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黨”是頑固派賜予維新派的蔑稱，不過康門弟子卻對此自承不諱，用梁啟超的話來說就是“吾儕亦居之不疑也。”在上個世紀之交的那些個年月，幾乎所有懷有救國救民之誌的知識分子，至少從思想感情上，都有過。康黨”的身份。那是個“康黨”獨領風騷的年代，後來很風光的孫中山的革命黨，在那時非特沒人理睬，而其自身也沒完全斷了改良的幻想。
以往說到維新派，學術界總習慣於將之與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聯係在一起，視其為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每逢提到戊戌維新，總要先行陳列一下中國當時那點拿不到台麵上的民族資本，進而將維新變法的失敗，歸結於這個階級的稚嫩和不成熟。其實，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諸人與中國當時寥若晨星的民族資本家，實在尋不出太多的關聯。埋頭創業的商人們的多數，對政治運動毫無興趣，生怕被牽連致禍。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當時至多不過是一種半成品，還談不上自己的要求和呼聲。康有為和他萬木草堂的弟子們，從本質上講還是屬於在中國許多曆史時期都存在過的異端派士大夫，如王充、範縝、李贄、黃宗羲、顧炎武、顏元等等，但特殊的時代賦予了他們特殊的學識和見地，使他們的思想中有了生剝活吞、消化不良的西學成份。但是，如果沒有甲午戰敗，沒有甲午戰爭瓜分中國狂潮激成的政治情勢，萬木草堂的師生們大概也與他們的先輩王韜、馮桂芬等人的命運相似，隻好著書立說以終老，未必有機會在中國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從某種意義上講，“康黨”是中國社會急於事功（改變中國命運）的普遍心理造就出來的一批特別熱衷於急功近利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急於報仇雪恥的中國社會，烘托出一批一出山就宣稱能在十年走完西方之百年、日本三十年才走完的自強之路的“狂人”。
作為思想文化上的啟蒙者，維新派的確“狂得其所”，一支支毛錐摧枯拉朽，滌汙蕩濁，振聾發聵。但是在那個時代，被時務體妙文所喚醒的隻是那些有心救國且思想開化的士人，而老百姓的大多數卻依舊被文化保守主義的迷霧罩住，他們雖然痛恨外國人的侵略，卻隻幻想回到過去，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在綿延幾十年中打洋滅教中積累起來的仇恨，在變法運動的時候達到鼎沸，農民對西方的敵視，使他們連帶著對一切向西方學習的行為表示不解和反感。在變法運動期間，農民對變法表現出了驚人的冷漠和並不驚人但也非常明顯的敵意。
老百姓與維新派之間是相當隔膜的。長期以來，統治者一向執行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肉食者謀的政治也許最忌諱的就是讓老百姓了解真相。所以，老百姓除了交糧納賦之外，一般很少與政權打交道，打官司也是迫不得已的行為，無論是朝廷的黨爭，還是政策的變化，隻要不在賦稅上有所反應，老百姓總是漠不關心，同樣，他們也不太清楚朝廷政爭中的正義和不道德，因為他們沒有能力了解真相。老百姓對忠臣義士的同情心，一般隻寄托在戲台上人物身上。
