不一定會變成無恥的告密者），至少他的意見，能代表一部分人，一部分對變法並不反感的官僚的意見。在戊戌年年初，袁世凱曾上了這樣一份奏折：“古今各國變法非易，非有內憂，即有外患，請忍耐待時，步步經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變法尤在得人，必須有真正明達時務老成持重如張之洞者，讚襄主持，方可仰答聖意。”光緒帝還真的答應了袁世凱的請求，下詔宣張之洞進京，結果剛走到上海，沙市發生教案，本來就不願張進京的翁同龢就以此為借口阻止了張的進京。
甚至連十分同情變法的費行簡，也對維新黨人感有些不以為然，他說：“其黨（指維新派）傳嗣同猶天人，而予與稔交，知其博辨喜事，濫交寡識，初非任事才。楊銳、林旭皆溫雅詞章之士，更鮮老謀。”明麵上說是他們缺乏經驗，不老謀深算，等於是說他們缺乏閱曆。也就是說，即使在費行簡這些人眼裏，維新黨人還是難以孚眾望，壓得住台麵。
就是連十分賞識康梁的光緒帝，也很難超越這種資望的成見。他召見康有為後，隻賞了康一個總理衙門上行走，隻有六品的頭銜，距康原來的期望相差太遠，結果令維新黨人大失所望，在召見的次日，梁啟超寫信給他的至友夏曾佑說：“西王母主持於上，它事不能有望也。總署行走，可笑之至，決意即行矣。”爾後，光緒又召見梁啟超。按“清朝故事，舉人召見，即得賜入翰林，最下亦不失為內閣中書。”當時梁辦《時務報》聲名赫赫，大家都以為這回必有大用。結果，隻賞了個空頭的六品頂戴，什麼宮銜也沒有，比他老師還慘。其實，光緒不給康梁好一點的位置，高一點的官銜，隻是由於他的權力有限，（西太後規定一品以上大員任命須經過她，而將康梁提到四五品完全可由他自己作主，召見畢，盡管軍機大臣提議為總理衙門上行走，但光緒完全可以在此基礎拔上兩級。）還是因為在光緒眼裏，此二人主要是“建言”的材料，難以人中樞主持政務，所以召見完之後，許康有為專折奏事，實際上讓他編書提供理論。而讓梁啟超主持譯書局，提供西學材料。直到政變將作，還是讓康有為南下督辦官報。其次是由於兩人資曆不夠，出身一般，驟升高位，恐引起頑固派的激烈反應。更不是像王照猜度的那樣，梁啟超未獲大用是由於梁啟超“一口廣東官話，聲如洪鍾”，結果把“孝”說成“好”，把“高”說成了“古”光緒不知其所雲，所以沒能撈到官當。其實梁啟超對自己的口音早有自知之明，召見時事先帶進許多他寫的東西，兩人相對，以任公之捷才，言語不通盡可以動筆筆談，何至於“不快而罷”呢？
官場講資曆、聲望是一個老問題，中國傳統社會是很發達也很標準的農業社會，在這種社會，社會生產與生活創新的需要遠遜於守成的需要，因而重視經驗看重閱曆。其政治生活也是如此，最大的需要是維持局麵，因而對於資曆、經驗特別看重。在傳統社會，政治經驗又不盡是可以訴諸筆端，讓人學而習成的，它要依賴人的感覺領悟，像皰丁解牛一般，經驗的真諦不可說，但卻切實有用。這種經驗的取得在大多數情況下，隻有依靠一點一滴地積累，摸索，在這裏，時間成了必不可少的參與者。所以，皇帝隻要不好大喜功，動兵興武，一般都喜歡用老成穩重之臣，而官場的人們也習慣於服從有資望人的指揮，所以有蕭規曹隨，所以有汲黯的“臥治”，所以有那麼多的三朝、四朝元老，甚至像五代馮道這樣凡事五姓的五朝元老的“長樂公”還被人們當成寶貝。
在人們的政治習慣中，說話必須依官階大小，同官階時依資曆先後，而官階的大小又往往與資曆有關，一個人從中進士開始（以按正常年齡二十幾歲中進士計算）入仕，要熬到公卿一般都得胡子白了，破格提拔的事不是沒有，但在平常年景是很難一遇的，偶爾碰上一回就成了曠世奇典。年輕後進如果驟登高位，不惟招人嫉妒，而且也難孚眾望。年青人的發揮作用，往往是在有眼識的老人遮蔽下方能運作，如果隻憑自己單打獨鬥，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中國政治不習慣，也不欣賞冒險犯難的闖勁和衝勁，除非在軍情緊急、火燒眉毛之際，快節奏乃至高效率都不為賞識，反易導致整個官場的緊張與不安。