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話與權力
如果泛義地講，權力是無所不在的。從這個角度理解，權力無非就是支配力，隻要有能力支配他人，就意味著擁有權力。然而，我們今天講的權力，僅限於政治領域，隻討論由於強力或者政治製度規定了的支配和被支配關係。
中國有兩千多年的帝製曆史，如果加上此前的王製時期，中國三千七百多年的曆史，就是帝王將相的曆史。這個曆史裏，雖然有“民”，有“氓”，有“黔首”，但民眾在曆史裏，隻是一團模糊的身影。曆史，就是支配者的曆史。也就是說，曆史的敘事，隻是權力支配的敘事。今天的人們，比較喜歡說權力異化這個概念。但是，其實沒有什麼權力異化這回事。支配者使用權力，如果沒有顧忌和障礙，百分之百都是趨於無限擴張的，最終，都讓人受不了。
中國曆史上的統治者，權力的來源，都是強力，或者說暴力。以馬上打天下，是一個通則，任何人不能例外。即使通過宮廷政變奪天下，背後也是武力，沒有武力的支撐，就沒有逼宮，更沒有政變。但是，馬上打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也是一個統治的通則。以武力運作的方式統治，無一例外，都是短命的。即使像中世紀蒙古這樣世界公認的強大軍事力量，按武力模式統治，也就維持了不到百年。五代十國軍閥統治時期，五個朝代，總共五十一年，平均每個朝代十年多一點。皇帝寶座傳到兒子，屁股沒坐熱，朝代就傾覆了。被支配者民眾的活動，在平時沒有多少記錄，可一旦民不堪命，民變蜂起之時，模糊的民，就成了主角了。
也就是說，權力可以用武力奪取，但如果權力的使用不講道理，沒有節製，那麼，二世而亡，就是迫在眉睫的現實。反過來，恰是這個嚴峻的現實，才使得權力的擁有者，對於使用權力要講道理，有所節製。
講道理，有兩個層次的內容，第一是大道理，按孔子的說法，是仁政，孟子解釋說，之所以要行仁政，是因為“民為邦本”。就是說，民是統治者的最大資產，沒有了這個資產，就成了窮光蛋，孤家寡人，也就沒本錢統治了。第二是有什麼說什麼。首先是把事情應該怎麼辦的道理原原本本說出來，不打埋伏，實話實說。其次是不隱瞞實情，不對上級搞信息封鎖，尤其是不能蒙蔽皇帝。所以，講道理，實際上就是說實話。
沒有一個皇帝喜歡被人蒙蔽，沒有一個皇帝嘴上不說喜歡臣子說實話。而且，隻要實話說得比較多，王朝就興旺，實話沒有人說，謊言充斥，王朝就注定衰亡。但是，現實的王朝政治，實話實說，還真是個難事。犯顏直諫，在史書上絕對是美德，但在現實中，卻非常稀少。固然，像秦二世那樣，被蒙蔽到鹿馬不分，對外界的真實情況一無所知；像明熹宗那樣，隻顧埋頭嬉戲或者做木工，外麵的事情不聞不問，應該屬於極端狀況。但是，完全不被蒙蔽的皇帝，還真的就不存在。盡管，韓非子教了好些不被蒙蔽的權術高招，帝王們很聽話地照搬施用，同時，用雷霆之怒，嚴酷的刑責，懲罰欺蒙者，但是，還是消弭不了被欺蒙的可能。不僅皇帝如此，每個上級，也都如此。一級蒙一級的可能性，永遠都存在。
這是因為，擁有支配性權力的人，本能上不喜歡實話實說。人性的弱點，就是目好好色，耳喜恭維之聲，說白了，就是喜歡聽好聽的話。文明程度越高，這樣的弱點就越是明顯。人人都知道，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但大權在握之輩，聽得進逆耳的忠言，都是被迫的。中國曆史上，漢唐並稱盛世，簡單地說，就是這兩個朝代，對實話容忍度高一些。但這個高容忍度的前提，是因為這兩個朝代，前麵的朝代都是二世而亡。殷鑒不遠，不容他們不謹慎。
在帝製時代，君主或多或少能夠納直言，聽得進意見。或者說，按照實話的邏輯，對權力的行使有所規範。客觀地說，是因為他們的權力，有一些有形和無形的限製。第一種限製，是大道理的限製。中國大一統帝國的建立，憑借的是法家思想。但是，法家思想利於打天下，鞏固江山卻不靈。所以，後世皇帝獨尊儒術的選擇，等於承認在最高權力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道理的存在。在政治上，“皇權接受一個更高的意識形態的指導製約，士人官僚的‘規諫’構成了製約皇權、調節政治的重要機製。”大道理不僅要放在廟堂之上，而且需要通過士人官僚不斷地實話實說，才能對君主的權力構成製約。