一般老百姓實際上並不了解維新派的主張，更無從體察他們救國救世的良苦用心。也許是由於時間持續得不久，而且也沒發生戰事，更關鍵的是維新政治幾乎與他們無涉，所以，在近代曆次重大事件中，維新運動在農民中留下的印象最為淡薄。一位研究者寫道：“查一下湖南地方誌，就可感到邊遠地區和農村並沒有受到維新運動的波及。如《嘉樂縣誌》對鹹豐年間的太平軍的活動記錄極為詳盡，而戊戌年的記載卻未提及維新運動一字；《安鄉縣誌》記有該縣戊戌年三件大事：一、‘南洲門設站’；二、‘夏五月十三大風雨，屋多傾頹’；三、‘匪賊寇焚衙署，毀民居，縣紳集民兵禦殺之’，均無一件與維新運動有關。”維新運動搞得最紅火的湖南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曇花一現的百日維新，並沒有給老百姓帶來什麼實際利益（這也是難免的），所涉及的各方各麵，大都一時與老百姓不相幹，所以沒有什麼人會把維新變法當成“大事”。
在某些情況下，老百姓還對變法有些不滿。北京的維新政策有些確實損害了老百姓的實際利益，如為整頓街道，下令禁止在前門大街設攤貿易，將所有攤販趕至西河沿，甚至禁止店鋪懸掛招幌，違者笞罰，使平日熙熙攘攘的大街為之一空。“，這些被驅趕的小商小販和被妨害的店鋪主人顯然不會對變法說好話。改科舉廢八股之舉，應該說是斷了相當多的貧寒士人的入仕之路，改革對他們的損害顯然要比鄉紳子弟大得多，因為他們缺乏經濟能力改弦易轍，獲得西方式的教育（這種教育費用高，而且新式學堂多設在城裏，更休談留學。）。改淫祠與寺廟為學校之舉，在相當一部分農民眼裏，幾乎是與洋教的洋鬼子幹的勾當相差無幾。據時人記載，變法運動中“民間祠廟，其有不在祀典者，由地方官曉諭民間，一律改為學堂等因。各處痞棍藉以索詐僧尼脅遷他處，或沒人其產，或以輕價得之，僧尼尤被其患。”這種舉措，既損害了農民的信仰感情，又威脅了僧尼的生活（大部分僧尼道人均屬貧家子弟）。信仰上的迷信，是應該掃除，但這必須依靠農民的自願自覺，強加於人，一般隻會事與願違。此外，湖南維新派將保甲局改為保衛局，是他們學習西方興辦警察製度的一種嚐試，應該說這是一種進步的措施，保衛局成了官紳合辦的警察機構，對城鄉的治安大有裨益。但是，由於湖南著名的反教鄉紳周漢的竭力煽動，湖南反教情緒非常濃，因而，保衛局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取締老百姓的打教鬧教運動，保護各個教堂。在維新派眼裏，此舉雖每年花費數千金，但比之打教導致的賠款還是要合適得多。但是在老百姓眼裏，他們不啻成了洋鬼子的保鏢。
這樣，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一些還能知道有維新變法這回事，曉得世上有個“康黨”的老百姓眼裏，康黨的形象會變成“白臉”。正像維新派自命不凡地將一般老百姓說成“愚民”、“群盲”一樣，在老百姓眼裏，康有為和一班兒要變法的人俱是“奸臣”與“漢奸二毛子”。政變發生後，與維新派走得很密的張蔭桓也被捕入獄，由於英國公使的幹涉，免死遠戍新疆，在押解途中，路過直隸省城（保定），“兩市觀者萬數，鹹呼曰：‘看大奸臣。’或有甚其詞者，曰此老如此形容，富貴已極，猶不知足，尚妄思作皇帝耶？何如殺卻，豈不省事？輿論紛紛，異口同聲。”這裏，人們是把張蔭桓當作維新派來看的。所以說張蔭桓也等於是說康梁。在那個時候，頑固派所造的謠言“康有為進紅丸，謀弑皇上”。原屬荒唐之極，可在城鄉卻不脛而走，康有為要當皇帝的無稽之談也傳得沸反濤天。山東的一個小小典史（屬不入流的佐雜官，在清末，這種官如果候不上差，往往窮困潦倒，與一般貧民無異），居然十分自信地斷言：“妙峰山四月十八凍死百餘人，其兆甚凶。