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是官場的招牌，也是皇帝給民眾的迷魂藥碗，隻要不到最後關頭，是不會輕易砸了的。
告緡風波
跟遊牧人對峙，是大陸的農耕民族的宿命。論實力，當然遊牧人不如農耕民族，但是，要講打，就不一定了。遊牧人居無定所，逐水草而居，機動性奇高，加上食肉與食草的差別，體力和靈活性都比農耕人略勝一籌。隻要有了合適的武器，論打仗，遊牧人有天然的優勢。蔣百裏先生曰，凡是生活用具和戰爭用具一致的民族，在戰爭中就有優勢，這個結論，就是從遊牧人那兒得來的。
所以，農耕人對付遊牧人，基本上隻能靠人力和物力上的優勢，被動地防禦，才能勉強獲得對峙的平衡。在先秦，農耕人武器上的優勢比較明顯，一旦這個優勢減弱，就隻好修長城了。長城之外，還有各種城牆、寨牆，用以抵禦機動靈活的遊牧人入侵。
西漢年間，匈奴人和漢人的對峙，漢人在武器上還多少有點優勢，但在馬匹方麵，卻要差不少。基本上隻能靠修長城，建邊塞據點，加強邊郡的兵力，再配合一點外交手段，防禦匈奴。好在，即使匈奴最強盛的冒頓單於時代，他們也沒有這個野心，大規模入侵中原，取漢而代之。匈奴的入侵，多半發生在草原有災害之際，他們不得不靠搶掠農耕地區來維持生計。
因此，漢初曆經高祖、呂後、文帝和景帝四代，一直對匈奴采取守勢，雖說經常遭到侵擾，但畢竟是局部性的問題，整個國家都得到了休養生息，輪到漢武帝劉徹上台，漢朝已經府庫充盈，人口大增，實力相當強盛了，百姓的日子，過得也相當不錯。
強盛了的漢朝，對匈奴采取一點攻勢，倒也無不可。但是，農耕人機動性差，若要主動出擊，規模小了會被人吃掉，規模大了，動一次，聲勢浩大。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光後勤供應，就耗費巨大，十萬騎兵行動，後麵運糧草的馬匹，絕對要超過十萬。這樣的行動，能不能抓住敵人，還真不好說。主動出擊，打擊西域匈奴的幫手，化敵為友，縮小匈奴的活動範圍，是可行的策略，滿世界追擊匈奴主力，實際上是下下策。但是，漢武帝命好，牛角尖硬讓他鑽通了，主動出擊找敵人，生生抓住過幾次匈奴的主力，極大地削弱了匈奴的戰爭實力。
但是，衛青、霍去病絕大漠，封狼居胥的壯舉，卻讓漢朝百姓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百姓生命損失慘重，府庫為之一空。四代人攢的家底，讓劉徹一下子就給糟蹋光了。
老百姓命沒了，不算大事，但府庫空了，皇帝很頭痛。中國的官僚，從來不乏搜刮有術之輩。主意很快就有了，有三大法寶，第一，鐵鹽官營；第二，榷酒酤；第三，收算緡錢。
漢武帝之前，鐵鹽包括鑄錢，都可以私營。民間可以煮鹽、打鐵買賣農具甚至兵器，當然如果得到官府特許，還可以開采銅礦，開爐鑄錢。現在，這些個掙大錢的事業，都被官家包了。鹽質次價高，反正你也得買，不買沒鹽吃。至於鐵器，也是如此，反正你得用，想用就隻有官家一個渠道，買回來的家夥不好使，隻好將就。這樣一來，國家資本主義告成，錢都直接給刮到官家的府庫去了。
酒業原本也是打算國家經營的，但酒這東西，不像鹽鐵，百姓缺了不行，如果官營酒業造的酒，質量太差，會沒有人買的，沒法強迫消費。所以，隻能放給民間經營，但是，國家強征酒租，這就是酒榷。這一項，又是一宗收入。
