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維新又稱百日維新和康梁變法。這兩個稱謂很恰如其分地點出了這場運動的兩大特點。一是時間短，雖然從甲午戰爭就開始嚷變法，但真正開始變法不過是戊戌年那一百天的事。這樣短的變法古今中外都少見（唐代的永貞新政號稱短命，但也延續了近八個月），嚴格地說，隻能算一次流產的政治改革。二是變法的倡導者是康有為和梁啟超。沒有他們，也許就不會有這樣一場變法，至少不會有這種樣式的變法。雖然變法是甲午戰爭幾乎所有思想開通且有心救國的士人的共同心願，但領頭羊無疑就是康梁。參加過變法，後來成了中國出版業大王的張元濟先生有詩曰：
南州講學開新派，萬木森森一草堂。
誰識書生能報國，晚清人物數康梁。
這其實也是那個時代許許多多讚同變法者的共識。這些人裏不論與康梁交情深淺、印象好惡，但幾乎都認為他們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戊戌維新從表麵上看是曆史給中國的一次機會，然而這個機會卻又來得太不是時候。盡管我們不得不對康梁表示遺憾，認為他們缺乏政治經驗，不懂策略，甚至胸無韜略，因此不知道選擇對象，拉攏同盟者，犯了許多不該犯的錯誤，因此早早地輸掉了大家都希望他們贏下來的這局棋。但是，在那個時代，誰又更高明些呢？有經驗富謀略者，如李鴻章，沒有那個心胸；有見識的如嚴複，沒有那個氣魄。能夠堅持不懈，反複上書呼籲，在下奔走聯絡的；能夠辦報啟蒙、大聲疾呼的：能夠不怕挫折，不屈不撓的；能夠振臂一呼，不怕罹禍的，也隻能是康梁。也許，他們並不是那最傑出的人才，也不是最通西學的學究，更不是合適於主持政治變革的政治家，但是，時代選擇了他們，他們也當仁不讓地站了出來，沒有他們的不屈不撓，奔走呼號，這樣深度和廣度的變法在中國是不可能出現的。
但是，傳統的稱謂也表露了人們的某種偏見。維新運動能演變成中樞變法，光緒和他最信任的重臣翁同龢的態度也是相當關鍵的。光緒雖然懦弱，但卻不是沒有主意的人，沒有他的執意要求，變法也不可能出台。在變法的百日裏，康梁隻是出主意的人，而真正的主持人隻能是光緒自己。在傳統社會，人們雖然給予帝王最尊榮的冠冕，但每逢重大事件總是習慣於將他們撇開，壞事說是奸臣當道，好事自然也由別人頂戴。翁同龢的作用也是相當大的，隻可惜這位世家出身的“天子近臣”，書生氣還是太濃，以致戲剛開鑼就被人趕下了舞台。
後人看百日維新，就如慧星一現，雖然閃亮耀人，但卻稍縱即逝。可是，當事者披榛開莽之難，卻難為外人詳知。
一、機會之光透過了裂縫
維新運動的中樞維新實際上是1898年1月24日（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拉開序幕的，這一天，康有為被召至總理衙門“問話”，實際上是康有為以一介小小七品主事和朝廷重臣的對話。從此以後，醞釀數年的朝廷變法開始按康有為等人的設計進行。
在此之前，在康梁一方是拚命想要打動皇帝，以實現借君權變法，重溫再現俄彼得、日明治的舊夢。1895年得中進士後，任工部主事的康有為留在京師，並沒有為他那點政務操過心，而是日日為策動變法而奔走，不僅自己一本一本地上書皇帝（清製，主事無直接上奏折之權，需交他人代遞），而且毛遂自薦地代為他人擬奏折，特別把眼睛盯在禦史身上，許多禦史都曾煩勞他的代筆，象宋伯魯、楊深秀、陳其璋、文悌等等，甚至還謀劃發動禦史聯合伏闕上書要求變法（因文悌的變卦而止）。廣泛交結，挖空心思，通過各種渠道以幹“聖聽”。時人曾這樣描繪康有為的廣泛結交，說他“目光炯炯射人”，“見人長揖大笑，叩姓名畢，次詢何郡邑、物產幾何、裏中長老豪傑，必再三研詰，取西洋鉛筆，一一錄其名，儲夾袋中。是時天子方開特科，四方高視闊步之士，雲集輦下，爭暱交康先生；有為亦傾心結納，終日懷刺，汲汲奔走若狂。”