第二種限製，是製度。王朝的製度，都是經君主同意確立的。權力的行使，要按製度的軌道走。這裏本身，就蘊含著對權力的製約。漢文帝時，發生在廷尉張釋之身上的一個故事，非常耐人尋味：“頃之，上（指漢文帝，筆者注）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駕，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皇帝可以自己執法，把驚了你的馬車的人殺掉，但如果交給廷尉（漢初主管司法的官員），那麼就是進入了司法和製度軌道，就得按法律和製度辦。這就是製度的製約。後世史家，公認漢唐的製度有其優越性。其優越性，很大程度上在於它的集體決策機製，任何重大決策，必須經過朝廷重臣的集體討論，朝議和廷爭，才能拍板。在這個過程中，參與者可以實話實說，而不必擔心受懲罰。即使形成了決策（詔令），某些專門的機構，比如門下省，也可以封駁，即打回去重議。而禦史台的諫官，也可以提意見，讓皇帝回心轉意。
當然，對皇帝權力最大的限製，是士大夫官僚群體。自漢朝之後，官僚基本上由儒家士大夫擔任。而儒家士大夫，一向以儒家倫理的闡釋者自居，有修齊治平之誌。為帝王師，是他們生活事業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說，他們自以為有引導、規勸君主的使命。反過來，君主一般也以“與士大夫共天下”為信條。接受指導，接受規勸，是一個“明君”的基本形象。就情勢而論，大一統的帝製國家，皇帝必須依靠官僚們來統治天下，如果沒有官僚的協助，他將寸步難行。所以，必須接受官僚體係的製約。
顯然，這三種限製，之所以能成為限製，關鍵是皇帝本身還有所忌憚。擔心自己做了亡國之君，擔心祖宗江山亡於頃刻，也擔心因為自己的行為不當，留下萬世的罵名。如果他像隋煬帝那樣，覺得即使是跟士大夫們比才學，他也該做皇帝，覺得自己無所不能，如果他像秦二世和明熹宗那樣，根本沒有長大，心智停留在兒童狀態，一味貪玩，專心胡鬧，那麼，他在理論上，就可以無法無天了，任何限製，都對他不起作用。人性的弱點，威力巨大。作為君主，就本心而論，他們其實更樂意不受限製，不聽規勸，任著自己的性子來。選擇接班人，是皇權政治的頭等大事。皇帝選擇接班人，按規矩是一回事，論喜好則是另一回事，一種不講道理的胡來。但是，從漢朝開國皇帝漢高祖開始，就喜歡這樣胡來。原本已經按規矩，定下了皇後生的長子劉盈為太子，但他晚年偏愛寵妃戚夫人，非要廢掉劉盈，立戚夫人生的兒子為太子。禦史大夫周昌是個結巴，聞訊隻會結結巴巴地抗議，“期期知其不可”，“期期不奉詔”。但能說會道的儒者叔孫通，則說：“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而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後與陛下攻（共）苦食啖，豈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最後打動了劉邦，收回成命，縮了回去，說換太子不過開玩笑而已（“吾特戲耳”）。顯然，如果不是出於害怕亡國的擔憂，秦亡的陰影作祟，即使聰明如漢高祖劉邦，也一樣會任著性子，聽自己喜歡的女人的耳邊風，擅自改動繼承人。而且一幹到底，不管大臣們的勸阻。