原本，國家對於商業活動，是征稅的。但是，這樣的稅，無論怎樣提高，此時都不能讓皇帝滿意了。於是開征算緡錢。所謂的緡，就是串錢的絲製繩子，一串一千，二十緡一算，也就是二十千，兩萬。算緡，是針對不動產的，多少房子，多少馬匹，多少車輛征一算，政府規定好，讓百姓自己去繳納。
當然，百姓不傻，誰會主動繳納呢？但官府有招兒。它規定如果誰不繳納，或者少報少交，其他人可以向官府告發，告了以後，官府就可以把這家的全部財產沒收，分給告發者一半。當時執掌刑律的廷尉是杜周，著名的酷吏，他派人下郡縣，專辦算緡之事。於是告緡者遍天下，中產之家，沒有漏網的。告人的，得來的不義之財，轉眼也被人告。一時間，單告緡一項，朝廷得民財數以億計，沒入的奴婢以千萬數，田產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頃。告緡，即告發人們匿財不報，一時間成了比鐵鹽官營還要生財的羅掘之道。
然而，百姓就是那些百姓，財產就是那些財產，羅掘一空，以後也就沒了。所以，這樣的財政措施，隻能是竭澤而漁。水幹，開始有大量的魚，而後，魚也就沒了。於民爭利，搶奪民財，利也就沒了。所以，武帝末期之後，漢朝進入了好長一段的衰落期，直到漢宣帝時，改弦易轍，才稍稍恢複元氣。
債官與債帥
賣官鬻爵，自古就有。有賣就有買，但有買賣，就有借貸。買官的錢一時不湊手，或者根本拿不出，就得借錢。所以，自古就有專門從事這方麵借貸的商家。借錢放貸給買官人，都是高利息。買官人買到官之後，隻要缺位還好，一般都能還上高利貸，而且還有剩餘。當然，這樣做也有風險，一旦此人被參了，或者半道翹了，本錢也就打水漂了。而且這樣的借貸，不好名正言順地追討，一旦借貸人賴賬，也有本利全無的可能。不用說，買官就是生意，做官將本求利，沒有不貪的道理。如果是借錢買的官，到任之後，背了一屁股的債，撈錢的心情就更為急切，地皮刮得更狠。這樣的官，人稱債官。債官到任，人見人怕。
除了債官，還有債帥。所謂的債帥，就是負債買軍頭做的人。文官可以出掌地方，有地皮可刮，收益好，市場一向看好。武官雖無地皮可刮（有些朝代例外），但做官的好處也是有的。最不濟，也可以喝兵血，克扣軍餉，吃空額。有的時候，還可以憑借軍事特權做買賣，獲利也不小。一般來說，隻要上麵管得不嚴，武官撈錢的機會也一樣不少。宋代是一個怕人反叛不怕人貪腐的朝代，從宋太祖趙匡胤起，不僅對文官網開一麵，對武將的貪腐也多有縱容。用貪腐換效忠，在趙氏家族看來，是一個合算的買賣。杯酒釋兵權之後，被釋掉了兵權的將軍們，在皇帝的鼓勵下，大肆做買賣，聚斂撈錢。石守信放棄兵權之後，“專務聚斂，積財钜萬”。兵權尚在的邊將，即使搶男霸女，掠人錢財，皇帝也睜眼閉眼，甚至親自出麵，為之開脫。軍隊經商，更是沒有人管。所以，武官撈錢，就算被人舉報，也不是一個涉及政治正確的問題，大多輕描淡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這樣一來，宋代軍隊就成了一個能生錢的機器。軍人打仗不行，但做買賣還真行。商人做買賣，販運沿途要交稅，但軍隊販運，說是軍用物資，誰敢說個不字？不僅不用交稅，運送所有費用，都可以由國家負擔。聰明的商人，很快就看出了門道，搭著軍隊做，對半分利。大的軍頭，開買賣，開酒坊，隻要經營者找對了人，由於擁有運輸方麵的特權，幹活無須雇人，直接使役士兵，成本較低，也沒有不盈利的道理。另一項可以生利的買賣，是私役兵士。自己做買賣，用士兵幹活不說，還把士兵租給有權勢的高官，無論修建園林，還是起大宅子，動輒上百上千。小一點的軍頭，除了參與到長官的生意中，分一點餘瀝湯水之外，還有一項好生意，就是可以做工頭，獲得買家的額外賞錢。對於找士兵幹活的買家來說，雇士兵幹活，顯然要比雇工人要合適得多。隻消付給將軍一份錢，同時給監工的小軍頭點賞錢就可以了。
