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起義鬧大之後，西方盛傳，中國掀起了一場基督教的革命，是傳教士傳入的宗教信條引發了這場革命。這樣的觀點，直到今天依然有市場。其實，當年洪秀全接觸的基督教，充其量隻是這場大起義的藥引子。
過去，一副中藥，必須有藥引子——一些似乎跟藥方沒有太大關係的東西，或者植物，或者動物。比如魯迅說的“蟋蟀一對，要原配的”。據說，有了合適的引子，藥才好發揮作用。其實沒這引子，藥該有用還是有用，該沒用還是沒用。
如果不算景教的話，天主教傳入中國的時間應該是元代。但直到明末，才成了氣候。清朝初年，由於禮儀之爭，天主教被禁，雖說香火未絕，但隻能轉入地下。新教來華，是19世紀的事了。第一個英國長老會的傳教士馬禮遜來華，是1808年。天主教非法，新教當然也不例外。他進入中國廣州，隻能躲在夷館裏，跟英國和美國商人廝混在一起，一邊學漢語，一邊傳教。傳教的對象，隻能是出入夷館的買辦、傭人和通事。有的時候，他會去南洋英國人的殖民地，在那裏對華人傳教，再將那裏的華人教徒帶回來，幫助他展開工作。命裏注定，基督教的新教無論在哪兒，都是要惹出事端的。天主教在中國那麼多年，什麼事兒都沒有。但新教一進入中國，過了沒多久，就惹出事了。
當年明末天主教的耶穌會士們，折騰出那麼大的動靜，不僅吸引了一批士大夫，連皇太後都被說動了心，要皈依天主。但是，他們不能翻譯《聖經》，也不編外文字典，不能讓信徒按照自己的意願理解上帝的福音。這是天主教的性質決定了的。但是，新教不一樣，一上來，馬禮遜就著手翻譯《聖經》，譯完了《舊約》譯《新約》。不僅如此，還放手讓自己的信徒——他接受的第一位中國基督徒梁亞發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撰寫傳教的讀本。這本小冊子，就是後來引發洪秀全胡思亂想的《勸世良言》。新教的傳播，本身就帶有這樣歧義本能，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接近上帝。既然梁亞發可以把舊約理解成《勸世良言》，那麼洪秀全也可以把基督教變成拜上帝教。隻是，在西方，歧義式的理解，由於有眾多信徒的討論，一般不會走太遠（也有走得比較遠的，比如摩門教），但是在中國，就不好說了。
新教的傳教士，一般來說，都是醫生。醫術成為傳教的一種工具，在尚未見識過西醫的國家，有時特別有效。馬禮遜就是這樣的傳教士醫生，後來的伯駕、羅孝全，也都是這樣的傳教士醫生。伯駕的事業相當發達，他甚至還給林則徐治過疝氣，給了林則徐一副疝氣帶，大大改善了林的身體狀況。羅孝全也有這種接觸大人物的機會，據說他見過耆英。但他最顯赫的業績，是他收過一個中國信徒。這個信徒，後來攪翻了這個國家，他就是洪秀全。
西方傳教士馬禮遜與他的中國教徒。馬禮遜在華25年，可謂新教在中國傳播第一人。
雖然馬禮遜從馬六甲帶來了中國人信徒梁亞發做助手，但依舊隻能在接近夷館的下層中國人中間傳教。傳教事業進行得十分緩慢。當年的利瑪竇他們，擺出一副西儒的架勢，憑借他們對中國儒家經典的研讀和理解，再加上三棱鏡和地球儀這樣的新鮮玩意兒的吸引，得以混入士大夫圈，在上層傳教，因而進展神速。馬禮遜他們，當然十分羨慕。但是此時的他們，一時半會兒還沒有找到接近士大夫的門徑。所以，隻能雇傭中國人，在秀才舉人考試的時候，於貢院門口發放他們的傳教小冊子，以期或多或少能招到幾個讀書人。
其實，這樣的傳教，遠不如施展醫術。如果機緣湊巧，能夠醫活個把中醫治不好的病人，而恰巧這個病人又是個有身份的士大夫，那麼就可以以此為契機，打開一個地方士大夫圈子的門。可惜，在鴉片戰爭前的三十來年裏，新教的傳教士醫生們，一直沒有這樣的機會。給林則徐治病，本來算是一個不錯的機會，但一來這個病不算嚴重，二來還沒等伯駕醫生進一步施展，林則徐使命失敗，跟英國人已經打起來了，餘下的事，就不能繼續了。
但是，在貢院的門口，發送傳教小冊子的嚐試，還是有些成績。1833年，廣州府試之時，散發的小冊子，就抓到了一個人，這個人還真的看了幾眼《勸世良言》。後來，不幸落第，生了一場大病。鬼使神差，《勸世良言》裏描繪的某些場景，居然進了他的夢中。於是，屢戰屢敗的這位童生，“改正歸邪”，打算另尋出路了。這個人，就是廣東花縣的一個家境一般的客家農民，名字叫洪仁坤，小名火秀，鬧出捅破天的大事之後，他改名洪秀全。當時，他還是一個農民，農閑的時候，教幾個村裏的孩子掙點零花錢。在中國的農村，由於農民很在意子弟的教育，再窮，也要送去私塾，識幾個字。所以，像洪秀全這樣的三家村私塾，相當普及。洪秀全自己也是從這種私塾裏學出來的。隻是，他屬於那種個別比較出色的，能學到背熟了四書，開筆作文的程度，因此可以參加科考。當然，參加科考之後，童生在民間就算儒生了，可以戴方頭巾，當然，也就有了做私塾先生的資格。隻是農忙時節，依舊得下田勞作。靠教書那點束脩，養不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