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錢花得多，堂會的戲，一般質量都比較高。如果主辦者勢力大，錢多，召集的名角也多，特別是餘叔岩這樣平日不肯露麵的好角，商演不出頭，堂會大多是會去的。所以，看堂會，每每代表著一種特權。跟主家沒有關係，很難躋身其中。所以一般戲迷，都會挖空心思往裏擠，找門子托人，把自己帶進去。不過，喜歡票戲的闊爺，也可以借堂會登一下台，並指定哪個名角跟他一起唱。不過，要另出一份銀子。這樣的戲，好不好看，就很難說了。
晚清王公之中，肅親王善耆是個最愛辦堂會的人，不過，他比較喜歡摻和進去唱，所以，他的堂會並不那麼知名。真正知名的堂會，是重臣那桐的，那家花園裏的戲台，是戲迷們魂牽夢繞之地。鬧義和團的時候，前門一帶的戲園子，都讓義和團給燒了。事平之後，演戲都轉向了會館。會館，辦堂會也多了。朝廷辦新政，錢多了，所以，堂會也跟著興盛。
當然，最大的堂會，是進宮給皇帝太後演戲。有的時候，觀眾就是皇帝太後兩個，再加上一些嬪妃、宮女和太監。隻有太後特別開恩，才放一些王公和大臣進來。聽這樣的堂會，配聽的人，雖說是一種榮耀，但渾身不自在，因為太後和皇帝在，沒人敢亂說亂動，連叫個好都不行。
進宮唱堂會，沒有出場費。隻有幾個特別紅的角兒，掛名供奉，每月有幾兩銀子一石米的收入。能不能發財，關鍵看能不能討得太後和皇上的歡心，有沒有賞錢。盡管經常打賞，進宮的演員基本上不能指望這賞錢發財，最初的時候，還會賠。但是盡管如此，那時的藝人，還是爭先恐後地往宮裏擠。請先進宮的名角兒推薦，或者走管事的太監的門路。可是，那時的太後和皇帝，都是內行，本事差的，一般沒人敢往宮裏帶。
進宮演過，就等於魚躍龍門，身價百倍，出來好搭班子，演出的邀約也多，掙的包銀就多。王公大臣們，都跟著太後皇帝走，宮裏的喜好，就是風向標，偏到哪兒，他們就跟到哪兒。皇帝太後，尤其是太後欣賞的藝人，想不紅都難。但是，進宮演戲，也得付出點代價，連名字都得合太後的意。譚鑫培藝名叫天，但在宮裏，卻隻能叫金福，這是太後將錯就錯定下的名字。太後喜歡，譚鑫培就成了金福。
進入民國之後，依舊待在紫禁城的小皇帝，偶爾也會唱個堂會，但是錢不多了，也不能像舊時那樣擺譜，不給錢光打賞。宮外的民國總統，如果要唱堂會，都是有特別的原因，要酬勞下麵的人，或者招待外國來賓。平時沒事，把藝人叫進府來，專門給他們自己消遣，這樣的好日子是沒了。袁世凱的二兒子袁克文也是個戲迷，但隻能巴著別人家的堂會混。但財政部、交通部和中國交通銀行裏的人，但凡有點實權的官員，都有資格辦堂會。至於下麵的軍閥，就更不消說了。最愛辦堂會的是張勳，隻要他進了北京，幾乎是夜夜笙歌。張羅清帝複辟，前一夜還在江西會館唱堂會。因為半道要去辦大事，故而將他最喜歡的梅蘭芳的戲，從大軸挪到了前麵，聽完梅蘭芳，立即帶領一幹文武官員進宮宣布複辟。完了事，連蟒袍官服都沒有換，就進後台跟剛卸妝的演員們聊天。這個辮子軍的辮帥，在藝人群裏，人緣極好。複辟失敗後，躲進荷蘭使館，還有藝人冒險進去看他。解禁之後，住在天津租界，想唱堂會，眾藝人沒有不來捧場的。北洋首領段祺瑞辦堂會可以有請不來的人，但他張勳絕對沒有這樣的事兒。至於像杜月笙、張嘯林這樣的幫會巨頭，辦個堂會，可以把全國的名角全邀來，動輒幾十上百，號為盛事。但國民黨當家之後，政府搬到了南京，政府中人辦堂會的，就少多了。北京的堂會，遠遠趕不上上海和天津了。
當然，堂會不會消失，有錢的和有權有勢的，總得有個機會在一起碰碰。唱堂會那個感覺，也是平時看戲所沒法比的。藝人，也要有這樣的大爺來捧，來撐腰。藝人和藝人的本事，是天然的權錢黏合劑，色與藝，什麼時候都分不開，什麼時候都缺不了。過去堂會的文化可能消失了，但新的堂會文化，還會被產生出來。走馬燈式的權貴，走馬燈式的明星。唱堂會的地方，過去多為會館，現在則是會所，幫忙找演員的人，過去叫提調，現在叫經紀人。其實，都差不多。