這樣有利可圖的事業，當然人們會趨之若鶩。比起其他朝代，軍官隻能靠喝兵血克扣一點銀子來，宋代的軍官們，可謂天之驕子。盡管時代重文輕武，武官的社會地位不高，但錢卻一點不比文官少。武官能獲利，自然就有買賣。更何況，任何朝代的武科舉，都是樣子，做官升職，不靠考試，也未必靠軍功。武職的賣官之門，從來都是敞開的。帥可以買，買來的帥，下屬的軍官若要升職，自然也得買，一層一層地買賣，直至所有的軍職都成了買賣的貨品。如果偶爾冒出來一兩個不貪錢的，所有軍頭都看你不自在，不知不覺，就成了眾矢之的。後來的命運怎樣，不問可知。
不過，軍人是用來打仗的，這樣由大小債帥組成的軍隊，當然打不了仗。按一般規律，戰爭是一個自然的競爭淘汰的過程，或者是王朝因為軍隊不行，被人滅掉，或者是軍隊自然淘汰，優勝劣汰。但是，宋代所處的環境很奇特，北邊的遊牧民族，無論契丹還是黨項，均無中原之誌。無論宋朝的軍隊怎麼不中用，打一仗敗一仗，都不用擔心王朝被人滅了。王朝可以用金錢收買的方式，緩解邊疆的危機。隻要定期把金帛送上，北邊的人也就消停了。而王朝花大錢養兵，真正的憂慮，卻是軍人的反叛。越是貪腐的軍頭，皇帝就越是放心。北宋眾多敗軍之將，罕有被殺頭的，頂多罷官，罷官之後，不久又會官複原職。直到北宋被金人滅了，才算講究一點軍人的戰鬥力。南宋小朝廷剛剛坐穩，跟金人達成屈辱的和平協定，就馬上動手削武將的兵權。對於不貪的嶽飛，朝廷不放心，非置之死地不可。但對像張俊、田師中這樣的又貪又庸的將領，朝廷卻喜歡得不行。執掌前線兵權達二十餘年，恩寵不衰。田師中退休之後，還要求拿全額薪俸，朝廷居然也答應。隻要軍隊對內還有用，朝廷寧可使用貪腐的債帥，而不要清廉的將領。因為後者得軍心，能打仗，一旦反叛，後果不堪設想。所以，風波之獄發生，一點都不奇怪，即使沒有秦檜，也會有張檜、李檜。沒有張檜、李檜，嶽飛的同僚也會將之害死。
世間有債帥，就沒有嶽飛。
清官是一塊官場的招牌
自古以來，官兒是被人討厭甚至痛恨的，但清官例外。人們對官員的痛恨度，幾乎跟對清官的喜愛度一樣，有的時候，甚至後者還超過前者。小說戲劇，清官為主角的公案題材是一大類，包公案、狄公案、海公案、施公案，演了又演，說了又說，幾百年，演不夠，說不完。尤其是包公，簡直被說成了神。上管天，下管地，晚上睡覺，還負責清理陰曹地府的冤屈。直到今天，包公的故事，被拍成電視，依舊走俏。討厭甚至痛恨官員的人們，其實離不開官兒的管，孔夫子三日無君，惶惶然如喪家之犬，國人一朝沒了官兒，真不知道怎樣生活。所以，最大的渴望，是自己的頭上，出現一個清官，青天大老爺，凡事都給做主。如果實在碰不到，一般來說，是自認倒黴，忍。實在忍不了，有人揭竿而起，就跟著造反，頭一件事，就是殺官戧官。多少年來，多少個朝代，這種載舟覆舟的周期反複，沒完沒了。
