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者,王朝裏的“革命”先鋒(2 / 3)

說實在的,王安石當然不是一個惡人,更非奸臣。他的夫人給他買了一個妾,一問,原來此妾是一個軍將的妻子,軍將因為押運糧草失陷,賠累不過,把妻子賣了。王安石當即找來軍將,把他的妻子還給了他。當政之後,得了哮喘病,人說非紫團山參不能治,下麵人饋贈幾兩,他卻拒而不納。人說:“你要靠它治病的!”他說:“那麼多年沒有它,我也活了。”其實,他是不想開啟下麵的官員上貢交接上官之風。但是,王安石之後的著名奸臣,比如章惇、蔡京,卻都是王安石新法熱愛者。以強化國家權力為宗旨的變法,變來變去,就成了權臣們給自己弄錢的方便法門。當年就有人說,王介甫一分不是,即是一分好人,十分不是,即是十分好人。說得多好——十分的好人,卻偏偏幹出來十分的壞事。

司馬光的另一麵

剛懂事就知道司馬光這個人,因為大人送我的文具盒上,畫的就是司馬光砸缸的故事。但那時候我家在東北,水缸每每又粗又大,非常堅實,一個孩子能拿起的石頭,無論怎樣用力擲過去,都不可能將它砸破。即使是成年人,要想砸破它,也得用鐵錘才行。所以,看見文具盒,想想門外的大水缸,心裏總是有點嘀咕。後來回老家,發現老家有種水甕,肚鼓而皮薄,倒是很容易被砸破。心想,當年司馬光砸的缸,有沒有可能就是這種水甕?看宋人筆記,果然,司馬光當年砸的,就是大水甕。

砸缸,意味著機變。當年的司馬光,其實不是以機變聞名的。他的名聲,是嚴正而且執拗。用後世的說法,還有道學氣。他自我得意的童年故事,不是砸缸,而是吃胡桃。說是他小時候,弄了一個青胡桃,姐姐想去掉皮,失敗。過一會兒,一個婢女用熱水給燙掉了。姐姐回來,發現胡桃皮已經去掉了,問他怎麼回事?他說:“是它自己掉的。”正好被司馬光的父親聽見,嗬斥道:“小子怎可謾語!”於是,司馬光說,他從此不為謾語。謾語,即是欺蒙之言。司馬光一世為官,給人的印象,就是不欺蒙,不打誑語,一本正經。閑居西京,令一老卒上街賣掉自己的坐騎,告訴老卒說:“此馬夏日肺有毛病,誰要是買的話,先跟人家講清楚。”在朝堂之上,有一說一,有二說二,即使是好朋友,也一點麵子不給。為了變法事,跟王安石、呂惠卿爭得你死我活,即使在皇帝麵前,也不肯讓一分半點。為此,蘇軾罵他“司馬牛”,而他自己則稱迂公。

人一旦迂了,就不便好色。好玩的事,也就不能湊熱鬧。司馬光婚後,與夫人相敬如賓,人稱其有乃祖之風(指司馬相如),可惜司馬光卻不會彈琴。上元燈節,夫人要去看燈。他說:“家裏不也點燈嗎,幹嗎要出去看?”夫人說:“是要看人。”他說:“難道我是鬼嗎?”婚後無子,夫人為之納一妾,他置之不理。一日,妾打扮得漂漂亮亮潛入他的書房,千嬌百媚,他卻隻顧看書。妾近身過去,翻起一頁,嬌滴滴地問道:“相公這是什麼書啊?”司馬光拱手正色,吐出兩個字:“《尚書》。”妾铩羽而歸。所以,理學家邵雍評價司馬光,是腳踏實地的九分人。在邵雍眼裏,大概隻有孔夫子,才是十分人。

其實,司馬光年輕的時候,並不是這樣一本正經。從軍做幕僚,同僚有人跟一個營妓相好。營妓檔次很低,做幕僚的,大抵是個士人,私通營妓,傳出去不好聽。可是軍旅生涯,枯燥之甚,有何法可想?司馬光知道同僚的秘密,但卻從不聲張。一日,同僚跟營妓在僧寮幽會,被司馬光撞見,營妓慌忙翻牆逃走。同僚不得已,以實相告。司馬光不慌不忙,賦詩一首贈之:“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臥老僧床。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牆。”彼此相視一笑,此後同僚偷得更歡,也就不回避了。