對康有為他們“奔走若狂”的努力，光緒當然不可能無動於衷。事實上，甲午之後，力圖改弦更張的年青皇帝對一切變革的呼聲和建議都十分留意。康有為公車上書的名聲，不久就為光緒所知，而康有為的第三本上皇帝萬言書也在1895年7月幾經周折轉到了光緒的手中。但如果說這個時候光緒就對康有為十分看重恐怕也未必，設想康有為一本上奏就能打動皇帝，從而垂青於他，好象更多的是康梁等人經過美化後的幻覺。清代的皇帝處事以矜持聞名，唐太宗與馬周的奇遇，在清代是根本不可能出現的。他們更期望的是依靠製度和慣例來運作。事實上，光緒在看到康有為上書後，雖然也很“嘉許”，但並無更進一步的表示，所謂的“嘉許”也沒有傳到康有為耳朵裏，當然更沒有康有為所幻想的一步登天的“奇遇”，甚至連些許的口頭表示都沒有。
不過，這時的光緒帝確實想要變法圖強，所以頗想知道這位聲名漸著的康有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所以，在光緒讀到康有為萬言書不久，皇帝的頭號近臣，人稱“帝黨”的領班翁同龢就去造訪了康有為。不巧未遇，康有為得知後受寵若驚，馬上回拜，兩人談了許久，據康有為自己講，翁同龢對他十分推許：“與君雖新見，然相知十年，實如故人，姑為子言，宜密之，上實無權。”這話估計是有水分，翁同龢可能會稱許康有為之才識，但未必喜其人，更不可能一見麵就把“上實無權”這種私房話掏給一個素昧平生的人，這對於在宦海泡了幾十年的“翁相”來說，是太不可思議了。
不管怎麼樣，翁同龢從此與康有為相識了，而且，在以後的兩年裏，翁同龢對康梁等人辦學會、辦報紙的種種舉動都給予了相當的關切和幫助。據康梁一邊說法是翁同龢很主動，幾乎對他們的所有行為都無條件讚同，可據翁的日記，則翁對維新派的聯絡都出於光緒之意。當然，這日記可能會有篡改，翁借此為自己開脫。不過就算翁後來改過了，但作為天子多年依重的近臣，總不會將沒影的事安在光緒頭上，他怎麼可能預料年紀輕輕的光緒會活不過西太後，因而不給自己和後人留一點後路？所以，最大的可能是他和光緒總的來說對康梁印象都不錯，翁同龢聯絡康有為確有光緒自己的意誌，他想通過他的師傅去摸康的底，看看這個人有多少見識和才學，可不可以依為變法的顧問和幹臣。顯然，直到變法開始，光緒還是拿不準康梁是否可以依為行政人才，更拿不準任用賡梁後所引發的風險。
不管怎麼說，光緒也表現出來了足以令維新派感到興奮和鼓舞的舉動，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臣工切實檢討過去，改弦更張。1895年會試完畢，梁啟超對友人說他“本欲於日初出都，惟日來此間頗有新政。上每言及國恥輒頓足流涕，常熟（指翁同龢--筆者注）亦言變法，故欲在此一觀舉措”。於是，康梁聯絡同誌，辦起了強學會，印出了《萬國公報》。當這一切受挫以後，他們又把陣地移到了風氣開通的上海，結果康梁的名頭終於打響了，“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康有為及其弟子，最大限度地在全國士子中造成了變法的聲勢。國民黨的元老吳稚暉當年還是翩翩一少，去見康有為，“不覺驚異是天人”。
毫無疑問，通過翁同龢以及翁門弟子如沈植桐、陳熾等人的關係，光緒對康梁的一係列活動都是有所了解的，隨著康梁的聲名鵲起，光緒和翁同龢愈被其愛國的熱忱與不凡的見識所打動，卻也日益擔心他們的思想與言論所引發的危險。主要是擔心頑固派的激烈反對會最終導致西太後收回權力。當然，前者為“顯欲”，後者是隱憂，翁同龢在政變初起時，曾致書密友，說：“弟之舉康梁也，衷心無一毫不能告人處，足下所知，而世人所共見也。康梁有其經世之才，救國之方，此弟之所以冒萬死而不辭，必欲其才能得所用而後已也。”光緒與翁同龢知道，在當時的中國，能拿出一整套變法方案，提供維新大思路的，也隻有康梁。所以欲“得所用”的欲望日益強烈。但是，小小主事與九重宮闕裏的皇帝，的確隔著的不止是一道紫禁城的城牆，雖然雙方都有一麵的欲望，但如果沒有人薦舉，光緒連提到他都要三思。