光緒皇帝前年信用康有為，無故地要變法，我們中國的鐵桶江山，叫他鬧壞了。”當被問及康有為是何等人時，該典史斬釘截鐵地回答道：“謀篡位者也。”在政變發生後的年月裏，山東城鄉街談巷議，“大抵不外‘天滅洋人’，‘李鴻章賣江山’，‘光緒爺奉教’，‘袁世凱造反’，‘康有為封大國聖人’之類”的無稽謠傳。在八國聯軍入侵開始之後，甚至還有傳言“康有為帶六國兵來，現在僧裝，住煙台店中”的（說到這裏，需要加一點注腳，在義和團運動中，一些下層文人習慣將與中國對峙的西方諸國稱為“六國”，其心理顯然是把自己當成了戰國時代的秦國，期待秦滅六國的奇跡再現，一般老百姓也跟著這麼叫，待到中國真的戰敗，簽訂《辛醜條約》之後，民間又將六國改成八國，即現在約定俗成的“八國聯軍”，實際上兩者均不對，實數應為十一國）。而當時的天津民謠有“八鎮八遠加一康，賣國奸賊李鴻章”之句。似把康有為與李鴻章相提並論，同斥為“賣國奸賊”。這種論調在北京的街談巷議其實很普遍，在甲午戰敗後痛詆李鴻章之餘再順勢加上康有為，在八國聯軍破城時，居然有人傳言親見是康有為帶洋兵進來的。此外，我們還可以從義和團運動中赫赫有名的口號，要殺“一龍二虎三百羊”中找出變法期間頑固派有關光緒帝人教的謠傳有關的蛛絲馬跡，嗅出在義和團運動中團民對變法運動的反感。據說，維新派的激進分子秦力山曾在義和團運動期間“隻身至天津，求見掌拳大師兄，痛陳利害”，結果被指斥為“二毛子”。
維新派與一般民眾之間誤會之深，隔膜之深，已經達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雖然從來變法都是討人嫌的一項事業，挨罵是變法倡導者的本分，而且往往由於變法後的反動而下場很慘，但被人指斥為賣國賊，可能還是康梁等人拔的頭籌。我們應該承認，雙方的這種隔膜與誤解，不隻是維新派自己的悲哀。
在變法剛剛失敗時，逃亡日本的梁啟超在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中曾自艾自怨地訴苦說中國此次變法的“生不逢時”：“貴邦三十年前，外患未亟，其大憂僅在內訌，故專恃國內之力，而即可以底定。敝邦今日如以一羊處於群虎之間，情形之險，百倍貴國。”痛感變法碰到了列強瓜分殖民地的狂潮上，國際形勢的險惡對變法的種種不利。其實，梁啟超還忘了由險惡的國際形勢有關的另一種變化，這就是由於長時間西方侵略和中國失敗與屈辱造成的民眾反侵略情緒高漲和夾雜著的非理性盲目排外情緒的過熱。
對於一般老百姓，尤其是農民來說，雖然他們的民族與國家意識並不很鮮明，但外國侵略與中國的屈辱他們也是清楚的，他們本能地在戰爭中站在本國政府一邊，“護官”與“保朝”，馮子材中法戰爭期臨戰招兵，振臂一呼，二十營即足額，連遠在貴州山區的農民，聽說中法開戰，碰見前來遊曆的“老外”就當成間諜來圍打。中日甲午戰爭中，清廷的官兵與日本人打了那麼許久，不過斃傷日軍千餘，而台灣一地的民眾武裝就先後使日軍付出了萬餘人的代價，包括一名皇室的大將。
但是，最令老百姓感覺痛楚與不平的，還是與西方教會的衝突。由於西方傳教事業的武力背景，也由於它們強烈的文化征服意味，當然也由於農民與傳教士之間深刻的文化隔膜，在傳教士眼裏，中國農民是不開化的士人，而在中國農民眼裏，傳教士則是無人倫的禽獸與挖眼剖肝無惡不作的惡魔邪教。不要以為數以萬計，不脛而走的打教訛言，諸如洋教毀棄神佛，不敬祖先、荒淫亂倫，挖眼煉銀等等傳說僅僅是訛言而已。在當時，相當多的老百姓是信以為真的（當然也確有一些真的因素如不許祭祀祖先），他們參加打教，一方麵是因為洋教確實觸犯了他們的某些利益，另一方麵則是真誠地想驅逐這些前所未聞的邪教妖魔，以求太平安寧、幾乎每次打教鬧教事件，參加者大多是理直氣壯的（少數有意趁火打劫的匪徒除外），在他們看來，那些拐人孩童、淫人婦人，挖眼製藥的邪教惡魔理所當然地應該受到懲治，官府應該支持他們。但是，事情的結果卻大出他們的意料，幾乎每次他們都被告知是他們錯了，他們不僅要為此付出賠款，有時還要搭命，為首者隻要被拿住，無一例外地要入獄或者殺頭，有些教民還要求賠席賠情，讓打教者受到公開的羞辱。