做皇帝的，從理論上講，應該喜歡清官。所謂清官，清正廉潔，公正執法，維護的是皇家的天下，做皇帝的，怎麼能不高興呢？但是，但凡清官，都有一個毛病，直性子，喜歡直諫，給皇帝提意見，直通通地來。清朝的皇帝，費了好大的勁兒，揮舞文字獄的大棒，才算培養出來幾個不怎麼提意見的清官，比如於成龍和施綸（就是施公案的主角）。但是明朝皇帝，還沒這麼聰明，所以，明朝的海瑞，就很是刺頭。敢抬上棺材上書，直不楞登地數落皇帝的不是。居然對嘉靖皇帝說：“嘉靖嘉靖，家家皆淨。”都說中國人好麵子，其實皇帝是當之無愧的冠軍。對於這樣不講情麵的清官，皇帝沒法高興得起來。所以，實際上，皇帝真正喜歡的，不是清官。連唐太宗這樣的，能忍魏征的直諫，也是不得已。絕大多數皇帝，圍著轉的，都是馬屁精。而馬屁精，幾乎無一例外都是貪官。
至於官場，不用說，也是排斥清官的。水至清則無魚，官兒清了，就沒有朋友了。雖然口號喊得響，每個人死前寫墓誌銘，都喜歡說自己清廉。但千裏做官，為的財。這個道理，幾千年顛撲不破。北宋的宋祁，生活極盡奢華，哥哥勸他：“還記不記得當年讀書時吃齏菜（薑蒜末）喝粥的日子？”宋祁說：“寄語相公，那時我們吃齏菜喝粥，是為了什麼？”宋祁說的是實話，自古以來，如果做官過的是寒苦的日子，有幾個人能甘之若飴呢？因此，官場上真的出了清官，同僚第一個反應，肯定以為這是個偽君子，第二個反應，是群起而攻之，擠兌得他清不下去。
其實，皇帝也好，官員也罷，大家心裏都明鏡似的。嘴上說得好聽，民為邦本，但天下畢竟是要靠官員來撐著，而官員的榮華富貴，也要靠皇帝的賜予。兩下無非互相利用，心照不宣，一個施恩，一個領受。但是，表麵文章總得做，而且大作特作，沒有了道德的講究，王朝一個腳也立不住。一個朝代，總得有幾個清官做典型，樹立起來給老百姓看，讓他們多少有點盼頭。所以，真要出了清官，隻要名聲在外，而且他自己也真的肯刻薄自己，還真就不能輕易給毀了。
明朝的海瑞，是一個實心眼的清官。真格的除了官俸之外，一個錢都不要。明朝實行的是低俸製，七品縣令，每年不過四十兩銀子，如果真的就靠這點銀子過日子，那一家大小，就過得跟貧民似的。海瑞做浙江淳安縣令的時候，還真的就過的貧民的日子，平時連個葷腥都不見，粗茶淡飯，給老母親過生日，才能買上兩斤肉。
按官場的規矩，這樣的縣令，其實是沒法做的。不打點上司，不應付過往官員，在官場怎麼混呢？親民之官，直接負責征收錢糧，不孝敬上司，上司可怎麼發財呢？但是，不幸的是，海瑞這樣的形象，很早就傳了出去，人家自己都過的跟叫花子似的，上司和同僚，又怎麼好按常理來待他。所以，大家就隻好當他是個怪物，淳安是個特區，有什麼事，一律繞行。當年浙江總督胡宗憲的公子出來招搖，到處打秋風，路過淳安，被海瑞給綁了，把敲來的銀錢給沒收，以冒充官親的名義，將胡公子送到胡宗憲那裏，胡宗憲也隻能吃啞巴虧。都察院左副都禦史鄢懋卿，以高級監察官的身份，奉皇命到兩浙督查鹽政。所到之處，地方官馬屁拍得無比舒服。但還沒到淳安，就給海瑞擋了駕，鄢大人也就真的不敢來了。
在別人，這樣的事兒做上半個，都能掉腦袋，海瑞做了兩個，卻安然無恙。兩件事名聲傳出去，別的高官，避之唯恐不及，再也不會惹他了。然後就輪到他惹嘉靖皇帝了，即使惹了，無非進了監獄，也沒丟腦袋。
清官，是官場的招牌，也是皇帝給民眾的迷魂藥碗，隻要不到最後關頭，是不會輕易砸了的。
官本位下的冗官現象
世界上什麼最大？官最大。別笑，這是一個中國語境下的真理。自秦漢以來，依靠官僚治國，成為國家基本的製度，官本位的形成，已經無可避免。漢宣帝所謂，與兩千石（官僚）共天下，實際上是兩千多年中國曆史的常識。雖然說，從貴族本位到官本位，轉型過程耗去了差不多上千年，但隻要官僚帝製的結構不變，官本位的社會價值的形成和確立，是大勢所趨。秦漢之後，無論分還是合，王朝大還是小，都是官僚製。官僚是皇帝的手和腳，治理國家，非得靠他們不行。所以，如何選擇最佳人選，成了製度的關鍵。選官製度，也就成了核心製度。依靠誰，就得收買誰，讓誰最尊，最貴，最有錢。選官走到科舉製，是多次試錯的結果。人們終於找到了一個相對公平公正的程序，選拔人人稱慕的官員。科舉製一旦確立，官本位從此就成為強固的社會價值和社會現實，牢不可破。任何社會職業，在官僚麵前，都變得一錢不值。