1897年接踵而至的瓜分危機在客觀上促成了變法走康梁路線的實現。德國人一日吞掉了膠州灣，順勢將山東塞入了他們的囊中，而俄國也把爪子伸到旅順，滿清的龍興之地眼看就要不保，接二連三，英國、法國、意大利、日本，都伸出了魔爪。一時間，西方輿論界在談及中國時的主要話題就是“瓜分”，性急的殖民主義者已經在謀劃建立瓜分中國後的新秩序了。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人本來已經有點麻木的神經再一次受到強烈刺激，而早就為國家而憂心忡忡的維新人士就更是難以自持，更多的“溫和派”開始傾向變法（盡管大家心裏沒底）。康有為再次進京，進呈《上清帝第五書》，以激烈、犀利而又生動的辭言，向光緒，也向所有關心國家命運的人們展示了中國將麵臨瓜分豆剖的命運前景。其被人廣泛傳誦的警句：“蟻穴潰堤，釁不在大。職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足以催人淚下。這本上書並沒有被遞到光緒手裏，但卻被廣泛傳抄，被報紙全文刊載，時人記載說：“康工部有為五次上書，為大僚所格，未達九重。原文傳布，登滬報章，展閱一周，言有過於痛哭者。”
即使沒有看到康有為那慷慨激昂的上書，光緒也知道他也真的可能“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危急的局勢，終於使光緒痛下決心，不顧成例和皇帝的矜持，要求召見康有為了。然而，早已失卻當年銳氣和“鬼氣”的恭親王奕（恭王有外號稱“鬼子六”），此時更擔心的是朝廷的動蕩，他深知他那心狠手辣的皇嫂並不是真心歸政，一有借口就可能會卷土重來，半是出於對光緒的保護，半是老年的暮氣，奕聞知光緒要見康有為，居然出來擋駕，他借口清朝成例非四品官以上不能召見為由，擱淺了光緒的打算。當然，奕也為光緒準備了台階：“皇上若欲有所詢問，命大臣傳語可也。”沒有辦法，恭親王的麵子是決不能駁的，光緒隻好命總理衙門大臣傳見康有為問話，不過定了調子：要他們向康“詢問天下大計，變法之宜”。把球又踢給了奕，就讓他來“傳語”。就這樣，中樞維新的大幕被拉開了。
總理大臣們召見康有為的日子，是正月初三，按中國北方的習慣，還是在大年頭上，各衙門尚在放假。但是接到聖旨的總理大臣們除了兩位親王之外，都來到了總署的西花廳，他們分別是李鴻章、翁同龢、榮祿和刑部尚書廖壽恒和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兩人也兼總理大臣）。這幾人，翁與張支持變法，但怎麼變心中無數，而廖則資曆尚淺，不便多言（他其實也同情變法），李鴻章遭逢過維新派的閉門羹，實際上是隔岸觀火，但也想知道康有為的打算。榮祿是西太後的親信，在這幾人中態度最為保守，而且這兩年來聽聞康梁的種種主張，不免大起反感，實際上對康很不以為然。
在對話中，榮祿是有意刁難，抬出“祖宗之法不能變”的濫調，妄圖用“祖製”的大帽子壓住康有為。也許由於地位的懸殊，榮祿沒有把這小小的七品主事放在眼裏，大帽子抬出來之後，沒什麼後續的理由跟上去，因此康有為三兩句話就將他打發掉了，從此出聲不得，隻好聽憑康有為滔滔不絕，聽又聽不下去，找個借口先走了。
