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清末民初，西式的四輪馬車來了，輪船來了，火車也來了。轎子卻依舊猖獗。但凡有點身份的人，出門首選，還是轎子。好些人的轎子，十分講究，在裏麵吃喝拉撒都可以，連帶著可以抽大煙，伺候抽煙的女人，都可以裝了進去。連留學東洋學軍事的老爺，回國都做了將軍，行軍打仗，開始騎馬，照上幾張精神的照片之後，紛紛棄馬坐轎。一隊大兵，後麵跟個轎子，是常見的行軍場景。隻是真開戰了，或者隊伍被伏擊了，轎夫們每每棄轎而逃，把個將軍丟在轎子裏，讓給了敵人。如果將軍把小老婆和煙槍都帶著，那就隻能做俘虜。
轎子的發展，也有兩大弊端，第一是讓中國的車進步不大，從西周到民國，還是兩個輪子，沒有軸承，沒有減震裝置。第二是讓中國的道路修得不好。貴人都坐轎了，車好與不好，路好與不好，關係不大，所以，中國的車幾千年都是老樣子，中國的路，就老是土路，坑坑窪窪的。這樣的事，得到汽車引進中國，貴人們紛紛坐上汽車，才會有所改善。
諡號這點事兒
古人都比較在乎死後那點事。一方麵是死後的待遇，墓地，棺槨，陪葬品，當然，最關鍵的是安葬的規格，能高點就高點，實在不行，買個官位或者爵位，也要風光一下。在馬來西亞，看到好多華人墓地，墓碑上都寫著死者的官銜和爵位，都是在清末花大錢買的，最常見的是雲騎尉。其實，墓主一輩子可能就是個買菜的。都流亡海外做化外之民了，這點虛榮心還是泯滅不了。光這項收入，於朝廷就不無小補。另一方麵，是死後的榮譽，屬於精神層麵的。這榮譽，主要不是死者的口碑，而是來自官方和權威人士的認可。找個牛人給寫個墓誌銘，盡可能寫得燦爛一點，稿費從優。隻要子孫有錢，有地位，這樣的事不難，隻要死者不是罪大惡極，一般牛人（有點名的文人）都樂意操刀，單靠這個，好些文人墨客，就活得挺滋潤。但是，如果死者是個高官，他和他子孫最在意的，就未必是墓誌銘了，而是諡號。
大人物都有諡號，皇帝的諡號，一般都不錯，得了醜諡的，都是亡國之君，而且是亡國之君中格外不堪的，比如像南齊的東昏侯蕭寶卷，隋煬帝楊廣什麼的，得個昏字、煬字。改朝換代了，沒人給他做主。即便如此，其他的亡國之君，人們還是能開恩盡量開恩，再次，也是個獻字，恭字，湣字，哀字。為尊者諱，是史家的使命，諡號這玩意兒，原本是史筆，寓褒貶的，但弄著弄著，大家就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難為死者，於是，能糊弄，就糊弄，盡量麵子上過得去。
皇帝有諡號，臣子也得有。過去皇帝的諡號，名義上是後來的皇帝給的，但也都是專門的人草擬出來，選幾個名目，由皇帝定奪。臣子的諡號，當然名義上也是皇帝給的，給予的過程，也大體差不多，由專人草擬，然後皇帝挑一個。清帝退位之後，小皇帝待著沒事，有一件事倒是挺忙，就是給遺老遺少賞諡號，但凡遺老遺少翹了，都得到紫禁城討一個諡號，張勳的諡號是忠武，王國維的諡號是忠慤。慶親王奕劻死後，也要討一個諡號。他的家人還走了小皇帝溥儀爹爹的門路，但是清亡之際，滿人圈子裏對慶親王印象特差，公認是他推薦袁世凱，壞了朝廷。所以，小皇帝死活不肯給諡號，說是要給，就給個醜，給個繆。後來，皇帝的爹載灃，哄騙兒子，說是“密”字也不好，給個密字吧。結果溥儀答應了，事後一查，發現這個字也是不錯的，可是已經晚了。
除了皇帝給的諡號，民間也有私諡，有些名人，有民間的私諡，但總的來說，民間的私諡，遠沒有皇帝給的風光。比如先秦柳下惠的“惠”字，東漢陳寔的“文範”，都屬於私諡。