所以，我們看到，在整個帝製的曆史上，盡管君主們知道，實話實說對他們的統治有莫大的好處，但他們卻一直在做一種反向的努力，盡力削減人們說真話、說實話的空間。所以，即使在唐朝，也是蘇味道這樣的模棱宰相做得比較長。而李林甫這樣諸事順著皇帝說，事事逢迎皇帝的宰相，幹得也是風生水起。李林甫這樣的人，不僅自己不說實話，也不許別人說，讓諫議之官去學禦馬監的儀仗馬，一聲不響。我們偉大的詩人杜甫，在擔任左拾遺（皇帝身邊的諫議官）時，就因為多了句嘴，丟了烏紗帽。從盛唐到晚唐，皇帝也一直在降低宰相們的官銜，好讓他們沒那麼大的資本，跟自己爭吵。進入宋代，一直在皇帝身邊，坐而論道的宰相們，忽然之間，就沒有了座位。有種說法，是宋太祖做皇帝的時候，前朝降臣範質為相，欲有文字進呈，宋太祖說：“我看不清，你走近點。”偷偷令宦官把範質的座位撤了，從此，宰相上朝無座。也有材料說，其實就是因為範質故意諂媚，自己不要座位，開了一個惡例。近世著名文史學者陳登原先生認為，宰相沒有座位，就是“由於範質之逢迎”。但是，這樣的逢迎，跟皇帝的喜好，有著密切的關係。作為範質這樣的宰相，不敢在皇帝麵前有座位，其實是出於皇權的無形壓力。
到了明代，一身流氓氣的開國皇帝，把宰相也給廢了。而且開創了帝製國家特務政治的先例，設立錦衣衛、東西廠，走法外的軌道，口銜天憲，隨意迫害群臣。禦史台（明代叫都察院）裏再也沒有了專門給皇帝提意見的諫議官，禦史隻對下，不對上。而繼承明製的清代，自負的皇帝，連士大夫修齊治平的權利都給剝奪了。在他們看來，治國平天下，是皇帝的職責，跟士大夫有什麼相幹。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就是跟皇帝爭天下。甚至，傳統的士大夫對儒家經典的解釋權，也被皇帝收去。乾隆皇帝解經，被拍馬屁的臣子奉為經典之上的經典。後來的臣子讀經，隻能按皇帝意思來，越軌，就是離經叛道。為了讓士大夫們徹底閉嘴，清代的文字獄，一個接一個，在動輒獲咎的情況下，士大夫們隻好去做樸學，埋頭考據。在這種根本不讓人說話的政治氣氛裏，乾、嘉、道三朝元老曹振鏞的名言，多磕頭少說話，成為清代臣子們必須遵行的準則。很多臣子，把磕頭當成了健身體操，每日練習。在清朝，磕頭甚至是一門功課，一門技術，需要前輩來傳授的。所以，做臣子的，大道理是絕對不能講了，要講，也得皇帝自己講。即使皇帝垂詢，臣子們也隻能就皇帝的意思，說一點技術性的話。皇帝要求臣子的，隻是做事。別妄想做大臣，隻能做奴才。甚至到了晚清，大清江山都需要靠在野的士大夫練鄉團來拯救了，在西太後的評價體係裏，能做事，還是對臣子的最好褒獎。
君主的專製程度越高，人們說實話、說真話的空間就越狹窄。當君主可以肆無忌憚地憑一己的好惡，甚至一時性起，一時的氣憤福人禍人，勢必會引來越來越密集而高調的逢迎和奉承。君主如此，坐鎮一方的高官，也是如此。人性如此，隻說好聽話的人，在權力場中，會得到好報，官場中人，會自動地用馬屁來換取他們需要的一切。而不會，也不樂意這樣做的人，就越來越被疏遠。被馬屁灌飽了的人，一般來說，都會出現兩種病症：一是自我膨脹，覺得自己無所不能，無所不知；二是不大能容忍與自己判斷不同的意見，至於刺耳的實話，則更是要暴跳如雷，繼而大張撻伐。
有了這樣的病狀之後，一般來說，無論是臣子，還是下屬，都不會在他們的耳邊說他們不喜歡聽的話了。即使不出於逢迎求官求財的動機，有誰樂意討不自在呢？反過來，這些有權的猛人，也就特別容易被人包圍，根本無從了解下麵的真實情況。如果還有人想挽回時局，想方設法說點實話，透露一點真實的信息，也隻能走迂回路線。把真話和實話，變成一種變相的馬屁，迂回地灌進去。舉一個例子，光緒六年八月，西太後身邊的太監李三順，奉西太後之命，送食物給西太後的妹妹。出宮時忘記帶腰牌，被午門的護軍攔下。爭吵之中，太監恃寵驕橫，把食盒摔在地上，回去稟報西太後，護軍無理。結果西太後大怒，非要治一幹護軍死罪不可。這樣的事，明明是護軍按製度規定辦的，沒有過錯，但西太後就是偏聽太監的一麵之詞，非要法外加刑，嚴懲護軍。事情一出，朝野大嘩。可是任誰來勸，西太後就是不聽，固執己見。最後，張之洞上了一個奏折，從愛護西太後，維護宮中安全的角度，來勸西太後，西太後才聽進去了一點。任是如此，最後的處理結果，護軍雖然保住了性命，但還是受到了懲罰。
後來，甲午之戰，中國慘敗，為了保住朝廷，不得已推行變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參與變法的謀臣不會講話，得罪了西太後。一個明明非變法不能自存的局麵，西太後就是不管不顧，毅然發動政變，廢止了變法，差點將國家推入萬劫不複的深淵。
