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如果泛義地講，權力是無所不在的。從這個角度理解，權力無非就是支配力，隻要有能力支配他人，就意味著擁有權力。然而，我們今天講的權力，僅限於政治領域，隻討論由於強力或者政治製度規定了的支配和被支配關係。
中國有兩千多年的帝製曆史，如果加上此前的王製時期，中國三千七百多年的曆史，就是帝王將相的曆史。這個曆史裏，雖然有“民”，有“氓”，有“黔首”，但民眾在曆史裏，隻是一團模糊的身影。曆史，就是支配者的曆史。也就是說，曆史的敘事，隻是權力支配的敘事。今天的人們，比較喜歡說權力異化這個概念。但是，其實沒有什麼權力異化這回事。支配者使用權力，如果沒有顧忌和障礙，百分之百都是趨於無限擴張的，最終，都讓人受不了。
中國曆史上的統治者，權力的來源，都是強力，或者說暴力。以馬上打天下，是一個通則，任何人不能例外。即使通過宮廷政變奪天下，背後也是武力，沒有武力的支撐，就沒有逼宮，更沒有政變。但是，馬上打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也是一個統治的通則。以武力運作的方式統治，無一例外，都是短命的。即使像中世紀蒙古這樣世界公認的強大軍事力量，按武力模式統治，也就維持了不到百年。五代十國軍閥統治時期，五個朝代，總共五十一年，平均每個朝代十年多一點。皇帝寶座傳到兒子，屁股沒坐熱，朝代就傾覆了。被支配者民眾的活動，在平時沒有多少記錄，可一旦民不堪命，民變蜂起之時，模糊的民，就成了主角了。
也就是說，權力可以用武力奪取，但如果權力的使用不講道理，沒有節製，那麼，二世而亡，就是迫在眉睫的現實。反過來，恰是這個嚴峻的現實，才使得權力的擁有者，對於使用權力要講道理，有所節製。
講道理，有兩個層次的內容，第一是大道理，按孔子的說法，是仁政，孟子解釋說，之所以要行仁政，是因為“民為邦本”。就是說，民是統治者的最大資產，沒有了這個資產，就成了窮光蛋，孤家寡人，也就沒本錢統治了。第二是有什麼說什麼。首先是把事情應該怎麼辦的道理原原本本說出來，不打埋伏，實話實說。其次是不隱瞞實情，不對上級搞信息封鎖，尤其是不能蒙蔽皇帝。所以，講道理，實際上就是說實話。
沒有一個皇帝喜歡被人蒙蔽，沒有一個皇帝嘴上不說喜歡臣子說實話。而且，隻要實話說得比較多，王朝就興旺，實話沒有人說，謊言充斥，王朝就注定衰亡。但是，現實的王朝政治，實話實說，還真是個難事。犯顏直諫，在史書上絕對是美德，但在現實中，卻非常稀少。固然，像秦二世那樣，被蒙蔽到鹿馬不分，對外界的真實情況一無所知；像明熹宗那樣，隻顧埋頭嬉戲或者做木工，外麵的事情不聞不問，應該屬於極端狀況。但是，完全不被蒙蔽的皇帝，還真的就不存在。盡管，韓非子教了好些不被蒙蔽的權術高招，帝王們很聽話地照搬施用，同時，用雷霆之怒，嚴酷的刑責，懲罰欺蒙者，但是，還是消弭不了被欺蒙的可能。不僅皇帝如此，每個上級，也都如此。一級蒙一級的可能性，永遠都存在。
這是因為，擁有支配性權力的人，本能上不喜歡實話實說。人性的弱點，就是目好好色，耳喜恭維之聲，說白了，就是喜歡聽好聽的話。文明程度越高，這樣的弱點就越是明顯。人人都知道，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但大權在握之輩，聽得進逆耳的忠言，都是被迫的。中國曆史上，漢唐並稱盛世，簡單地說，就是這兩個朝代，對實話容忍度高一些。但這個高容忍度的前提，是因為這兩個朝代，前麵的朝代都是二世而亡。殷鑒不遠，不容他們不謹慎。
在帝製時代，君主或多或少能夠納直言，聽得進意見。或者說，按照實話的邏輯，對權力的行使有所規範。客觀地說，是因為他們的權力，有一些有形和無形的限製。第一種限製，是大道理的限製。中國大一統帝國的建立，憑借的是法家思想。但是，法家思想利於打天下，鞏固江山卻不靈。所以，後世皇帝獨尊儒術的選擇，等於承認在最高權力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道理的存在。在政治上，“皇權接受一個更高的意識形態的指導製約，士人官僚的‘規諫’構成了製約皇權、調節政治的重要機製。”大道理不僅要放在廟堂之上，而且需要通過士人官僚不斷地實話實說，才能對君主的權力構成製約。
第二種限製，是製度。王朝的製度，都是經君主同意確立的。權力的行使，要按製度的軌道走。這裏本身，就蘊含著對權力的製約。漢文帝時，發生在廷尉張釋之身上的一個故事，非常耐人尋味：“頃之，上（指漢文帝，筆者注）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駕，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皇帝可以自己執法，把驚了你的馬車的人殺掉，但如果交給廷尉（漢初主管司法的官員），那麼就是進入了司法和製度軌道，就得按法律和製度辦。這就是製度的製約。後世史家，公認漢唐的製度有其優越性。其優越性，很大程度上在於它的集體決策機製，任何重大決策，必須經過朝廷重臣的集體討論，朝議和廷爭，才能拍板。在這個過程中，參與者可以實話實說，而不必擔心受懲罰。即使形成了決策（詔令），某些專門的機構，比如門下省，也可以封駁，即打回去重議。而禦史台的諫官，也可以提意見，讓皇帝回心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