許敬宗是初唐的重臣，當初李世民做秦王時，就是門下的學士。在秦王幕僚中，文筆算是最出色的一位。此人為官一輩子，最後位極人臣，說起來呢，也沒幹什麼特別大的壞事。也就是在修國史的時候，給說過他父親壞話的封德彝寫得壞了點，再就是在武則天冒頭的時候，阿附了一下這個女強人。死的時候，做著宰相，太子少師，揚州大都督，封爵高陽公。唐高宗李治，為之廢朝三日。但賞諡號的時候，負責的博士說，該給繆字，連個備選的都沒有。原因是兩個，一個是他貪戀錢財，把女兒嫁給了蠻酋之子。另一個比較惡心一點，說他原配死後，迷上了原配的侍女，偷情上手之後發現，原來這小女子跟自己的大兒子也有一腿。一怒之下，把侍女開掉，奏請皇帝，將已經做官的大兒子以不孝的罪名，發配嶺南。其實，他那公子竊香在先，他是後來者，兒子並沒跟他搶，是他搶了兒子的情人。糟就糟在家醜不可外揚，悄悄把事平了，也就罷了，還非要奏請皇帝將兒子治罪，一折騰，大家都知道了。
給個繆字，當然許敬宗的家人不幹，如此器重許敬宗的唐高宗，尤其是高宗後麵的武則天更不幹。有人出來拍馬屁，說這樣不行。博士們爭辯說，怎麼不行？當年西晉之時，司空何曾僅僅是奢侈了一點，日食萬錢，死後人家就要給他諡繆醜公，許敬宗比何曾差多了，僅僅給個繆字而已，很般配。爭來爭去，爭得維護許敬宗的人沒話說，但沒話說，這諡號也不能這麼給。最後，給了一個恭敬的恭字。諡法，既過能改曰恭，敬事供上曰恭，尊賢貴義曰恭。許敬宗，還是得到了一個比較好的諡號。皇帝、皇後和許家人的麵子，都過得去了。
墓葬呢，無論葬得多麼風光，都架不住後世盜墓賊。而諡號，無論怎麼給，都抵不過人們的口碑，後世論說，該怎的，還是怎的。爭這些玩意兒，都是扯淡，要緊的，還是做點好事，身後名，關鍵要靠這個。
文化兩層皮
讀《禮記》，真是沒法耐住性子。咬牙讀完，除了一些大道理還值得看看，剩下的一個個繁複禮儀的解答，真讓人崩潰。那時候的人，除了昏省晨定之外，從早到晚，居然有那麼多的禮儀講究，如果都記全的話，估計什麼事都別做了，天天拜來拜去。後來才明白，禮是貴族之事，在孔子的時代，所謂詩禮之家，就是要有這麼多的講究，吃喝拉撒如此，廟堂祭祀如此，婚喪嫁娶如此，出去郊遊，投壺騎射也是如此。一般老百姓，根本沒法這樣，想學，也學不來，人家也不讓你學，禮不下庶人嘛。
庶人有庶人的文化，因為這些人也吃喝拉撒，也祭奠死者，也應酬往來，也婚喪嫁娶。但是庶人玩的跟貴族不是一個套路，也玩不了一個套路。上麵的下不來，下麵的倒有可能上去。老百姓哥哥妹妹的歌謠，經過采風，就進入了廟堂之上。貴族們正式場合的詩禮應答，使用這些哥哥妹妹，卿卿我我，可味道卻不是這麼回事了。唯有私下裏偷情，才能想起這些情歌浪曲的原意來。
上麵和下麵，文化兩層皮，多少年都隔著。到了宋代，才稍微好一點。禮，經過士大夫在鄉村建構宗族，庶民百姓，也知道了。從此往後，雖說主持禮儀，還是士大夫的事，但民眾也隨班行禮了。城市的發達，市民的繁盛，雜劇和說唱藝術出現，講故事的需要，市場的拉動，讓底層文人加入了編故事的行列。這樣一來，以往隻在史籍裏才有的曆史故事，稀裏嘩啦就進入了藝人的皮囊，經過藝人之口，說出來就那麼引人入勝。這個過程，其實在唐朝就已經開始，隻是到宋朝，才繁榮起來。五代時，武夫們還不習慣這樣的說唱，聽人說韓信，心裏不是滋味——你當著我說韓信，當著韓信必定說我。可是到了宋代，開封的武人們一日不去瓦舍聽曲聽書，就一日魂不守舍。
