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軍，是一種現象，代表著漢人士大夫崛起，幫助清朝打滅太平天國。與曾國藩同時，甚至還稍早一點的江忠源、胡林翼、王鑫，以及曾國藩之後的左宗棠、李鴻章，甚至包括吳長慶、袁甲三（袁世凱的叔祖）等人，都是這個時代湘軍現象的體現者。曾國藩能夠作為這一現象的代表，不僅因為當時他的官大，也不是僅僅因為他的道德學問好，主要是因為他對清朝的統治機器的弊病看得比較清楚，他麾下湘軍的製度建設做得好，成為當時“新軍”的模板。在總體的戰略選擇上，他也高人一招。
八旗兵的廢弛，早在乾嘉之間，就已經比較明顯了。清朝的旗兵製度，讓旗人不工不農不商，專心當兵，自有錢糧可以養活家小。這樣的鐵杆莊稼製度，在承平日久的環境下，裏麵的人要想不成廢人的確很難。同時，盡管清廷入關之後實現了滿漢分隔製度，但自皇帝開始，沒有人能擋得住漢文化的魅力。在滿人入關之前，一部《三國演義》，就已經風靡了滿洲各部，進關後漢文化的說唱文學，很快就征服了八旗子弟。而滿人的上流社會，則被昆曲、詩詞歌賦所傾倒。所以，盡管皇帝不停地強調滿人要保持原來的部落騎射文化，但部落文化卻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更何況，即使滿人不會過日子（錢來得容易，沒法會過日子），欠下一屁股債，最終皇帝都會替他們還。同理，就算八旗兵不善騎射，也受不了什麼大不了的處罰。自己人對自己人，總是下不了狠手。八旗兵的不中用，到太平天國興起時，已經無法挽回了。
左宗棠，字季高，清朝大臣，著名湘軍將領。一生親曆了湘軍平定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率軍平定陝甘回變和收複新疆等重要中國曆史事件。官至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封二等恪靖侯。與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並稱“晚清四大名臣”。
八旗兵，漢人比不了。曾國藩練湘軍，比的是漢人的綠營。綠營兵實際上是世襲兵，平時駐紮在各地，充當地方警察，戰時臨時調集，由朝廷任命將領，領命出征。兵不知將，將不知兵。本質上，跟積弱的北宋兵製區別不大。而且這種兵，自成體係，平時的統帶者，沒有地皮可刮，隻能喝兵血，克扣軍餉。兵不足額，甚至嚴重不足額，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世襲為兵，強弱無從挑選，訓練早成形式。隻要一支隊伍有幾個能耍把式的，上級若來點校，則臨時雇人站班，耍把式的做好表演，再打點好了點校大員，一切OK。士兵們則把打仗，作為撈一把的天賜良機。這樣的兵，上了戰場，則擾民害民有餘，作戰基本沒戲。每次打仗，將領們最擅長的遊戲，就是殺良冒功，攬功推過，謊報戰績。兩次鴉片戰爭中，充斥了這樣的戲法，最後實在演不下去了，隻好皇帝出麵，賠錢了賬。隻是，對於洋人，還可以用賠錢、割地、開放口岸來應付，但對於太平天國，則任何妥協都沒用。人家不僅要你的錢，還要你的命、你的江山。
曾國藩等人，大多是老於宦海的人物，他們深知清朝兵製的弊病。另起爐灶，編練新軍，必須洗心革麵，一改舊章。其實，綠營的病，也是朝廷的病。朝廷固執兵為國有的體製，分隔兵將，為的就是防止武人，尤其漢人的武將擅權，形成不穩的因素。但是，這回長毛造反，火燒眉毛，曾國藩顧不得忌諱，皇帝也隻能暫時放下心病，放任曾國藩們去鬧。
實際上，湘軍的編練，正是針對綠營毛病去的。大路數，是在抄戚繼光的舊稿：用山野鄉民，編練一支兵為將有的隊伍。史家一直稱道湘軍的營製有獨到之處，製度的優勢是戰勝太平軍的最大保障。其實，湘軍的營製，基本上跟綠營沒有太大的區別，都是以營為基本單位，營的規模，也大體上在500人左右。其官佐，也跟綠營一樣，無非副將、參將、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但湘軍不同的地方在於，湘軍的各營，哨長招士兵，營官招哨長，各營的哨長，都是各營長官自己招募的自己人，從士兵到軍官，隻聽命於自己的長官。如果長官陣亡，則該營解散。而綠營則根本不是這樣，兵將之間，沒有什麼關係。綠營的士兵，多半是老於行伍的兵油子，搶劫在行，逃跑在行，打仗不在行。但湘軍的士兵，多是質樸的鄉民，多半跟自己長官有著濃厚的鄉誼，甚至有宗親關係。隻要訓練得法，上陣即使為了自己的長官，也多肯賣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