李鴻章關心的是康有為政治改革的限度。看來，他對康有為成立製度局和新政局以替代現存政治機構的打算不太以為然。在他看來，“六部盡撤，則例盡廢”顯然過於激進。但是他已然抱定隔岸觀火之旨，所以也不便與康有為多辯，問了一句也就默不作聲了。
廖壽恒和翁同龢都是問康有為應該怎樣變法的，前者籠統一些，而後者身為大司農（戶部尚書），主掌天下財賦，時常為財政拮據而頭痛，重點詢問財政問題，怎樣才能搞到錢（這也說明康翁以往的交往尚不象人們所認為的那樣密切）。廖翁的問話給了康有為以施展口才的機會，改革思路挾帶著種種辦法措施如長江大河，一泄千裏，康有為從政治到經濟再到軍事，整整談了3個多小時。這次召見真正地成了“傳語”，堂堂幾位清朝頂尖的重臣，完全成了康有為的聽眾和傳聲筒。
光終於透過堅冰的裂縫射了過來，雖然微弱，卻也使當時的中國看到了希望。
二、維新路線：學俄與學日
總理衙門問話之後，光緒進一步摸到了康梁的底，既然舉國上下，隻有康梁能拿出完整的變法方案，提供改革思路，那麼即便有種種風險，光緒與翁同龢也決意“舉國以聽”了。因為“煤山前事“（康有為上皇帝第五書語）再現的慘景，實在是每個帝王都難以承受的。
由於總署問話中，康有為提及他這幾年編撰的《日本變政考》和《俄皇大彼得變政考》，所以光緒令康有為立即進呈。康有為自然不敢怠慢，發動學生晝夜兼程，重新校改書稿，於3月12日和4月10日先後進呈這兩部書，及有關疏奏。康有為所夢寐以求的中樞維新終於在他的參與下開始了。康有為在編纂中攙入了大量自我意誌的這兩部書，堪稱是戊戌維新運動中最重要的文獻之一，變法的思路基本上是由此引出的。
《日本變政考》是康有為用功最勤，耗時最久的一部著作，他從1886年就開始編撰，其弟子門生和長女康同薇都參與收集資料的工作，整整曆時10年，其書方成。然而，康有為最先送給光緒禦覽的，卻是匆匆趕出來的《俄彼得變政考》。顯然，這是具有鮮明意圖的，康有為在此有意強調了君權變法，君主“乾綱獨斷”的色彩。為了達到最有效地強化這種色彩，康有為居然不惜甘冒“欺君之罪”，有意篡改日本明治曆史，把一個本來隻有名義上作用的日本天皇明治，捧成了明治維新精神與實際的雙料領袖。
好像還怕光緒不明白，康有為幹脆直接了當地把話說了出來，他告訴光緒，對於中國人來說，足資法效的變法實跡，隻有俄日兩國。因此必“擇法俄、日以定國是”。此二國均是始遭削弱欺淩，繼而變法自雄，而且都是借君權以推行變法。他說，“願君上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就是要光緒學俄彼得大帝“乾綱獨斷，專以新國新民為誌，不為強鄰所攝，不為守舊諸臣所移”的魄力和精神，而變法的具體步驟與操作方案，則應以日本明治維新為準。照此依樣畫葫蘆，其實就是要變法照他的規劃進行。
在《俄彼得變政考》中，康有為為光緒展示了一幅俄國彼得大帝排除萬難，不惜用武力和陰謀粉碎所有阻礙，並且化裝易名出國學習考察的鐵腕君主的形象。書中對彼得殘酷鎮壓射擊軍的叛亂，粉碎舊貴族的反抗，甚至囚其姐（俄國原君主）、殺其子的種種表現極盡讚美之能事，並不分青紅皂白地將所有彼得的政敵統統指為守舊派、頑固派。同時刻意突出了彼得一世改革的大刀闊斧與快捷迅速，幾乎像有一根魔棒點化一樣，俄國的一切都變了，從政治製度到社會習俗（斷發易服--這是維新派特別欣賞的），從宗教體係到軍隊麵貌，在一個沒有文化遍地文盲的土地上，出現了大學和醫院，使一個飽受強鄰瑞典欺淩的老大帝國，成為打敗欺淩者的複仇巨人。康有為在描繪彼得改革時，讓人幾乎覺得就是在說中國，說大清帝國，俄國彼得之前的種種一如清朝眼前的種種，而俄國舊貴族的種種不滿與反抗，一如清朝頑固派尤其是宗室親貴的種種對變法的不滿。那麼，不言而喻，所謂效“彼得心法”，就是要不但學習彼得乾綱獨斷，銳意變法，學習他的開放姿態和學習精神，還要學彼得的心狠手辣，大義滅親。顯然，這種俄國哥薩克式的變法風格雖為光緒所羨慕，卻是不敢想也不敢學的。清朝曆史不是沒有過像彼得一世這樣以霹靂手段除掉政敵的事例，遠的有十四歲的少年康熙除鼇拜，近的有西太後去掉肅順集團。涉及親貴的也有，像攝政王多爾袞就死得不明不白。但光緒不行，他沒有這個魄力，更沒有這個可能，雖身為九五之尊，但一舉一動都處在西太後那陰騭目光的監視下，對於他的皇阿爸漫說動手術除掉，就是稍有違拗都不敢。