盡管如此，文化還是兩層皮。上層文化下移，無非一點忠孝仁義的大道理。人不可能總是聽黃段子，淫詞浪曲，隻要聽曆史故事，裏麵帝王將相的事，就免不了忠孝仁義。說書的，把誰立為正統，誰就是正麵人物，好則一切善，壞則所有惡。即使小兒，聞劉皇叔勝則喜，聞敗則出涕。
蘇東坡喜讀杜牧的《阿房宮賦》，有時候一夜誦讀數遍，讚不絕口。宋人規矩，官府裏的大官人例有軍校伺候。蘇學士讀得興奮，熬夜時間長，到後半夜了，還不肯睡，翻來覆去讀《阿房宮賦》，讀得兩位在旁伺候的老軍，哈氣連天，困得不行，卻又不敢去歇息。私下裏嘀咕抱怨，一個說：“蘇相公讀的什麼東西，一點都不好聽，還讀個沒完。”一個說：“其實也有兩句好的——天下人敢怒不敢言。”盡管宋代學校辦了很多，但下層的百姓，還是讀不懂文言文，如果蘇學士讀的是宋代的平話，錯斬崔寧，那麼這兩個老軍肯定會精神抖擻了，熬上一整晚無問題。
上層史官文化進入下層，讓民間的說唱有了曆史故事，民間文化也接受了上層的價值。但是，下層的東西，並沒有因此而戴上籠頭，該野跑，還是野地裏瘋跑。子不語的怪力亂神，依舊在下層肆虐，一個個的野神問世，再一個個地死掉。巫婆神漢，裝神弄鬼，淫祀淫祠，遍於國中，即便上層提倡理學，也無可奈何。忠孝仁義，老百姓是接受了，因為孝道對他們的生活有好處。但是，下層的民間說唱裏，凡是皇帝，都不是什麼好東西，不是偏心小老婆，就是放縱老丈人小舅子胡鬧。奸臣為惡，多半是皇帝的親戚。凡屬忘恩負義，貪戀女色的缺德事，多半都有皇帝的份兒。好些民間戲劇，裏麵的皇帝經常被他們的臣子追打，非得狼狽萬分地答應很多條件之後，才能被放過。對於老百姓來說，皇帝固然該供著，但卻沒有什麼好皇帝。要說造反，沒什麼人敢，但嘲弄一下皇帝解解氣，也是應有之義。
到了明清時節，士大夫聽昆曲，老百姓聽高腔，老百姓的玩意兒，都是藝人口傳心授，內容亂七八糟。今天我們聽到的京劇，已經經過文人修飾，但依舊充斥著野性，充斥著跟忠君愛國打架的貨色。想想它的前身，會是怎麼樣呢？
皇權的不確定性——官場機會主義之源
機會主義這個概念，原本出於法語opportunisme，原意為妥協和應付，後指政壇中那些沒有定見，沒有操守，隨機應變的政客行為。在時髦的製度主義經濟學裏，機會主義泛指為追求利益最大化，不講規矩的投機行為。後來，在中國這個詞被高度政治化，用來進行黨內鬥爭。我今天講的，是原初意義上的機會主義。自古以來，中國官場機會主義盛行。雖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無論儒家怎樣強調士大夫道德操守，都未能遏製牆頭草式的機會主義。草隨風擺，而風就是那個淩駕於官場之上的皇帝。
雖說，自秦漢以來，中國一直都是官僚化的帝製結構。皇帝要憑借官僚這個中介才能統治國家，皇帝的家天下，實際上並不完整，或多或少，是要跟官僚士大夫共天下的。但這樣的結構，官僚機器，隻是帝製的車輪，在多數情況下，帝製的權力譜係，說了算的是皇帝。皇權的意誌，決定著官僚製的品質，也決定著官僚製的細節。
守規矩、遵法製、走程序的理性官僚製，是現代國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近代的西方世界，在完成自身的理性官僚製建設之時，曾經吸取了中國古代官僚製的一些因素，比如科舉考試的形式。這一直是令我們某些學者沾沾自喜的。但是，中國古代那麼漫長的官僚製曆史，卻沒有完成自身的理性化建設。客觀地說，我們隻為他國的官僚現代化，提供了一個片段。考試取官，從形式上看，的確是理性官僚製的一個重要因素。但當初隋唐建製，其動機卻跟官僚製如何沒有什麼關係。