一個國家的政治，若是到了實話不能實說，非得繞著彎子說，迂回地說，把實話變成馬屁來說，才能於時局有所小補的時候，政治空氣就已經相當惡劣了。這種時候，我們看到，有責任的熱血之士，如果還想在體製內做點事，就非得把自己變成八麵玲瓏的琉璃蛋，變成特別會說話的巧嘴八哥。否則，就隻好投身反叛隊伍，致力於推翻現實政治了。這是實話的扭曲，但從根本上說，是政治的扭曲。這樣的扭曲嚴重了，離政治塌台，也就不遠了。
所以，我們看到，通過對傳統政治的考察，沒有什麼權力異化這回事。權力隻要絕對化，就必定是無法無天的。權力是要人來行使的，而人，則是有人性弱點的。古往今來，人們一直期待有權者通過自身的道德修養，實現自我約束，不再放縱權力。但是，迄今為止，無一成功。即使像漢文帝和唐太宗這樣的千古稱頌的明君，他們的明智，他們的從諫如流，也是建立在對亡國的忌憚上的。而且在骨子裏，對犯顏直諫的人，都不喜歡。這一點，從著名的直諫之臣魏征死後的遭遇，就可以看出。曆史告訴我們，單憑統治者的明智、大度來容忍實話，盡管實話對他們有利，也是靠不住的。人人都不喜歡一言堂，但都是不喜歡別人一言堂，自己一言堂感覺還是相當爽的。正因為人有這樣的弱點，很難靠自己的道德修養克服的弱點，所以，對權力的約束，才是良好政治所必須具備的條件。
從曆史上看，作為儒家思想載體的士大夫，他們中的某些人以天下為己任的道德情懷，的確構成了政治中說實話的要素。曆朝曆代，都有一些不怕殺頭，而堅持說實話的人。但是，也正是儒家的性善說的出發點，使得人們在建構製度的時候，始終難以將用製度和法律克製人性之惡，作為重點。總是把製度的最後一道防線，放給人的道德自覺。結果，一次次演出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曆史循環劇。
今天的國人，當然應該繼承古之士大夫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情懷，修齊治平的道德責任感，但是，我們還應該著力修建我們製度的堤防，防止人性中惡的成分在不適當的時候溢出。古今世事大變，古代的人們，也許會想到今天的人類可以輕鬆地在天上飛來飛去，也但絕對想不到會有互聯網，汗牛充棟的書籍，都可以輕鬆地放到網上，化為鼠標的一點。可是，人性的變化，其實並不大。人性的弱點，是超越國界，超越地域，超越信仰，超越時空，也超越意識形態的。對人性惡的防範，是人類的共同課題，也許，一萬年，都還要接著做，未有窮期。
換一個角度談左傾思潮
左右之分，據說源於法國大革命後的國民公會，有些比較激進的年輕人，總是坐在左邊，於是被人視為“左派”。直到今天，歐美的左派，依舊有激進和下層取向的內涵。中國人政治上分左右，始於國民革命，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後，國民黨就分成了左、中、右。在那時，左跟激進一直有不解之緣，中共黨史上講的左傾錯誤，其特征也是激進，不講策略，盲動冒進。但是，在改革開放之後，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幾次左傾思潮的回歸，雖然無不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但脫去意識形態外殼，究其實質，左和右的分野，跟近代中國曆史上的改革與保守，趨時與頑固，其實很相近。當下，左派的光譜相當複雜，但幾次左傾思潮的複歸，其發動者所表現出來的特征，基本就是保守派，甚至是頑固派，他們不希望改變，不希望改變既有的規則，既有的運行軌跡。改革出了問題，難以為繼，他們“藥方隻販古時丹”，一門心思從過去的套路中找解藥，認為現在的問題，就是因為今人背離了傳統。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屢次出現左傾思潮的複辟，每次左派的言論，大同小異，大抵就是這個套路。這個套路，跟當年晚清的頑固派倭仁、徐桐之輩的高論，實在是太相似了。相對而言，我們平常所說的右派，有時倒有激進的意思。