值得注意的是，俄彼得一世的改革，雖然具有向西方學習的意味，但建立的卻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製度，他摧毀了原來俄國製度中的貴族民主體製（很大程度上由於這一點貴族的反抗才如此激烈）。康有為編撰的《俄彼得變政考》很顯然有意忽略了這一點，他看來也擔心光緒如果真的學起彼得來，把民權和民主打入冷宮。這種善意的篡改非常強烈地顯示出康有為左右變法走向的意願。
既然學俄國人有困難，那麼光緒隻好把眼光集中到日本身上。甲午戰爭不久，光緒聽說黃遵憲做了一部《日本國誌》，花了很大篇幅敘述明治維新，於是就迫不及待地通過總理衙門去找。因此，在康有為進呈《日本變政考》之前，光緒對明治維新已經有了初步的了解。在甲午戰爭後，先進的士人圈子裏，還流傳著幾本“東文”的明治維新史。這些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東西光緒有沒有可能看到，我們不太清楚，最大的可能是，即使看到了，由於敘述角度的不同和語言的障礙，光緒恐怕也不甚了了。所以，光緒十分看重康有為的這本專門為他編撰的明治史。在看到了《日本變政考》之後，光緒還意猶未盡，要求康有為進一步完善補充，因此康又將前書重新修訂，使之語言更通俗曉暢，並附上了《日本變政表》，改名《日本變政記》，陸續呈上。光緒要的非常急切，康有為與門生晝夜兼程，編完一卷上呈一卷，方剛剛能滿足光緒的胃口。康有為對此書也非常自負，在此書的跋中他不無得意地自稱：“其他英德法俄變政之書，聊博采覽，然切於中國之變法自強盡在此書。臣愚所考萬國書，無及此書之備者。雖使管諸複生，為今日計無以易此。我皇上閱之采鑒而自強在此，若棄之而不采，亦更無自強之法矣。”
我們不要笑康有為這種自比管（仲）諸（葛亮）的良好自我感覺，在當時之世，還沒有其他人能夠拿出這樣的變法方案來。 《日本變政考》以及後來完善的《日本變政記》，采用的是夾敘夾議的寫作形式，在敘述曆史的時候就已經有意作了合於已意的篩選和舍取，而且每記一事，緊接就加上一段案語，盡情發揮自己的主張，“凡中國變法之曲折條理，無不借此書發之，兼賅詳盡，網羅宏大”。
《日本變政考》除了強調君權變法，要求光緒效明治天皇“乾綱獨斷，以君權雷厲風行”推行變法之外，著重描繪了所謂天皇對“草茅微士”的破格超拔，和對他們的信任依重“任賢勿貳”，和對阻礙變法的守舊大臣的堅決罷斥、“去邪勿疑”。再明白不過地暗示光緒要破格提拔他和他那一群尚未入仕的弟子，以及尚位卑官微的維新同誌們。總理衙門對話再次激起了康有為欲為伊藤博文的欲望，坐鎮中樞指揮變法是他此時最大的抱負，為此，他不僅自己抓緊運動權要，頻繁上書，甚至在規劃變法路線時也忘不了暗中毛遂自薦，而且仍然安排早已無心對付八股的弟子們繼續科考，以求得售而進入仕途，壯大維新陣容。吳稚暉曾抱怨說，他曾去看康有為，提出不赴八股考試，康有為舉雙手說好，可是後來梁啟超等人仍然“還去入場”，因而很生氣康“說話不大當話”。門，其實，這對於康門弟子來說，實在是不得已的選擇。傳統士大夫的幹政習慣使得他們除了入仕之外想不出有什麼更好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