無非是鑒於前朝教訓，防止貴族壟斷官職，進而削弱貴族，強化君權。顯然，自魏晉南北朝以來，朝廷官員再貴族化的過程，已經極大地架空了君權。這樣一個貴族無視君權，君權隻能靠武力硬撐的格局，無法支撐一個大一統帝國，更無法滿足君權之上的心理需求。除此以外，順便，還有一個“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的小算盤。晚清最後一個探花，科舉製度的研究者商衍鎏說：“世之言科舉者，謂其使草野寒畯，登進有路，不假憑藉，可致公卿。然究其旨，實欲舉天下之賢智才能，鹹納於其彀中，舍是難以自見。”無疑是有道理的。
當然，科舉選官的製度，的確也加強了中國官僚製的理性化程度，但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然後就再也不走了。隨著這個製度越來越嚴密，程序越來越刻板。通過考試選拔出來的人才，也愈發精英化，或者說儒家士大夫化。雖說從隋唐到清，曆朝科舉規範不一，程序也不盡相同，但濫竽充數者卻並不多見。別的製度，到一定程度就鏽蝕荒廢了，但唯獨科舉製度，一直到清末1905年廢科舉，最後一科的考試，依然一本正經。取中的進士，依然為人看重，三鼎甲，還是三鼎甲。
但是，科舉製度的嚴整，卻沒有讓官僚行為程式化和規法化。即使科甲正途出身的官員，行為差距之大，也有天壤之別。清廉和貪腐的差別有如天壤，清官可以像海瑞、於成龍那樣，自己的官服除外，家人破衣爛衫，吃頓肉掂量再三。而貪官可以像嚴嵩、和珅那樣，富可敵國，日食萬錢，猶雲無下著處。抄家之後，皇帝都可以吃飽了（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官員個人行為差距也大，喜歡唱戲的，轄境內到處都是戲台，換一個道學家，所有戲台都能給你拆了。開明一點的，境內商業發達，換一個腦筋頑固的，刻意興農抑商，則商人就倒了黴。
當然，官員的行為模式，往往是以皇帝的喜好為風向標的。所謂楚王好細腰，後宮多餓死。其實不僅僅是後宮，絕大多數的官員，都跟著皇帝的喜好走。唐代李商隱是以寫愛情詩聞名的，但他的愛情詩，其實每每以男女之情喻君臣之遇。臣子就是哀怨的女人，而男人則是那個可以福之禍之的君王。夫唱婦隨，是應理應份的。中國曆史的第一個皇帝秦始皇，跟他的丞相，也就是官僚機構的首腦李斯之間，有過一個小故事：“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時在旁者，皆殺之。”李斯隨從車馬過盛，很是招搖，皇帝看了不高興。隨行的宦官就把這事告訴了李斯，李斯於是輕車簡從，低調起來。秦始皇馬上知道身邊有人泄密，又審不出來，於是把當時在身邊的人都殺了。官員要看皇帝的喜好行事，而皇帝卻偏偏不想讓官員知道自己的喜好，刻意讓他們去揣摩，猜測，進而迎合，由此測量官員們的效忠程度。
一般來說，皇帝喜歡什麼，一個朝代就興什麼。漢初皇帝喜歡黃老，臣子們就清靜無為。東漢皇帝喜歡儒生，則臣子們多為經學家。唐初皇帝喜人上書言事，則多諍諫之徒。到晚唐，皇帝喜歡佛教了，則多禮佛之士。清代嘉慶之後，皇帝提倡節儉，帶頭穿補丁衣服，則滿朝文武都打了補丁，有的補丁，比衣服本身還貴。