就官僚製本身而言，科舉製有三個作用，第一，是確立官員在社會上的獨尊地位，不管你什麼人，想要混好了，非走仕途不可。沒有官帽子，或者曾經戴過官帽子，在社會上就沒有地位。第二，基本打破官僚世襲，無論哪個，不經過科舉的門檻，就難以得到官場和社會的認可。第三，通過大體公平而且嚴格的入口把關，限製湧入官僚隊伍的人數。
盡管如此，官門還是時常會被擠破。冗官現象，即官員隊伍的膨脹，無論在哪個朝代，都是個大問題。宋代冗官現象最嚴重，科舉不嚴，取人過多，本質上還是往裏擠的人過多，守門的抗不住了。皇帝心就軟，多少年考不上的，到了一定歲數，一定會讓你過。過了就要做官，官多了，財政供養成問題，就隻好開放市場經濟。所以，宋代的市場經濟特別發達，工藝品之精，在古代社會為最。海外貿易規模龐大，也為最。但任是再發達的市場，也抵不住官場的消耗。越來越膨脹的官僚隊伍，效能卻逐年降低。所以，最後宋朝的滅亡，至少有一半，是亡在了冗官上。
沒有哪一代的統治者，可以擋住湧進官場的人潮。明清的統治者，采取一個看似比較合理的方式，應付冗官問題。無論批發多少官帽子，但官缺，即實際編製不動，從中央到地方，每個衙門裏的官員編製大體固定。比如清朝，一個縣，從王朝初期到末年，大體就是一個縣令，一個典史，再加一個訓導，一個位置也不增加。有的縣，連典史都沒有。任你吏部賣官，官帽子大批發。買了官的人，若要做官，必須得排隊候補。想要插隊，得另外掏錢。官帽子和官缺分離，官帽子再多，也不會出現十羊九牧，一個事務眾多官在管的現象。官員隻要不到任，不落到官缺裏，就無須財政供養，國家的負擔也就不會加重。等於官場內，設了一道堤防。這樣的官場空手道，之所以可以玩起來，關鍵在於官本位價值浸潤日久，即使是空頭官帽子，也一樣可以帶來榮耀、地位和某些特權。很多人買官，僅僅是為了麵子上好看，或者喪禮上風光些。在後者，甚至連一般百姓，甚至海外華僑身上都好使。所以清朝好些官爵，是空頭的，連補缺的資格都沒有，吏部批發，僅僅是為了滿足人們的虛榮，在墓碑上刻上一個官銜。
隻要做官是最穩定，收入最豐，而且最榮耀的職業，人們就必定會拚命往裏擠。如果做官還有可能撈到額外的好處，人們擠的力度就更大。一個社會，官最大，這樣兩種狀況，都是必然的。所以，官員隊伍的膨脹，是不可避免的。清代雖然設置有內堤，但到了末年，有實際權力的官員隊伍還是擴張了，以各種委員的名義膨脹起來。使得朝廷的編製，不再好使。其實，即使正式官缺不膨脹，官場的擴張也未必就不存在。因為官之外，還有吏。朝廷對書吏編製的限製就比較鬆，一個縣，六房書吏有的時候可以達到上百人。至於書吏之外的衙役，膨脹速度就更快，在清朝中期，就已經小縣數百，大縣數千了。除了正經書吏和衙役之外，還有大批的臨時工。擠進官場的人，無一例外，都在吃權把子。
官場膨脹之際，也是官權擴張之時。官權膨脹，憑借權把子弄錢的機會就多。所以，盡管明清兩代實行的是官員低俸製，但由於借權弄錢的灰色地帶比較廣闊，所以，人們還是拚命往官員隊伍裏擠。擠不進官裏，就往吏裏擠，再不行，就做衙役、臨時工。一些具有特別才能的人，則可以學做師爺，做幕僚（一種非正式的官場人員）。這些格外膨脹出來的官場中人，都不需要國家財政負擔，但最後的負擔都會轉嫁到老百姓頭上，日甚一日地戕害著政權的合法性。