道學家不好做,如果性欲正常,非有超人的定力不可,近乎做苦行的和尚。司馬光不是邵雍,也不是二程,沒有探究學理的興致。君王用他,要兼濟天下,為帝王師,不用,則退而編書著史,也是為了供帝王借鑒。這是個處廟堂之上,江湖之遠,進亦憂其君,退亦憂其君的家夥。一門心思,就是要幹治國平天下的大事。一個那個時代的政治人,為政治而生,政治而死。別的,都無所謂了。

隻是,走道學路線從政,過於一本正經,路徑也影響了他的為人為政。年幼之時,有砸缸的機變,年輕時也有寬容之風雅,到了中年以後卻眼裏不揉沙子,是非分明。喜則一切好,惡則一切糟。神宗死,哲宗繼位,太後不喜新法,由此拚命反對新法的司馬光上台秉政。新法推行有年,弊端固多,但朝政需要變法,卻是不爭的事實。司馬光上台,一股腦兒將新法盡廢,製度政策悉數複舊,一幹兒擁護新法的人全部拿下。翻了一個大烙餅,也犯了政治的大忌。傳統政治,政壇上的是與非,沒有那麼涇渭分明,錯的反麵,未必就是對。翻烙餅的結果,勢必激化矛盾,從此以後,新舊之爭變成黨爭,終北宋之世,紛擾不已,直到將大宋皇帝兩口,送到了北國寒地,坐井觀天。

從今天看,王安石變法,以強化國家權力為目的,路徑選擇有問題,而司馬光反新法,大翻烙餅,導致政治動蕩,也大有問題。兩個老朋友,一對兒道學家,黑白過於分明,行動也過於果決,惹了大麻煩。宋室傾覆,倆人都有責任。治大國若烹小鮮,老子遺訓,有道理呀。

司馬門下一老仆

在北宋,司馬光絕對是個牛人,名氣大,火氣足,吵起架來,即使在皇帝麵前,也絕不讓人半分。吵得皇帝老兒腦袋痛,他也不管。政見不合,拂袖而去,不做大官,就去修長長的史,一問世就是經典,不讓司馬家的另一位司馬公(遷)專美於前。

但是,人們也許不知道,司馬光家有一個老仆,也很牛,有時比他司馬光還牛。司馬光在洛陽時,建了一個園子,名曰“獨樂園”。在園中修了一個地下室,作為書房,平時在裏麵讀書。園子依山傍水,雖不大,但很精致。雖是私家園林,名曰“獨樂”,但對外開放,隨人來玩。蘇軾有詩詠園曰:“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香而野。”人有名,園子也沾光,所以遊客還真不少。園子由仆人負責收拾打掃,碰上闊客,會有賞錢。

司馬光平時埋頭讀書著述,一般不露頭,幾日不在園子裏現身,偶爾出來散心,突然發現園子裏多了一個亭子。問園丁怎麼回事?園丁回答說:“是我建的。”司馬光問:“錢哪兒來的?”“遊客賞的,有一萬錢呢?我那天拿給你,你不要。”“那你怎麼不收著自己用?”“我要錢幹嗎?相公做好人,我也要做好人。”

司馬光這個老仆,姓呂名直,有點憨,也有點直,跟司馬光的脾氣有點像。大概是從小就跟著司馬光,兩人關係非常好。別人都順著司馬光,就他可以跟司馬光發點脾氣。覺得哪兒不對了,就直接批評,一點情麵都不講。司馬光居洛陽期間,埋首著述,一般情況下不出去遊玩,天天用功。一日,洛陽守文彥博邀請司馬光春遊,司馬光情卻不得,跟著去了。美妓美酒加美景,好不愜意,一連玩了數十日才回來。回到獨樂園,園丁呂直直直地看著司馬光,長歎一口氣。說道:“大好春光,花木繁盛,相公一去就是幾十日,耽誤了這滿園春色不說,連書也沒有看一頁,這不是糟蹋自己嗎?”司馬光聞言,滿臉通紅,大不好意思,發誓不再外出遊玩。此後,但凡有人來邀,即以園丁的話塞給他,擋駕。

獨樂園地勢高,比較幹,但園子裏卻生了二十幾棵靈芝,長得很好。有人問園丁,你用了什麼法子澆灌,才令它們如此茂盛?園丁答道:“天生靈物,不假人力。”來人感慨,這可真是司馬光的仆人啊。這個老仆人,原來一直稱司馬光為君實秀才的(司馬光字君實),大約從司馬光小時候起,就跟著他了。司馬光為官做宦,名氣大得不得了了,他也沒改口。蘇軾看著感覺不對,就對老仆說:“你應該叫君實相公。”於是,改口。司馬光一聽,好生奇怪,說:“你怎麼改口了?”仆人回答:“這是蘇東坡學士教的。”司馬光歎曰:“我好好一個仆人,被蘇子瞻(蘇軾字子瞻)教壞了。”