皇帝行為的不確定性，勢必導致官員行為無法程序化、規範化。而且，皇帝行為的不確定，往往是由統治術決定的，屬於皇帝的刻意為之。首先，官員需要知道皇帝喜好，但皇帝絕對不允許官員們了解和掌握他的喜好。雖然後來人未必有秦始皇那樣狠，但也會禁止身邊人泄露他的意向。這就是為什麼一向為人看不起的閹人，始終會成為王朝政治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明朝宦官之禍甚烈，皇帝並不都是明武宗、明熹宗那樣的昏君，但宦官的權勢，卻一代比一代高漲。明人筆記記載，有一老太監說：“張先生入朝（指張珙），我輩還要打拱。後至夏先生言，我們隻是平言看看。今嚴先生嵩，與我們拱拱手。”朝臣每況愈下，而太監水漲船高。很多時候，不見得宦官都會把持朝政，即使他們不把持朝政，甚至像清末李蓮英那樣，對朝政一言不發。但隻要他是皇帝或者太後的紅人，官員們都會巴結他。在清末，不僅李蓮英，甚至比李蓮英檔次低的太監，都是朝中大臣交結的對象。其目的很簡單，官員就是通過他們了解朝中的信息，太後和皇帝的動向，以便在議政的時候，總是提出令皇帝和太後滿意的意見。每個朝代，都差不多。
按道理，君臣意見相左，經過討論，是有利於決策的。好的皇帝，應該廣泛征求意見，博采眾長，才能做出好的決策。但這樣的好皇帝，實在是太少了。多數的皇帝，就是喜歡官員迎合自己，攔都攔不住。既然如此，那就痛快地把自己的意見公諸於眾不就結了？不行，就是要讓臣子們去猜，去揣摩。讓他們去爭寵，固寵，相互競爭，撕咬，自己方便控製、操控他們。皇帝的行為，屬於最高機密，天威深不可測。這樣的神秘感，即使沒有，也要製造出來。每個王朝麵目不同，但多數王朝都外儒內法，崇尚權術，甚至迷信權術。這幾乎成為中國式帝製的一種標誌性符號，誰當家，都不會改變。
其次，這樣的帝製也會有一些特別的製度安排，刻意強化皇帝行為的不確定性。比如明清兩朝，都實行低俸製。如果按法定的官員工資，官員和家人隻能半饑半飽地過日子。但是，絕大多數官員，都可以通過政務，上下其手，談不上是貪汙，就獲得大量的灰色收入。如果說，白色收入屬於合法的，黑色屬於不合法的，而灰色則介於兩者之間。也就是說，明清兩朝的官員，白色收入部分非常小，而灰色收入部分非常大。盡管雍正實行了耗羨歸公，另發養廉銀，擴大了白色收入的份額，但總的說來，灰色收入部分，還是相當的大。事實上，官員如果讓家人活得體麵一點，比較好地完成政務，非沾灰色收入不可。有了灰色收入，即使官員不貪，多半會因此而發家致富，做一任地方官，做一輩子的富家郎。對於這些，皇帝一清二楚，但就是不肯加以改變。確定性地增加官員白色收入，讓他們從白色收入中，就可以得到一個富足體麵的生活。這樣做，實際上就是把所有的官員（除了極少數幾個冬烘之外），都置於違法犯罪的狀態。隻要他想整誰，就可以整誰，怎麼整對方都沒話說。不挨整，就是皇恩浩蕩，挨整，就是罪有應得。把皇帝操控官員的空間，加到最大。
官員的權力來源是皇權，權力的合法性依據，也是皇權。所以，皇帝要怎麼樣，官員隻能跟著。迎合得好，從中獲利就大。升官發財，榮華富貴。隻有在皇帝特別昏聵，明顯違反常識，違反人情道理，造成重大災禍之時，官員才可能憑借儒家倫理，對皇帝提出批評，違抗皇帝的意誌。而這樣的批評諍諫，即使遭致皇帝的打擊報複，也會青史留名。有些對名聲有特別愛好的官員，有可能做出這樣的選擇。而在多數情況下，皇帝的行為，都處於道德的灰色地帶，說不清皇帝的意誌肯定是錯的，或者不符合儒家倫理的。所以，理性選擇的結果，人們更多地趨向於順從皇帝。就算皇帝真的錯了，而且大錯特錯，但反抗的結果，往往是自己和家人悲慘遭遇。未來的好評，很難抵消現實的悲劇，所以，曆朝曆代，做冒死諍諫忠臣者都是少數。