進入近代之後，世界變化很快。但作為後發國家，一個具有古老傳統和曆史的國家，中國的變化尤其大，可以說是天翻地覆。在中國與西方發生全麵接觸之前，中國有一個天下，西方有一個世界。我們的天下，天圓地方，有中心有邊緣，而我們則居於天下的中心。方位如此，文化更是如此。但西方的世界，則是一個圓圓的地球，沒有中心，也沒有邊緣。特別要命的是，西方的世界，有一個正在發育的資本主義體係。這個體係，像海嘯一樣衝擊著整個世界。終於，他們來了，西方用他們的堅船利炮，把我們的天下打碎，拉著我們進入他們的世界。
他們的世界，不僅用槍炮征服了我們，而且用輪船、火車、電線征服了我們。不管保守的士大夫怎樣痛心疾首，嫉洋如仇，當中國的土地上，出現第一條洋人修建的鐵路時，朝廷還將之買下拆掉，但普通百姓，卻對這樣一些實用的洋玩意兒，表現出空前的熱情。隻要有這個財力，人們很喜歡乘坐輪船和火車。有機會拿槍造反的農民，不論多麼的土，都不排斥洋槍洋炮。中國人，雖然沒有意識到西方強大的物質力量背後，其實有製度和文化的支撐，但對這個物質力量本身，卻很難抗拒。
當然，抵製洋貨的官僚士大夫，其實很少像徐桐那樣，身體力行，一點洋貨不沾。他們對於西方先進器物的抵抗，總的來說，是比較勉強和微弱的。真正的抵抗，發生在製度和精神層麵。客觀地說，西方的世界，對中國古老的文化所產生的衝擊，無疑是巨大的。當年決意西化，脫亞入歐的日本，一度線裝書大批被丟棄的慘狀，也曾令漢學家們痛心疾首，如喪考妣。作為亞洲儒家文化之源的中國，在屢屢的文化受挫甚至受辱麵前，怎麼可能無動於衷？但現實就是殘酷的，幻想仁義忠信可以當幹戈舟楫的倭仁，最終發現，仁義忠信還真的當不了幹戈舟楫。無論儒家倫理把人心改造成什麼樣子，在西方的堅船利炮麵前，都無濟於事。
多數的頑固派，無論古今，其實對西方的物質文明，都是服氣的，很多人隻是幻想，能否用一種精神力量來抵禦這個文明。倭仁想的是仁義忠信，徐桐想的是義和團的刀槍不入法術，更後來的人，則幻想某種思想的巨大力量。當然，精神戰勝物質的幻覺，很容易在現實麵前破滅，所以，後來的頑固派，則退守第二道防線，死守製度和精神文化的戰壕，不許變革。從晚清開始，這些人就覺得西方的優勢，無非是以物驕人，借強大的物質力量壓人，而在製度和精神文化層麵，並沒有可以服人的東西。在文化層麵上對西方加以蔑視，是頑固派一貫的做派，也是他們一以貫之的一廂情願。
李鴻章講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今天並沒有結束。中國紅色革命的發動者，在引來列寧主義這個火種的時候，他們是激進的變革者。從不耽於害怕變革的動蕩，勇於探索一條現代化的新路，取得成功之後，更是開始空前規模的現代化建設。可是，這條印有蘇聯模式的道路，自身存在許多的問題，一旦主政者發現這條路有了問題，勇敢地改道市場路線之後，傳統的改革與保守的紛爭就又被激活了，隻是以新的概念、新的方式重現而已。一旦時機成熟，保守和頑固的勢力就會抬頭，憑借各種有利因素，在社會上攪起很大的風潮。
在轉型的路上，中國人已經走了一百多年。今天的中國，已然跟西方一起，進入21世紀。中國人的衣食住行，市場行為，從硬件到軟件，跟西方已經沒有任何的不同。今天中國人身外之物，跟西方人沒有任何的區別，連我們住的房子，用的家具，都是西式的。中國對西方的文化，大多數精神產品，也都有了深度的了解。好萊塢的大片，已經成為中國院線的主打產品。連一向陌生的人權、隱私等觀念，都深入人心。但是，保守派的觀點，卻奇怪地跟他們的前輩出奇地一致。他們依舊頑固地堅持，西方的優勢，僅僅在於物質文明。即使這個優勢，不用學習西方，如果中國人能發揚自己的傳統（首先是革命傳統），也一樣可以超越。
過去的頑固派和今天的極左派，其實是可憐人，無非是不想改變，或者回到過去。他們對變化，有著莫名的恐懼，他們是害怕因變化失去或者已經失去的人。長期的教育，讓他們形成了對傳統，包括革命傳統的強固連接。尤其是某些體製內的左派，離開了這個傳統，他們就沒有了生存的依托，或者說賴以驕人的資本。如果說，晚清的頑固派，對於自己的信仰，還有的具有某種真誠，但今天的體製內左派，固執地眼望過去，其實背後無不有自利的功利動機。