不許唱戲的日子
記得侯寶林說過一個相聲《改行》，說的是皇帝太後死了，不許唱戲，逼得梨園行的人不得不改行做小買賣，笑話百出。其實，這個事兒是真的。清朝的規矩，皇帝死了，“國服”三年，即百姓得穿素三年。太後和皇後死，素服一年，而不管皇帝太後，死後百日之內則必須“遏密八音”，所謂的“八音”，指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即這八種東西做的樂器，都不能演奏。停止一切娛樂，根本不許唱戲，嚴格起來，所有帶響的動靜，都不能出來，連小販上街吆喝，也被禁止。百日過後，叫作“半開國服”，演戲可以了，但各種打擊樂器都不能使，凡是碰到有打擊樂的地方，由演員用嘴來念。各種戲裝行頭就不能用了，所有的演員，上場一律素服。不管演什麼戲，什麼角色，服裝都一個樣，眼神不好的，連男女都分不出來。
半開國服之後，台上湊合演，台下湊合看，演的還能有口飯吃。那年月沒有別的娛樂形式，憋了一百天，好容易半開禁了，觀眾們也就不挑了，將就有那麼回事，都知足。但是那開初的一百天，日子可真的難過。聽戲的有麻煩，隻能忍著，如果犯了禁，就是罪過，最嚴重的，可以殺頭。即使到了晚清，禁令不那麼嚴了，士大夫和官員犯禁，一樣會有大麻煩，為此丟了烏紗帽的，還真的有。至於吃開口飯的演員，麻煩可就更大了。因為犯禁唱戲，演的人比看的人罪過大，弄得不好，吃飯的家夥都沒了，最輕，也沒法再吃這口飯了，所以，多數人不敢犯禁。但演員吃的就是這口飯，一百天不動家夥，有的人，吃飯就會成問題。那個年月，演員是下九流，但偏偏是招人喜歡的下九流，人前人後，光彩照人。為了不讓人看不起，爭這口氣，所以，他們的花費都不小，沒多少人有積蓄。三個多月不唱戲，坐吃山空，必須想轍兒。好多演員，真的隻好去擺攤或者竄街做小買賣，賣什麼的都有。
不僅所謂“國喪”期間不許唱戲，平時趕上死去皇帝、太後和皇後的忌日，也不許唱。誰要是犯規，一樣會受到處罰。一個朝代，越到後來，死的皇帝太後什麼的越多，人們記不勝記，但隻要犯規，多半跑不掉。
其實，一個國家的皇帝太後什麼的，跟官員們也許有點關係，食君之祿嘛。但跟平頭百姓有個屁的幹係？老百姓不吃皇糧，還供給皇帝開銷，養著皇帝太後。你們死了，讓百姓也為你們服喪，停止娛樂，真的沒道理。其實，在農村，這樣的禁令，也執行不了，當官的自己樂意服喪，就孝敬一下好了，碰上老百姓娛樂了，也隻好睜眼閉眼，假裝沒看見。但在北京城不一樣，那時的北京城，像警察一樣的機構，有三個，一個是步兵統領衙門，一個是順天知府衙門，還有一個由禦史們管的五城公所。三個機構都有一堆的衙役，還有更多的幫役和白役。這些人幹別的不行，但欺負個唱戲的，一個頂倆。有事沒事，到處找碴兒。而且，衙門裏，從上到下，對這種國喪犯禁的問題，特別重視，因為涉及政治正確。有的官員，因為百天國喪過後，半開期間，聽了一出戲，依舊會被禦史舉報。禦史哪兒來的消息，還不是衙役們通報的。
當然，那年月這樣的禁令，還真就沒有敢公然反抗的。換句話說，上至官員，下至百姓，都認這個賬。認為給皇帝太後服喪，理所當然。沒辦法，自打班固弄了《白虎通義》之後，三綱五常的道德，逐漸成為統治者的意識形態。為了貫徹這個意識形態，他們專門製定了有關法律，而且嚴格執行。大張旗鼓，拚命宣傳。時間一久，人們也就習慣了。1908年，光緒和西太後死了，這個時候，北京城已經有了電燈電話，人們生活，多少有點洋氣了，但是，那一次的國喪，依舊被貫徹得很好。真的就有不少的京劇藝人，上街做小買賣。侯寶林的相聲，說的其實就是那一檔子的事。以他的歲數，此事他親身經曆過，難怪說得活靈活現。還好，那是中國人最後一次為皇帝服喪，此後，無論是隆裕太後，還是小皇帝溥儀，就都沒有這個福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