所以，皇帝行為的不確定性，實際上必然會被傳統的統治術放大。而這種不確定性，也勢必引發官員行為的投機性。官場機會主義盛行，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每個朝代，都免不了機會主義，即使所謂明君當朝，也是如此。迎合明君“英明”，比如納諫的行為，像魏征那樣拚命提意見，實際上，也是一種機會主義。隻是，這種機會主義的後果比較好而已。所以，中國盡管有兩千多年官僚製的傳統，但理性官僚製度，卻一直都沒有建立起來，官場機會主義，當然也難以得到官場內部的遏製。
君主製的近代轉型，其實都是從限製君權，具體地說，是限製君主行為的不確定性開始的。英國的大憲章運動，被史家視為憲政運動的起點。其實就是英國的貴族和新興資產者通過跟國王共同簽訂的一個憲章，限製國王無度的征稅。此後一步步對君主權力限製越來越多，最終發展成為君主立憲製的國家。作為中國立憲運動摹本的“一戰”之前的德國和日本，當時還沒走到英國的境地。但也有了憲法和議會。日本的天皇，大權在握，但畢竟有憲法，而且帝國議會對“預算和法律有‘協讚’權”。事實上，隻要有議會和憲法，君權就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製。別的不講，行為的隨意性就會大大減少。實際上，當年德國和日本的立憲，限製君權隻是一個次要任務，更重要的任務是減少君主行為的不確定性。君主如果不是像日本天皇那樣，深居簡出，較少發表意見，就是像德國皇帝那樣，必須在法律之下行動。同時，由於建立了理性的文官製度，文官的行為主要依據法律和自身的規則，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官場上的機會主義。
清末1905年開始的預備立憲，同樣也有一個限製君權，規範君主行為的目的。這不僅是士紳的需要，也是當時多數官員的需要。1904年日俄戰爭之後，中國朝野立憲呼聲之高，是皇帝和太後無法置之不理的。也正因為如此，以西太後為首的滿清統治者才會妥協，答應實行預備立憲。作為西太後派出考察各國憲政的核心人物的端方，回國後寫的《列國政要》，推崇意大利憲法，但上折建議實行立憲，卻是仿效日本。而在宣布預備立憲之前，進宮給太後和皇帝講憲政的留學生曹汝霖，講了半天，也主要是講日本的憲政狀況，還特別提到日本的憲政，實際上是學德國的。後來，出台欽定憲法大綱，成立準議會資政院，都是比照著日本。當然，從端方到西太後，之所以學日本和德國，主要是因為這兩國的所謂立憲，君權比較重。在西太後和端方看來，即使立憲，皇帝還是大權在握。大清國，隻多了點東西，沒有少什麼。
但是，預備立憲一旦進入行動程序，各省的準議會諮議局和中央的準國會資政院一成立，事情就變了。盡管資政院的大部分議員都是欽定的。但人們發現，君權包括代表君權的各省督撫之權，還是被大大地抑製了。督撫想增加點稅，居然怎麼都不行了。資政院居然多次提出議案，彈劾代表君權的軍機處。即使頑固勢力發動反擊，京師大學堂的監督劉廷琛反過來彈劾資政院，竟然也無法削減資政院的火力。如果不是當家的滿人親貴胡來，執意收權，得罪了全國的士紳，以致於辛亥革命發生，皇帝被推翻，中國的憲政，早晚會走到英國的道路上去。
