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太平天國戰爭結束了。這場持續了14年之久的內戰，波及大半個中國。富庶的長江中下遊地區，幾乎為之糜爛。戰爭過後，不僅安徽、湖北“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江浙也是一樣。直到我小時候，家鄉浙北老人們談起長毛，依舊談虎色變。長毛殺人如麻，是他們唯一的記憶。有人認為，這14年中國至少損失了1億人口，也有的估計要少些。但總的說來，損失數千萬人口肯定是有的。戰爭，並不僅僅限於太平軍和清軍之間，因太平天國造反引發的動蕩，波及全國。當年大江南北，黃河上下，乃至於珠江三角洲，遍地烽火，大大小小的叛亂不計其數。僅山東一地，稱王稱帝的叛亂，已經把戲班子裏的王帽子戲裝給搶完了。太平年景是搭棚子唱戲，那時則是搭棚子稱帝。容閎回國，到了廣州，看見刑場上血流成河。對付洋人不中用的葉名琛，對於洪兵起義，可是地道的屠夫。這1億人口的損失，當然不都是叛亂者的作品。前來剿滅他們的清軍，包括後來號稱紀律尚可的湘淮軍，也都有份兒。你殺來，我殺去，殺的最多的，其實都是良民百姓。更為不堪的，其實是由於戰爭帶來的災難、瘟疫和生活、生產條件的破壞，餓死、凍死、病死的人，應該不比被殺死的人少。
太平天國控製的地區
即使對太平天國持無條件稱讚態度的人，也不能否認，這場所謂的農民革命，其實就是最後一場舊式的農民起義，跟時代相配的新東西，相當有限。跟以往無數次的農民造反一樣，這場所謂的革命，除了死了這麼多的人，毀壞了無數的財物，燒毀了無數房屋之外，沒有給中國帶來別的東西。唯一的例外，是太平軍出於跟西方人天然的親和感和農民的實用理性，率先使用了洋槍洋炮，給了湘淮軍最直接的刺激，進而加速了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進程。隻是，相對於這樣一點“進步”的因素，中國人為此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其實，不付出這樣的代價，隻要西方人已經進來了，類似的變革早晚都會發生。
曆史上，無數次的農民戰爭，過程、結果都差不多，造反的和平叛的，雙方都是中世紀的野蠻武人，所謂待百姓如子的王師，隻是文人的想象。這些野蠻的武人，有了一個機會，發泄著社會積怨和人性的暴虐，能有什麼好果子？造反者均貧富的口號，隻是口號，從來落實不了。跟隨農民領袖打天下的人，也不怎麼需要這個口號落下來。所有人對首領多吃多占多女人，都沒有什麼怨言。況且，即使真的在造反過程中均了貧富，也擋不住雪崩式的破壞。這樣的農民戰爭，推動不了社會的進步，唯一的作用，就是給多年創造的社會財富清零，為社會發展格式化。眾多老弱婦孺，在這個過程中，就填了溝壑。每一次都是這樣，最是渴望造反的最底層的平民百姓，在造反中損失最大。反正舊人死光了，還會有新人成長起來，周而複始，沒完沒了。
對於這樣治亂交替的周期，古人看得很透，對於其發生的機理，也有人能想明白，卻沒有人能阻止它的發生。造反的結果，是大家受損，但大家卻防止不了造反的發生。這種事情，發生與否，開關在官府，在朝廷。中國這個官僚帝國，官的份額太大，民的份額太小。社會對官府和官府中人，反製能力太弱。所以，官員若要憑借官府的勢力，靠壓榨民眾給自己撈錢，相當容易。這樣的官僚帝國，製度筐子裏的官僚機構，原來設置的時候，肯定是為了做事的。給誰做事？給皇帝。官員如果不稱職，自有監察機構來監督，這個機構直屬皇帝，可以隨便說話，彈劾官員。但是，若要官員大部分都稱職，首先必須皇帝比較精明，其次，還得十分敬業，每天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來監管。顯然，沒有多少皇帝能這樣做，他們撐不下來。結果，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原來是設官分治，變成設官養人。官僚機構在辦事方麵，膨脹、臃腫、低效率，哪個朝代都免不了。製度的鏽蝕，機構的老化，與之相伴而生的，就是官員的腐敗，包括朝廷的腐敗。這樣的腐敗，一方麵是賦稅增加，攤派增加，民不堪命，一方麵則是應變能力差，難以應付日益增加的社會問題。到了這種時候，即使不是官逼民反，也會因為天災人禍，激起民變，而官府的推諉、扯皮、欺瞞，或者硬性壓製，又會將小事變大，大事弄亂，最終燃起漫天大火。具體到清朝，機構的膨脹不嚴重，官員的缺位增加也不多，但官衙裏的胥吏卻膨脹得無以複加。士大夫譏諷說，我朝與胥吏共天下。其實不是沒有道理。胥吏的膨脹，也是官府變成養人機器的一個標誌。隻要與胥吏共天下了，那麼，這個製度就快要腐朽了。這其中，每個社會都有心懷不滿的書生，都有心有異誌的教首，都會有第三社會的土匪、流氓和痞棍，這些人原本就是火種，沒有柴火的時候，火種再多，就隻能自艾自戀地自生自滅，但是有了柴火，而且很幹，就會燃燒起來。原來不起眼的失意書生，不起眼的教主和令人討厭的幫主、土匪、鹽販子，就會成大氣候，變成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