固然，中國在外人看來，是個保守的國家，但保守的勢力卻並不天然擁有群眾基礎。改革三十多年，幾次左潮湧動，幾乎次次都不得人心。主張改革的人，未必事事合民眾的口味，但保守的頑固勢力，也隻是在特定的政治環境裏，才好興風作浪。由於改革本身的問題，轉型的公平和公正沒有很好地落實，沒有得到改革紅利的民眾眾多，感到失落的人眾多，不滿意的人更多。也有很多人，基於文化積習，習慣向後看，以懷舊抒發對現實的不滿，但這些人卻未必是左潮的天然群眾基礎。左潮的掀動者，固然能借助於一些過時的革命口號，打出民族主義的大旗，打動一部分民眾。但他們跟受損的民眾之間，卻很少有利益鏈接。不僅體製內左派，不肯為民眾做事，就連公認的草根左翼領袖，也無此興趣。
不可否認的是，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主張改革之人，話語權的確要大一些。因為他們的主張，順應了世界的大勢。改革與保守之爭，持續了這麼多年，從晚清一直延續到今天，保守一方，說來說去，無非是老調子。他們之所以能折騰出事來，幾乎每次都是要靠權力的動搖和默許。一百多年來，盡管中國一直在走向世界，期間也有倒退和曲折。有些時候，統治者對於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也會產生猶豫。而上層的權力之爭，更會使改革進程複雜化。每當這種時候，保守的逆流就會回光返照。晚清自甲午戰爭之後的改革進程，之所以出現戊戌政變，進而庚子之變的大倒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西太後和光緒二人出現了權力之爭，被頑固派利用。權力之爭，被披上意識形態外衣的時候，往往意味著災難。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也是如此，隻有當局在前進道路上三心二意、猶豫不決的時候，左潮才會借勢而起。
本來，人類已經走到了21世紀，各種聲音、各種主張，都冒出來是個好事。觀念的多元，意見的多元，是一個國家的福分。如果當局能審時度勢，製定規則，提供平台，能允許各種意見平等地討論。盡管中國民眾教育程度不高，但道理還是會在辯論和討論中明晰化。如果有人不願意出來討論，動輒喊打喊殺，自然會被淘汰。若要站得住腳，自然要擺事實講道理。進入網絡時代，世界變化太快，政黨需要與時俱進，政黨的意識形態也需要與時俱進。實事求是，一直都是當今執政者賴以成功的法寶，麵對已經跟現實情況不符的意識形態的某些提法，理所應當加以改進。
跟當年被拉進西方世界的中國不一樣，走到今天，中國早已進入了他們的世界。跟世界接軌，既是政府和民眾的願望，也是一個不可逆轉的事實。如果說，當年被拉進他們的世界，我們隻能做一個小夥計，今天，則切實有了掌握主流話語，進而參與製定議事規則的資格。這個資格的大小，既取決於國力，也取決於我們的話語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的世界，也就成了我們共同的世界。其實，即使我們不樂意走向世界，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世界上還存不存在世外桃源我不知道，但至少中國是不可能自外於世界的。
雖然說，一百五十多年來，那種想把中國拉回去開倒車的思潮，不管多麼囂張，都隻是曇花一現。但在這一現中，一樣可以造成巨大的破壞。也許，再過一萬年，持可笑理由的頑固派，都還會有。哼哼今不如昔的九斤老太，還會繼續哼哼。改革開放以來，每次左潮來襲，善良的人們都是想將之隔離在政治領域，但卻每每對經濟造成惡的影響。但願，這樣的衝擊會梯次性降低，不要讓政治風波危及社會和經濟，進而造成全局的動蕩。
曆史告訴我們，左潮泛濫，害人害國，中國最大的危險，就是這種不合時宜的向後看的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