大家所尊崇與欽佩的官僚形象，除了清正廉潔之外，就是按部就班，老謀深算，東晉謝安那種“談笑靜胡沙”的鎮定安閑的“宰相風範”，是為多少代士大夫所無限推崇的（許多大詩人，如李白、白居易等均有讚頌之的詩篇）。這種風範是當然的“老人風範”，有“小兒輩破賊”作為墊鋪。年青的人在一般情況下隻能在作墊鋪中找到自身的價值，如果離開了“老人”賞識重用（注意：用而已），很難有什麼作為。這種情況是常有的：有些士大夫當他還年輕時往往富有朝氣，勇於改革，但等熬到元老的時候，卻銳氣頓消，火氣全無，發言權大了，所發的言卻隻是無所痛癢的話。北宋的富弼、韓琦等人在慶曆新政時銳意改革，而到了王安石變法時就站到反麵了。
當然，到了改朝換代的動蕩時期，常態的政治慣例就不再起作用，這種時候年青人就比較受歡迎了。提升選拔的常規也不再起作用。在曆史上，每逢亂世，人才往往特別多，一部二十五史，在動亂時期著墨偏多，因為可書之事多，可寫之人也多，並非亂世有人才，而是因為亂世人才容易脫穎而出（原有的規則被打破）。因此，中國傳統政治體係發展的製度建設往往肇於開國的時期。可惜一到了所謂守成階段，創新精神就自然而然地被排斥，讓位於安穩持重，蕭規曹隨了。
我們曾經講過，清代是個比較講究祖製的朝代，也就是說這個朝代的求穩傾向更重，保守空氣更濃。官員從入仕到公卿，平均年限比任何朝代都長。即使熬到極品的位置，也未必能對政治演變起多少作用（大家不願建言，朝廷也不甚喜建言，除非皇帝有意發問），“舊製，京官循資至老髦，乃躋一二品，非兼領樞要，終歲不得麵陳一言。”政治的運作主要依賴慣例和製度（各部有則例），對官員的考核主要看其操守，而參劾官員的“六法”，首要的三條就是“不謹”，即行止有虧；“罷軟”，即庸怯無能：浮躁，即“輕稚妄比”。循規蹈矩，即使毫無建樹，也會“無災無害到公卿”，而有所創製就非常危險，稍一不慎就會被上司以“不謹”或“浮躁”的借口參劾，丟掉烏紗。所以清朝政治是一個比較典型的熬資曆的政治，沒有資曆的康有為，連皇帝想要召見他都會受到阻撓，因為清朝慣例非四品官以上皇帝不能召見。
資曆問題，在變法的政治實踐中主要是個號召力的問題，也是個信任度的問題”由於變法的主持人缺乏資曆與聲望，年青的皇帝再加上年青誌士（康有為不過40歲），使得一貫相信老成資深者的官場對他們心存的疑慮加重，其中既有新政是否有效（能否救中國，能否改善士大夫的狀況，即對他們是否有利）的疑問，更有他們能否成事的疑惑。當時士大夫習慣將圍在太後身邊的大臣稱為“老母班”，而將光緒周圍的變法者們稱為“孩兒班”，這稱謂流露了一般人對年青皇帝加年青維新派的變法中樞的不信任感，所謂“嘴上無毛，做事不牢”。無疑，這種心理狀況對變法事業的成敗是有影響的。王曉秋先生在比較中國戊戌維新與日本明治維新的研究中指出，日本明治維新的骨幹“大多參加過地方上的藩政改革，久經風浪鍛煉，具有鬥爭經驗與政治才幹。如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伊藤博文等人，都是一批富於謀略，精明強幹的政治家、軍事家。”而“中國維新派的骨幹卻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鬥爭經驗的書生，大多飽讀詩書，有才學熱情，卻往往缺乏運籌帷幄的雄才大略。”也就是說，缺乏資曆也往往與缺乏政治經驗相聯係，因而從維新派這一方麵也影響了變法的運作。他們的輕躁冒進，急於求成，不知道如何爭取同盟軍，過於注重情感和道德等等，都或多或少與他們缺乏經驗有關。台灣有關戊戌變法的研究也許並不比大陸深入，但有些人的有些話卻很有道理，張秉鐸先生曾說：“康梁變法，多超越政治常軌。其本身位卑職小，又不足以號召，令人悅服，當不克靈活運轉於朝野。加以政令太驟，所變過速，舊勢力非難梗阻，其事不成，可想見也。”