對於中國這樣的國家，官場的機會主義無疑是一種強腐蝕劑。小官迎合大官，大官迎合皇帝。行政行為，不管麵說得多麼好聽，終歸隻為了討上麵的好。投其所好，變成了流行病。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大興土木，橫征暴斂。這樣的行為，隻要是皇帝喜歡的，臣子肯定會玩命地推行，即使惹出民怨，官逼民反，也在所不惜。清末的皇權，比起清朝中期，已經相當衰落了。但官員們對於當家的西太後，隻敢在一些小事上，比如護軍和太監衝突案上，有所諍諫。凡是西太後比較在乎的大事，比如甲午年她的六十大壽，即使在國家危機之際挪用了海軍經費，也沒有人說半個不字。反而紛紛拿出錢來，報效太後，抓緊機會拍馬屁。連有外國人擔任的總稅務司，也學會了中國人這一套，捐錢給西太後過壽，讓西太後樂開了花。
這樣的機會主義，具體過程就是，首先要體會上麵的意圖，隻要摸準了意圖，確定上麵有這樣的偏好，有這樣的意圖，哪怕天塌下來，我也照樣做。做了等於挖坑埋了上司，但這個坑當時卻非挖不可。當然，這樣的官場機會主義，最大的受害者，其實是民眾和國家，王朝顛覆，人死大半，國家多年積累的財富毀於一旦。以後多少年，都恢複不了元氣。
進入民國之後，袁世凱在錯誤的集權道路上越走越遠。當他的權力接近皇帝之際，他的意誌，就再一次變成了全體官員的意誌。當他要稱帝的時候，很多人明知道可能是陷阱，但卻沒有人提醒他。機會主義又一次大泛濫，舉國上下，一致擁戴。各省傳到中央政府的擁戴書，都是一模一樣的。等到他真的跳進了陷阱，才發現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可是已經晚了。
中國的曆史告訴我們，無論官場的機會主義危害有多大，隻要最高統治者的行為沒有納入法律之下，接受憲法的約束，可以依著自己的性子胡來，以自己的好惡決定官員的升遷。那麼這樣的機會主義，就永遠消除不了。不管政體是帝製還是共和，機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在什麼時候，都可以挖坑把最高統治者埋了，毫不憐惜。
客觀地說，如果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度，這樣的機會主義危害還小點。因為，中國的社會基礎在農村，而農村基本上是自治的。官場隻要不大折騰，農村都能自己運轉。但是，如果這樣的機會主義擱在一個走向城市化和現代化的國家，恰好這個國家的政府權力還超大，科舉製不健全，官員又缺乏士大夫倫理的約束，官場機會主義，隻能比古代為禍更烈。官員迎合式的折騰，小則危害地方，大則坑害國家。一個政策出台，沒有修正劑，沒有刹車裝置，動輒上千億、幾萬億砸出去，等到發現錯了，已經鑄成大錯，無法挽回了。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刹車的隻有一個人，或者最高層的幾個人，而車輪啟動，恰好是迎合了最高層的偏好。那麼指望來自最高層的刹車製動，當然是不可能的。
權力集中在一個明君身上，如果這個明君足夠地明智，有充分的雄才大略，的確可以高效地實現很多大目標。但是，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今天的世界，是一個自發自生的世界，對政治領袖的要求，不是雄才大略，英明決策，而是不犯或者少犯錯誤，尤其不犯大錯誤。最大限度地遏製官員的機會主義，眼睛向下，以民眾的利益為政治的出發點。從這個意義上講，以規範領導人行為，減少領導人行為不確定性的憲政，是無論如何都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