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1905年開始的預備立憲，同樣也有一個限製君權，規範君主行為的目的。這不僅是士紳的需要，也是當時多數官員的需要。1904年日俄戰爭之後，中國朝野立憲呼聲之高，是皇帝和太後無法置之不理的。也正因為如此，以西太後為首的滿清統治者才會妥協，答應實行預備立憲。作為西太後派出考察各國憲政的核心人物的端方，回國後寫的《列國政要》，推崇意大利憲法，但上折建議實行立憲，卻是仿效日本。而在宣布預備立憲之前，進宮給太後和皇帝講憲政的留學生曹汝霖，講了半天，也主要是講日本的憲政狀況，還特別提到日本的憲政，實際上是學德國的。後來，出台欽定憲法大綱，成立準議會資政院，都是比照著日本。當然，從端方到西太後，之所以學日本和德國，主要是因為這兩國的所謂立憲，君權比較重。在西太後和端方看來，即使立憲，皇帝還是大權在握。大清國，隻多了點東西，沒有少什麼。
但是，預備立憲一旦進入行動程序，各省的準議會諮議局和中央的準國會資政院一成立，事情就變了。盡管資政院的大部分議員都是欽定的。但人們發現，君權包括代表君權的各省督撫之權，還是被大大地抑製了。督撫想增加點稅，居然怎麼都不行了。資政院居然多次提出議案，彈劾代表君權的軍機處。即使頑固勢力發動反擊，京師大學堂的監督劉廷琛反過來彈劾資政院，竟然也無法削減資政院的火力。如果不是當家的滿人親貴胡來，執意收權，得罪了全國的士紳，以致於辛亥革命發生，皇帝被推翻，中國的憲政，早晚會走到英國的道路上去。
對於中國這樣的國家，官場的機會主義無疑是一種強腐蝕劑。小官迎合大官，大官迎合皇帝。行政行為，不管麵說得多麼好聽，終歸隻為了討上麵的好。投其所好，變成了流行病。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大興土木，橫征暴斂。這樣的行為，隻要是皇帝喜歡的，臣子肯定會玩命地推行，即使惹出民怨，官逼民反，也在所不惜。清末的皇權，比起清朝中期，已經相當衰落了。但官員們對於當家的西太後，隻敢在一些小事上，比如護軍和太監衝突案上，有所諍諫。凡是西太後比較在乎的大事，比如甲午年她的六十大壽，即使在國家危機之際挪用了海軍經費，也沒有人說半個不字。反而紛紛拿出錢來，報效太後，抓緊機會拍馬屁。連有外國人擔任的總稅務司，也學會了中國人這一套，捐錢給西太後過壽，讓西太後樂開了花。
這樣的機會主義，具體過程就是，首先要體會上麵的意圖，隻要摸準了意圖，確定上麵有這樣的偏好，有這樣的意圖，哪怕天塌下來，我也照樣做。做了等於挖坑埋了上司，但這個坑當時卻非挖不可。當然，這樣的官場機會主義，最大的受害者，其實是民眾和國家，王朝顛覆，人死大半，國家多年積累的財富毀於一旦。以後多少年，都恢複不了元氣。
進入民國之後，袁世凱在錯誤的集權道路上越走越遠。當他的權力接近皇帝之際，他的意誌，就再一次變成了全體官員的意誌。當他要稱帝的時候，很多人明知道可能是陷阱，但卻沒有人提醒他。機會主義又一次大泛濫，舉國上下，一致擁戴。各省傳到中央政府的擁戴書，都是一模一樣的。等到他真的跳進了陷阱，才發現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可是已經晚了。
中國的曆史告訴我們，無論官場的機會主義危害有多大，隻要最高統治者的行為沒有納入法律之下，接受憲法的約束，可以依著自己的性子胡來，以自己的好惡決定官員的升遷。那麼這樣的機會主義，就永遠消除不了。不管政體是帝製還是共和，機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在什麼時候，都可以挖坑把最高統治者埋了，毫不憐惜。
客觀地說，如果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度，這樣的機會主義危害還小點。因為，中國的社會基礎在農村，而農村基本上是自治的。官場隻要不大折騰，農村都能自己運轉。但是，如果這樣的機會主義擱在一個走向城市化和現代化的國家，恰好這個國家的政府權力還超大，科舉製不健全，官員又缺乏士大夫倫理的約束，官場機會主義，隻能比古代為禍更烈。官員迎合式的折騰，小則危害地方，大則坑害國家。一個政策出台，沒有修正劑，沒有刹車裝置，動輒上千億、幾萬億砸出去，等到發現錯了，已經鑄成大錯，無法挽回了。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刹車的隻有一個人，或者最高層的幾個人，而車輪啟動，恰好是迎合了最高層的偏好。那麼指望來自最高層的刹車製動，當然是不可能的。
權力集中在一個明君身上，如果這個明君足夠地明智，有充分的雄才大略，的確可以高效地實現很多大目標。但是，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今天的世界，是一個自發自生的世界，對政治領袖的要求，不是雄才大略，英明決策，而是不犯或者少犯錯誤，尤其不犯大錯誤。最大限度地遏製官員的機會主義，眼睛向下，以民眾的利益為政治的出發點。從這個意義上講，以規範領導人行為，減少領導人行為不確定性的憲政，是無論如何都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