幾十年來，沒有什麼人向他們解釋為什麼他們打不贏官司，為什麼他們傳得沸沸揚揚的奇事其實並無其事，隻是成見和誤解的幻覺。更沒有人向他們宣傳迷信的害處，偏見的無益。再加上本來就摻合在其中教會真實的劣跡（民方有理的教案），一些民方有理的教案也同樣以民方的敗訴結束，使得他們的憤忿愈積愈多，到了甲午之戰，瓜分危機的到來，原先積蓄已久的怒火頓時燃成民眾的反抗之火。以武裝起義形式表現出來的打洋滅教活動漸漸在中國大地蔓延，四川、浙江、湖南以及直隸與山東都掀起了普遍性的有組織的武裝打教風潮，參加的農民認為教會就是潛伏在中國各地為瓜分中國工作的先遣隊，反教活動已經從平日的民教糾紛上升到救國拯民的層麵，被賦予了反帝愛國的意義。
然而，這時勃起的鄉村民族主義，其非理性的盲目排外情緒很濃，心懷憤忿的鄉民們沒有能力和見識向前看，采取向西方學習而後自強的正確方針。他們打教滅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回到平靜的過去。因此，在一般老百姓高漲的民族情緒裏，一切外國的東西，包括幾十年來開明的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所有成果與痕跡，都具有不名譽乃至罪惡的意義，在山東反洋教的人們，對洋學同樣的反感，打洋教與打洋學是混在一起的。本來並不討厭輪船與火車的農民，因為這兩樣東西附帶的外來侵略意義，也開始痛恨起它們來了，扒鐵路、拆電杆成了相當普遍的行為。
本來，在前資本主義狀態的國家，進行近代化變革時都無一例外地會受到來自民眾方麵的阻礙，甚至仇視，但是像中國甲午之後這種帶有強烈仇恨的普遍敵意還是不多見的，這種普遍的敵意和充斥城鄉的不安，已經使中國處於一場民眾大風暴的前夜。在義和團運動過後，許多人都認為它是對戊戌維新變法的一種反動，甚至把西太後與頑固派的倒行逆施看成是義和團運動發生的根本原因，其實，他們都忽視了老百姓反帝反侵略和排外情緒的積聚，更忽視了中國進入近代以來農村日益嚴重的經濟困境，普遍的貧困化。而後者才是一場大的民眾運動爆發的基礎。
現在，我們應該清楚了，維新變法正好趕上了一個多麼難辦的境遇。即使他們在政壇的鬥爭中獲得了勝利，他們也將麵臨如何扭轉民眾情緒的艱巨任務。一般老百姓不是有知識的士人，正在非理性的反侵略和排外情緒的浪尖上，卻要接受學習西方，善待洋人（包括傳教士）的政府政策，這個彎子轉得太大了，也太難了。
應該說，維新派對西方和西方人特別是西方教會的態度是合適的。他們沒有忘記他們的目的，卻能以十分謙遜和十分開放的態度向西方學習，而且能忍辱負重，向剛剛野蠻侵略了自己的日本學習。他們對基督教一般持一種比較理性的客觀態度，康、梁、譚諸人均把它與孔教、佛教並列，視為一種客觀存在的宗教現象，他們雖然對基督教的活動不無警覺，但均能冷靜地分析它的長處和缺陷，如康有為認為：“耶教言靈魂界之事，其圓滿不如佛，言人世間事，其精備不如孔子，然其所長者，在直捷，在專純，單標一義，深切著明，曰人類同胞也，曰人類平等也，皆上原於真理，而下切於實用，於救眾生最有效焉，佛氏所謂不法二門也。”他們對盲目打教鬧教的否定和對教會的保護，也不失為冷靜之舉。