二、補丁傳統與求全之念
清季政治中的補丁傳統曾作為清代比較有效的彈性機製，幫助王朝渡過了許多難關。在麵臨近代的挑戰時，人們仍然習慣於以補丁的方式來渡過危機，洋務運動就采取了這樣一種形式。由於這種補丁政策自身的局限，因而以引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洋務運動並沒有導致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生根與發展，東方這種外發型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從官辦到官督商辦再到商辦的三階梯，在洋務運動中僅進展到官督商辦這一階梯就停滯不前，甚至還有倒退的跡象，因為補丁政策並非意在作扶植中國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溫床。
洋務運動這種不以政治變革為目的的改革運動，並非毫無效驗，但推行者原本就是想引進一些西方的因素來補充中國社會經濟體係的不足，因而很難培植起中國自己的資本主義因素。政治與經濟的二元體製固然不很理想，但它也確實可以保證非近代的社會向近代過渡，但是由於中國長期培植不起自己的資本主義經濟，所以二元體製也難以出現。
當甲午戰爭再一次給中國帶來變革的契機時，最為迫切的任務其實不是開議會，實行西方民主政治，甚至也不是考試製度的改革，廢八股改策試，而主要應該完成洋務運動應該完成的任務，獎勵資本主義工商業，首先確立保障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相應經濟法律體係，在中國培植起本土的資本主義經濟。
應該說，由康梁等人設計的百日維新的種種政策並沒有抓住這個要害，有點像下毛毛雨，什麼都涉及了，但突不出重點。是不是康梁等人對發展資本主義沒有清醒的認識，依然想走洋務運動官辦工業的老路呢？當然不是。早在1895年公車上書中康有為就明確指出：“機器廠可興作業，小輪舟可便通達。今各省皆為厲禁，致吾技藝不能日新，製作不能日富，機器不能日精，用器兵器多窳敗，徒使洋貨流行，而禁吾民製造，是自蹙其國也。官中作廠，率多偷減，敷衍欺飾，難望致精，則吾軍械安有起色。德之克虜伯，英之黎姆斯，著於海內，為國大用，皆民廠也。宜縱民為之，並加保護。凡作機器廠者，出費領牌，聽其創造。輪舟之利，與鐵路同，官民商賈，交收其益，亦宜縱民行之。”非常明白不過地提倡民辦工業、運輸業，甚至礦業以及金融業（參見《公車上書》其他內容）。
但是，為什麼百日維新的改革政策卻變成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等諸領域普遍潤澤的毛毛雨了呢（百日維新真正吸引注目之處絕非它的經濟政策）?我個人以為，這裏也有康有為“畢其功於一役”的設想的因素，也有補丁傳統的影響。
補丁傳統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盡管甲午戰爭淮軍與北洋水師的失利，洋務運動大為人所詬病，但在甲午後大臣們陸續提出的變革與整頓建議中，補丁的幽靈仍左右一切，幾乎所有提倡經濟改革的方案中，無論開礦、修鐵路、設廠、還是辦銀行，印鈔票等等，統統離不開官辦的窠臼，而且斷然沒有像日本官辦之後再處理作價給商民私辦的後繼方案，實際上仍襲洋務運動之故技。至於開辦武備特科、經濟特科的設想則是對科舉製的補充，以洋操編練新軍則是對原有軍隊體係的補充（斷不敢取消原軍製）。張之洞的思想實際上是最典型的。代表了大多數的有意求變的士大夫的意思。（不然《勸學篇》怎麼會風行海內，一時洛陽紙貴呢？）