事實上，隻要官場的權力比較大，而且無從限製，那麼，灰色場域就隻會擴張，不能縮小。從古至今，很多人進入官場，很少有人是在意官俸的，他們要的，就是攫取灰色收入的機會。據國家公務員局的數據，2008年的公務員人數659.7萬人，2009年為678.9萬人，2010年為689.4萬人，2011年為702.1萬人，2012年則達到708.9萬。連續四年，在編製嚴控情況下編製性膨脹。顯然，這裏統計的，還是有正式編製的人員，如果加上各單位龐大的臨時工，這個數字恐怕更為驚人。比起1950年代初，一個縣供給製的正式幹部不過幾十人的情況，已經恍若天壤。現在一個縣，僅正縣級的官員，就有幾十個。
現在社會上對官員的評價很低，官員出了事，一片叫罵聲，恨不得寢皮食肉。但大學生的就業首選，卻是做公務員。削尖腦袋，擠破門，也往裏擠。公務員熱，不僅僅是大學生的事，而是社會上的熱。跟古代一樣，沒有多少人進官場，是為了做清官的。人們向往的，其實就是那個誘人的灰色場域。因此，官場越是擁擠，吏治狀況就越難以恭維。
改革三十多年，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向了市場經濟，但這個市場，卻是跟官場攪合在一起的市場。經濟的發展，最大的獲益者，就是官場和官場中人。權把子經濟，在中國經濟總量迅速擴張的同時，得到了最大的張揚。在這樣的情況下，官本位價值和現實，不僅沒像人們想象的那樣，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逐漸淡化，反而因此而膨脹。不是中央政府不想遏製機構的膨脹，更不是他們沒有意識到冗官的危害。但僅憑中央編製辦，根本無法遏製洶湧而來的公務員熱潮。擠的人太多，守關的人注定是守不住的。就算守住了正式工，臨時工無論如何守不住。社會上權把子經濟發達了，實體經濟就必然要受損，官員憑借審批或者管理的權力，肆無忌憚地侵入市場，壓抑社會，製造一個又一個社會事端，使得官民矛盾日益激化。本該管好管住的事情，比如汙染，比如市場秩序，又放任不管，使得民怨越來越大。隨著經濟的發展，這樣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小政府大社會的口號，我們喊了將近三十年，但眼見得政府卻越來越大，擴張無序，社會卻始終發育緩慢，被壓抑得喘息幾難。因為我們沒有製度的門檻，來遏製官場的膨脹，官權的擴張。無論我們的經濟規模到了何種地步，一個官大社會小的國家，都是一個畸形的國家，像一個頭大身子小的人，個子越高，就越是嚇人。
21世紀的中國，官本位的價值和現實卻依然強固，這無論如何，都是一種不正常的狀態。權力的手腳伸得越長，市場和社會的手腳就越萎縮。這是一個已經被證實，而且正在中國上演的真理。在一個網絡時代，自媒體時代，民智已開，眾聲喧嘩。此時的官本位，無論多麼強固，都隻能是高度扭曲的。人們一方麵想往官場裏擠，一方麵又對官場恨之入骨。兩種高度衝突的觀念，在同一個人，同一群人身上同時存在，雖未必會導致精神分裂，但肯定是一種病。久病不醫，社會的潰敗，指日可期。