麵對於中國士大夫有開化啟蒙之功的英美新教的傳教士，維新派與之關係非常密切，彼此都對對方大有好感，梁啟超說李提摩太是維新運動的良師益友，在變法的危急關頭還曾向其求救。傳教士也對維新派印象不錯，李提摩太甚至於幻想康有為可能會入教。
按道理說，維新派的舉止都是無可厚非的，將所有傳教士都冠之以“帝國主義分子”的頭銜是否合適，並非我所要回答的問題。但是，不論這些傳教士真實的居心何在，他們在戊戌維新中的表現總還是友善的，維新派爭取他們的幫助無論從哪方麵看都是合理的，因為變法需要國際援助，而通過傳教士爭取這種援助確實是一種合適可行的途徑。
問題是，維新派在做出上述的種種舉動，恰恰是農民所嫌惡的。當維新派把自己處於與農民思想感情所對立的地位時，顯然忽視他們將要麵對的困境，至少對這種困境估計不足。更為可慮的是，他們往往過多地看到了一般老百姓迷信、愚昧的一麵，而忽視了在這愚昧背後所蘊含的民族主義情緒，全然沒有估計到這種情緒所蓄蘊的巨大能量，這是一種有可能毀掉任何變革的力量。
當然，在維新運動最初的年月，在策略的運用上一時還無需爭取民眾的力量，因為屬於上層政治鬥爭的變法活動，民眾的聲音沒有多少分量。而且在那短短的幾年裏，維新派還沒有精力來搞民眾啟蒙，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但是，他們應該清楚，民眾的分量最終還是會在改革的進程中體現出來的，沒有民眾的覺悟，近代化畢竟還是無法實現。
一般老百姓對維新派的誤解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與維新派畢竟分屬境遇懸殊的兩個階層，在文化上也分屬不同的層次，隻有士人（而且是家境不錯的士人）才有可能接受西學的教育，形成較為理性的文化意識，而以農民為主體的老百姓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覺悟，他們對維新派的種種誤解，在某種意義上還有愛國與反侵略的因素。
然而，維新派頑固的英雄史觀卻使得他們總是居高臨下地看著老百姓，隻看到了老百姓的愚昧，卻沒有對其中的民族主義情緒進行正確的引導，甚至連這種引導的意識都沒有。如果說在變法的當口沒有精力和時間的話，他們在以後的歲月裏仍然對此沒有清醒的認識，他們對義和團充滿了仇視，認為團民就是後黨和暴民（這一點他們遠不如革命黨人客觀）。他們把老百姓的愚昧、落後和封閉視為絕對化的模式，眼裏隻有士人。其實，正如以往出身農家的士子往往要顯露出比世家子弟更為優長的才幹與見識一樣，農民接受新事物、新道理未必就不如士大夫，至少要比那些頭腦冬烘的道學先生要強些。
當然，我們在此責備維新派未免過於苛刻，在那個時候，讓維新派充分地理解農民，充分重視開民智（不是紳智）的重要性，並不現實。農民思想意識的整體性改觀，客觀地麵對西方文化的侵入，正確地意識到學習西方的必要性，那個時候還遠遠不到火候。這是一件長期而艱巨的工作。自從戊戌以來，老百姓的麻木、落後、愚昧以及散漫的狀態常常令思想家們心灰意懶，這也說明了這項工作的繁難。
幸好，值得欣慰的是，在變法失敗後，憤激之下要“挑戰四萬萬群盲”的梁啟超，在庚子之後，終於開始艱難的民眾啟蒙工作，他的界革命的主張，與大量的俗語報、白話報一道，把一點一滴的國家、民族、世界及科學的常識灌輸給民眾。隻可惜，這種嚐試沒有堅持很久。
老百姓看康黨，似乎看錯了，可是康黨也部分地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