他在百日維新前夕拋出的《勸學篇》，我在前麵分析過，認為那是張之洞的變法綱領，同時認為盡管有了《勸學篇》，維新派與張之洞仍然可以結成聯盟，因為《勸學篇》的許多內容其精神實質與維新派有相通之處。但是，《勸學篇》也有與維新派的根本歧異（有歧異不妨礙結盟），這就是補丁傳統的幽靈，張之洞作為洋務官營工業的最有魄力的實踐者，他並沒有從以往失敗的教訓中醒悟過來，意識到官辦工業（衙門式工業）的病根所在。在他看來，洋務事業過去之所以成效不顯，原因有四點：其一“人顧其私，故止為身謀而無進境”。其二“愛惜經費，故左支右絀而不能精”；其三“朝無定論，故旋作旋輟而無成效”。其四“有器無人，未學工師而購機”。這四條的的確確都像他自己所說的，隻是“人之病”，“時之病”、“浮言之病”、“失序之病”，統統都是癬疥之疾。可是在他眼裏，洋務運動隻要解決了這些癬疥之疾，就可以“卓有實效”。所以他非但還在補丁傳統裏打轉，而且還要在洋務這塊大補丁上打上四塊小補丁。
清朝補丁政策實行了二百多年，尤其是晚清之際大補特補的實踐，使得很多人對此甘之若飴，覺得這是一種很穩健又有實效的辦法，所引起的社會震動最小。補丁傳統的魔力還在於它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東西，往往在不知不覺中起作用。補丁是我們概括出來的說法，當時的人們並不自知有這麼回事，可是不知不覺地會追隨它。康有為雖然意識到了洋務運動的病根所在，但他也低估了清朝傳統政治習慣的威力，實際上在不知不覺中，也受到了影響，這種影響和他那種事事都想改的思想，（即他與伊藤博文所言：“行改革事，必全體俱改革方可。若此事改，彼事不改，則勞而無效。”）碰到一塊兒，產生了奇特的變異，於是，就出現了百日維新的改革毛毛雨。
現在我們就來分析一下百日維新一攬子變法措施。
首先，在軍事改革方麵，雖然改武科，效行西製整頓軍隊，但沒有傷及陳舊無用的八旗綠營兵製的骨架，更沒有涉及已經開始腐朽的湘淮軍，所以隻好算作補丁。
其次，在財政改革方麵，雖然要仿行西方編製財政預算，還要整頓改革稅製（缺乏具體方案），但既沒有改革幣製，也沒有開辦國家銀行的打算，所以也隻能是補丁。
其三，關於廣開言路，準許臣民上書。這本是封建時代的“賢君”就可以做的事，以此作為開議會的替代，連補丁都算不上（開真正西方民主意義上的議院當時還不是時候，但興紳權、倡紳言的機構總可以設想提出）。
其四，整頓吏治、裁撤閑衙。這也是封建時代政治清平時可以允許之事，所以是標準的舊式補丁。
其五，關於選拔新式人才。這方麵措施隻有要求，而無製度、措施保障，所以盡管三令五申，各地督撫不保舉，也沒什麼辦法。這一條也隻好算作補丁，而且是沒有多少效用的補丁。
這樣算來，隻有科舉製度改八股為試策論，大興西式學堂，與一係列不分主次的經濟改革措施不是補丁（當然，有了這兩條，就足以證明維新運動從廣度和深度上是洋務運動所無法比擬的）。而康有為“勿去舊衙門而惟增新衙門，勿黜革舊大臣而惟擢小臣。多召見才俊誌士，不必加官，而惟委以差事，賞以卿銜，許其專折奏足矣。”的建議，以及開變法局、製度局的方案，都是很明顯地受了補丁傳統的影響。
當然，我們對補丁傳統不好一棍子打死，而且我在此也沒有批判這種傳統的意思。補丁政策在變法改革中並非全然失效，它在策略上還是有用的，補丁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妥協，改革中當然必須有妥協。但補丁隻能限製在策略上，如果不加警覺地任其泛濫，就會因此而窒息改革創製的精神，更有礙向西方的學習與引進。
與補丁傳統幾乎同樣有害的是改革者的求全之念。一方麵，從洋務運動的教訓中，維新派得出的結論是學習西方不能枝枝節節，變革必須全體皆變，在他們看來，西方的政治、經濟、教育體係本身就是一個整體，學一而棄其他，則一也難成。梁啟超有段話非常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