自古以來，冗官是病，但卻隻是病的表象。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暫時的消腫，也許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不治本，膨脹臃腫，還是會以更加凶猛的形式卷土重來。直至全身浮腫，動彈不得。
轎子這個東西
轎子這個東西，是國人的發明。在萬惡的舊社會，轎子滿地皆是。富貴人乘轎，窮人抬轎。小戶人家，女孩兒一輩受苦，但出嫁之時，怎麼窮，也得坐一回轎子。沒有轎子摻和一下，這個婚就結不成。轎子，比今天的結婚證，還要重要。至於官人出門，無論清濁，都得坐轎子。清初著名的清官湯斌，窮到掉渣，但也無非是轎子上的襯布破一點而已。無轎不成官，在明清兩代，絕對是宇宙真理。
孔子的時代，貴人出行，還隻能靠車。打仗有兵車，出行有安車。有牛拉的車，也有馬拉的車。漢高祖劉邦做了皇帝，找不到四匹同樣顏色的馬拉車，反過來說，此前的貴人，拉車的馬，都是同色的，漂亮，氣派。當然，孔夫子這樣不合時宜的嘮叨鬼，周遊列國，也隻好坐牛車。顛簸幾千裏，真難為他老人家了。到了三國兩晉，好像還是沒有轎子，官人出行，多半騎馬。像阮鹹這樣的浪蕩子，非要騎驢，而且拐個女孩子一塊兒騎，當然也是可以的。南北朝的時候，有了轎子，那時，人們管這玩意兒叫擔子或者肩輿。後一種叫法很貼切——抗在肩膀上的輿，也就是車。轎子一發明，就風靡天下，開始是貴婦人喜歡——比起騎馬，它保險，而且舒適。馬有尥蹶子的時候，人似乎不會。南北朝是個民族大融合的時期，雖然亂點，但好些玩意兒都出來了，比如胡床，比如馬鐙，還有轎子。
到了唐朝，轎子就更多了。我們都看到過一幅畫，閻立本的《唐太宗步輦圖》其實畫的就是唐太宗坐轎子。隻是為了突出領袖的風範，把個爺們畫得太大，抬轎的小女子則過於弱小，像是若幹小女子，抬了一頭肥豬，實在不大像話。但是，唐朝對官員坐轎，卻有許多限製，這個不許，那個不許，隻能在生病的時候，偶爾享受一下。不過，官場慣例，禁止什麼，什麼就已經弄得泛濫得不像話。皇帝可以有步輦，臣子焉能不坐肩輿？到了五代，轎子就泛濫了，規模也弄得越來越大。人們發現，轎子越大，抬的人越多，坐著也就越是舒服。那年月，沒有柏油路，乘車顛，騎馬也顛，但坐轎子，隻要抬的人受過訓練，可以一點都不顛。當年秦始皇巡遊天下，如果不是乘車而是坐轎，估計還能多活若幹日子。不會半道死掉，密不發喪，屍體臭得不行，弄車鮑魚混著走。轎子這樣舒適，但是，還是有人不肯坐轎。司馬光做地方官，到哪兒都是騎馬，沒有什麼儀仗，也不帶什麼從人。人家說：“你這樣幹，百姓就認不出你來了。”司馬光說：“我讓他們認出來幹嗎？”王安石罷相致仕，在金陵安居。出門就是一頭毛驢，騎在上麵，由一個老軍牽著，隨它走到哪兒。人問他為何不坐轎？他說：“那種把人當畜生的事兒，我可不幹。”
個把不樂意把人當畜生使喚的官員，擋不住轎子的浩浩蕩蕩發展前行。到了明清兩代，轎子已經成為人們的主要出行工具了。無論男女老少，隻要有錢，就有轎子坐。轎夫也成為相當穩定而且有技術的一個行當，進門不拜師傅，吃不了這碗飯。這些被當畜生使喚的人，有的時候，也不見得真的低人一等。給官員抬轎子的轎夫，在街麵上吃得很開，街上的鋪麵和攤位，主人個個都得買轎夫的賬，一屁股坐下，白吃白喝。如其不然，抬著官人走在街上，橫過去一腳就把你攤子給踹了，說你擋道。狐假虎威，誰惹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