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道理，君臣意見相左，經過討論，是有利於決策的。好的皇帝，應該廣泛征求意見，博采眾長，才能做出好的決策。但這樣的好皇帝，實在是太少了。多數的皇帝，就是喜歡官員迎合自己，攔都攔不住。既然如此，那就痛快地把自己的意見公諸於眾不就結了？不行，就是要讓臣子們去猜，去揣摩。讓他們去爭寵，固寵，相互競爭，撕咬，自己方便控製、操控他們。皇帝的行為，屬於最高機密，天威深不可測。這樣的神秘感，即使沒有，也要製造出來。每個王朝麵目不同，但多數王朝都外儒內法，崇尚權術，甚至迷信權術。這幾乎成為中國式帝製的一種標誌性符號，誰當家，都不會改變。
其次，這樣的帝製也會有一些特別的製度安排，刻意強化皇帝行為的不確定性。比如明清兩朝，都實行低俸製。如果按法定的官員工資，官員和家人隻能半饑半飽地過日子。但是，絕大多數官員，都可以通過政務，上下其手，談不上是貪汙，就獲得大量的灰色收入。如果說，白色收入屬於合法的，黑色屬於不合法的，而灰色則介於兩者之間。也就是說，明清兩朝的官員，白色收入部分非常小，而灰色收入部分非常大。盡管雍正實行了耗羨歸公，另發養廉銀，擴大了白色收入的份額，但總的說來，灰色收入部分，還是相當的大。事實上，官員如果讓家人活得體麵一點，比較好地完成政務，非沾灰色收入不可。有了灰色收入，即使官員不貪，多半會因此而發家致富，做一任地方官，做一輩子的富家郎。對於這些，皇帝一清二楚，但就是不肯加以改變。確定性地增加官員白色收入，讓他們從白色收入中，就可以得到一個富足體麵的生活。這樣做，實際上就是把所有的官員（除了極少數幾個冬烘之外），都置於違法犯罪的狀態。隻要他想整誰，就可以整誰，怎麼整對方都沒話說。不挨整，就是皇恩浩蕩，挨整，就是罪有應得。把皇帝操控官員的空間，加到最大。
官員的權力來源是皇權，權力的合法性依據，也是皇權。所以，皇帝要怎麼樣，官員隻能跟著。迎合得好，從中獲利就大。升官發財，榮華富貴。隻有在皇帝特別昏聵，明顯違反常識，違反人情道理，造成重大災禍之時，官員才可能憑借儒家倫理，對皇帝提出批評，違抗皇帝的意誌。而這樣的批評諍諫，即使遭致皇帝的打擊報複，也會青史留名。有些對名聲有特別愛好的官員，有可能做出這樣的選擇。而在多數情況下，皇帝的行為，都處於道德的灰色地帶，說不清皇帝的意誌肯定是錯的，或者不符合儒家倫理的。所以，理性選擇的結果，人們更多地趨向於順從皇帝。就算皇帝真的錯了，而且大錯特錯，但反抗的結果，往往是自己和家人悲慘遭遇。未來的好評，很難抵消現實的悲劇，所以，曆朝曆代，做冒死諍諫忠臣者都是少數。
所以，皇帝行為的不確定性，實際上必然會被傳統的統治術放大。而這種不確定性，也勢必引發官員行為的投機性。官場機會主義盛行，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每個朝代，都免不了機會主義，即使所謂明君當朝，也是如此。迎合明君“英明”，比如納諫的行為，像魏征那樣拚命提意見，實際上，也是一種機會主義。隻是，這種機會主義的後果比較好而已。所以，中國盡管有兩千多年官僚製的傳統，但理性官僚製度，卻一直都沒有建立起來，官場機會主義，當然也難以得到官場內部的遏製。
君主製的近代轉型，其實都是從限製君權，具體地說，是限製君主行為的不確定性開始的。英國的大憲章運動，被史家視為憲政運動的起點。其實就是英國的貴族和新興資產者通過跟國王共同簽訂的一個憲章，限製國王無度的征稅。此後一步步對君主權力限製越來越多，最終發展成為君主立憲製的國家。作為中國立憲運動摹本的“一戰”之前的德國和日本，當時還沒走到英國的境地。但也有了憲法和議會。日本的天皇，大權在握，但畢竟有憲法，而且帝國議會對“預算和法律有‘協讚’權”。事實上，隻要有議會和憲法，君權就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製。別的不講，行為的隨意性就會大大減少。實際上，當年德國和日本的立憲，限製君權隻是一個次要任務，更重要的任務是減少君主行為的不確定性。君主如果不是像日本天皇那樣，深居簡出，較少發表意見，就是像德國皇帝那樣，必須在法律之下行動。同時，由於建立了理性的文官製度，文官的行為主要依據法律和自身的規則，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官場上的機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