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的專製程度越高，人們說實話、說真話的空間就越狹窄。當君主可以肆無忌憚地憑一己的好惡，甚至一時性起，一時的氣憤福人禍人，勢必會引來越來越密集而高調的逢迎和奉承。君主如此，坐鎮一方的高官，也是如此。人性如此，隻說好聽話的人，在權力場中，會得到好報，官場中人，會自動地用馬屁來換取他們需要的一切。而不會，也不樂意這樣做的人，就越來越被疏遠。被馬屁灌飽了的人，一般來說，都會出現兩種病症：一是自我膨脹，覺得自己無所不能，無所不知；二是不大能容忍與自己判斷不同的意見，至於刺耳的實話，則更是要暴跳如雷，繼而大張撻伐。
有了這樣的病狀之後，一般來說，無論是臣子，還是下屬，都不會在他們的耳邊說他們不喜歡聽的話了。即使不出於逢迎求官求財的動機，有誰樂意討不自在呢？反過來，這些有權的猛人，也就特別容易被人包圍，根本無從了解下麵的真實情況。如果還有人想挽回時局，想方設法說點實話，透露一點真實的信息，也隻能走迂回路線。把真話和實話，變成一種變相的馬屁，迂回地灌進去。舉一個例子，光緒六年八月，西太後身邊的太監李三順，奉西太後之命，送食物給西太後的妹妹。出宮時忘記帶腰牌，被午門的護軍攔下。爭吵之中，太監恃寵驕橫，把食盒摔在地上，回去稟報西太後，護軍無理。結果西太後大怒，非要治一幹護軍死罪不可。這樣的事，明明是護軍按製度規定辦的，沒有過錯，但西太後就是偏聽太監的一麵之詞，非要法外加刑，嚴懲護軍。事情一出，朝野大嘩。可是任誰來勸，西太後就是不聽，固執己見。最後，張之洞上了一個奏折，從愛護西太後，維護宮中安全的角度，來勸西太後，西太後才聽進去了一點。任是如此，最後的處理結果，護軍雖然保住了性命，但還是受到了懲罰。
後來，甲午之戰，中國慘敗，為了保住朝廷，不得已推行變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參與變法的謀臣不會講話，得罪了西太後。一個明明非變法不能自存的局麵，西太後就是不管不顧，毅然發動政變，廢止了變法，差點將國家推入萬劫不複的深淵。
一個國家的政治，若是到了實話不能實說，非得繞著彎子說，迂回地說，把實話變成馬屁來說，才能於時局有所小補的時候，政治空氣就已經相當惡劣了。這種時候，我們看到，有責任的熱血之士，如果還想在體製內做點事，就非得把自己變成八麵玲瓏的琉璃蛋，變成特別會說話的巧嘴八哥。否則，就隻好投身反叛隊伍，致力於推翻現實政治了。這是實話的扭曲，但從根本上說，是政治的扭曲。這樣的扭曲嚴重了，離政治塌台，也就不遠了。
所以，我們看到，通過對傳統政治的考察，沒有什麼權力異化這回事。權力隻要絕對化，就必定是無法無天的。權力是要人來行使的，而人，則是有人性弱點的。古往今來，人們一直期待有權者通過自身的道德修養，實現自我約束，不再放縱權力。但是，迄今為止，無一成功。即使像漢文帝和唐太宗這樣的千古稱頌的明君，他們的明智，他們的從諫如流，也是建立在對亡國的忌憚上的。而且在骨子裏，對犯顏直諫的人，都不喜歡。這一點，從著名的直諫之臣魏征死後的遭遇，就可以看出。曆史告訴我們，單憑統治者的明智、大度來容忍實話，盡管實話對他們有利，也是靠不住的。人人都不喜歡一言堂，但都是不喜歡別人一言堂，自己一言堂感覺還是相當爽的。正因為人有這樣的弱點，很難靠自己的道德修養克服的弱點，所以，對權力的約束，才是良好政治所必須具備的條件。
從曆史上看，作為儒家思想載體的士大夫，他們中的某些人以天下為己任的道德情懷，的確構成了政治中說實話的要素。曆朝曆代，都有一些不怕殺頭，而堅持說實話的人。但是，也正是儒家的性善說的出發點，使得人們在建構製度的時候，始終難以將用製度和法律克製人性之惡，作為重點。總是把製度的最後一道防線，放給人的道德自覺。結果，一次次演出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曆史循環劇。
今天的國人，當然應該繼承古之士大夫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情懷，修齊治平的道德責任感，但是，我們還應該著力修建我們製度的堤防，防止人性中惡的成分在不適當的時候溢出。古今世事大變，古代的人們，也許會想到今天的人類可以輕鬆地在天上飛來飛去，也但絕對想不到會有互聯網，汗牛充棟的書籍，都可以輕鬆地放到網上，化為鼠標的一點。可是，人性的變化，其實並不大。人性的弱點，是超越國界，超越地域，超越信仰，超越時空，也超越意識形態的。對人性惡的防範，是人類的共同課題，也許，一萬年，都還要接著做，未有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