司馬光是做過宰相的人。官大之人,家仆都很牛氣,哪個朝代都一樣。人說,宰相家奴七品官。有的時候,別說七品官,就是再大點,還真惹不起宰相家奴。這些家奴,過分的,頂著主家的名義,招搖撞騙,欺壓良善,僭用主子的車馬,橫行街市。不過分的,也可以收上門晉謁者的門包,不給,則不給傳達,任你有多大的要緊事,也見不到宰相本人。從來大官惡仆招搖,都是都市一禍,地方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很少有人管閑事。隻有極少數的直性子之人,才能冒險出頭管一管。

像司馬光的老仆呂直,學著主人做好人的,還真不多見。顯然,這跟這人的秉性有關,但更跟主人有關。司馬光無疑是一個清官,不該拿的,一介不取。清廉之名,遠播遼邦。文彥博說,他派人入遼做探子,見遼主大宴,戲子演戲,也說司馬光之清名。這樣的清官,如果放在明清兩代,就是海瑞、湯斌那樣的窮措大,日子過得苦哈哈的,死了,連口棺材都買不起。但在宋代,司馬光卻吃有魚,出有車。官隻要做得足夠大,還可以修個私家園子,供遊人一樂。很明顯,宋代體製,優待官員,來自體製的合法供給,就足以讓官員過上值得誇耀的好日子。皇帝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讀書讀好了做官,做了官,哪怕一個小官,便可衣食無憂。有道之輩,為官作宦,清廉自守,可以有物質基礎,不會像海瑞、湯斌之流,整日破衣爛衫,失卻了士大夫的臉麵。

士大夫做好人,下人就有可能跟著,你不愛錢,我也不愛。你有尊嚴,我也講究。士大夫的榜樣作用,也就出來了。當然,即便士大夫有這個條件不貪,但也未必能做到人人不貪,有宋一朝,多吃多占者不少,貪汙腐敗者也不缺。高薪養廉,僅僅給有道德之輩提供了清廉的基礎,但性貪者,由於缺乏監督,該貪,還是貪。工資低了,貪,工資高了,還是貪。

是誰誤的大明?

明朝的覆滅,漢人士大夫很是可惜。剛從一個異族手裏解放出來,混了兩百多年,結果又淪入另一個異族之手。士大夫的民族自尊心,很是受打擊。大家夥轉著圈,要追究責任,清初幾十年,一直議論紛紛。

一種說法是賴八股。因為明朝八股取士,說是代聖賢立言,其實不過抄襲敷衍,才智之士,一生有用之精神,消磨在無用之八股上,學風大壞,於是導致江山易姓,國家淪亡。清人筆記上說,明亡之後,有人在大明門上貼了一張大紅紙,上書:奉送大明江山一座。落款為:八股朋友同具。在那個恨死了滿人的明遺民呂留良那裏,這個故事變成了一具禮單;上書: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兩口。奉申贄敬。落款是:晚生八股頓首。

第二種說法,是賴士風。到了明朝,理學一變為心學,越談越玄,學風空疏。士大夫對於經世致用之學,不加講究。國有急難,書生百無一用。平時袖手談心性,臨難一死報君王。明末清初,文人筆記,記錄了好些迂腐的書生的事跡。李自成的軍隊打進城了,不知道躲避,反而迎上去跟人家談大義,人家拿刀放在他的脖子上,他大怒:“我以大義教你,你居然要殺我,真是個賊呀!”結果腦袋掉了。張獻忠攻打洪縣城,城中人盡逃,有一老儒,登城牆,對著黑壓壓的攻城士兵,厲聲大罵:“清平世界,朗朗乾坤,爾等率眾攻城,不畏王法嗎?”言未竟,城下箭齊射上來,把他射成了刺蝟。清朝大才子紀曉嵐的兩位曾伯祖,都是秀才。清兵將至,大家忙於逃難。兩位卻因為跟一老者爭論門神到底是尉遲恭和秦瓊還是神荼和鬱壘,引經據典,查閱書籍,反複爭論,最後沒有逃掉,丟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