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們現在的研究生招生狀況是相當令人堪憂的，隨著大學的大規模擴招，質量下降，社會上把研究生視為“過去的本科”。隨著研究生招生力度的加大，招生腐敗日益增加，各種糗事層出不窮。從某種意義上講，社會普遍對學校和教授喪失了信任，很多考生落榜，尤其是那些初試分比較高的考生落榜，首先想到的就是“招生舞弊”四個字，網上許多類似的招生事件，其實未必都是導師作弊，但大家眾口一詞，百口莫辯。北大這種公開增加自己學生比例之舉，估計也會被視為另一種形式的舞弊。
教育行政部門麵對如此的壓力，采取的辦法是加大行政監控的力度，盡量使研究生（目前還是碩士階段）考試高考化。試卷糊名，統一判卷，老師圈禁，甚至統一出題，試題給出標準答案，等等，而且這種趨勢大有蔓延之勢，估計不久的將來，博士生考試也會在很大程度上高考化。事實上，這種方式的考試，隻能有利於那些不看書，從大一開始就一心複習考研的人。把研究生考試，變成另一個層麵的高考，等於是消解掉研究生教育最後一點“研究性”。
事實上，在研究生層次，尤其是博士階段，如果非要有入學考試的話，考試應該是更加個性化的，理所應當賦予學校和導師更大的權力，真正實現學校和導師自主招生，招他們認為應該招的人，不用各種規範化的考試來擋三擋四。無論是外校，還是本校生，一個尺度，單一的學術尺度，無論外校還是本校，研究生的大門，隻對愛讀書的人敞開。問題是，這樣自主之後，學生畢業的出口，一定要嚴，碩士作為博士的一個台階（職業碩士除外），不用寫論文，但博士資格考試，博士論文答辯，一定要嚴格把關，絕不能像現在這樣，隻要考試進了門，最後都能出去，博士資格考試和論文答辯，變成互捧臭腳的師生聯歡。能做到寬進嚴出，關鍵在於，所有帶學生的教授，要有這樣的自律：有不像樣的博士論文從自己手下溜過，意味著恥辱，等於變相的學術不端。
然而，我們現在的學界，沒有一個公認的學術標準，也沒有形成一個學術共同體，學者沒有職業道德，更沒有學術榮譽感。很多教授，甚至是名牌大學的教授，自己都不知道學術為何物，在社會科學領域，大量政治宣傳的東西，也被當成學術發表，公然排列在學校的學術成果中。有的教授雖然知道什麼叫學術，但對於各種學術不端行為，從抄襲到腐敗，滿不在乎，出了問題，學校為了麵子，也不會深究。
在這種情況下，研究生教育，實際上已經走到一條死胡同裏。都知道研究生素質下降，但為了應付社會輿論壓力，還隻能在強化入口上打主意，越是規範化入學考試，研究生培養水平就越是下降。走出這個死胡同，辦法隻有一個，那就是切實整頓學術秩序，給學者以自主權，靠學者的自身力量，來建立學術標準，維護學術道德，嚴肅學術紀律，把那些混事的、舞弊的、抄襲的、憑借自身權力侵吞他人成果的所謂教授學者，統統清除出去，第一步，要讓學者有廉恥，重建自身的學術榮譽。
中國的大學，走過了百多年的曆史，曾經，我們的大學已經走出了文憑時代，這個出走，是以蔡元培北大的改革為標誌的，可是到今天，我們居然又轉了回來。奇怪的是，在已經早就不包分配的情況下，學生對於學校的要求，還隻是文憑，而學校方麵對於教會學生如何適應社會需要，也沒有多少改進，甚至感受不到改進的壓力。社會對於大學的期待，好像就是一個蓋章發文憑、戴方帽子的所在。
標準答案化生存
標準答案，是我們中國做教師最熟悉的東西，從小學、中學到大學，不僅要按標準答案判作業，判考卷，而且還要把標準答案精神灌輸給學生，讓他們牢記，學習就是向標準答案看齊，別的一切免談。不知從什麼開始，我們的教育決策者認為，這個世界的所有問題，都存在有唯一的標準答案，而這些答案就存在於我們的教科書和與之配套的教學參考書的編寫者的腦袋裏，當然，他們已經無私地把這些答案貢獻在了他們編寫的教材裏，然後融化在教師的血液裏，再然後由教師之手，融化在所有學生的血液中，我們偉大的教育過程就算大功告成。
如果因此認為標準答案僅僅存在於學校的學科裏，那就錯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需要標準答案，而且還真的就有標準答案。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中國人很少能見到外國人，凡是外國人，尤其是非社會主義國家的外國人有可能去的地方，上級都會發下一種標準答案，如果哪個倒黴的真的碰上了“鬼子”，而且被問到這些問題，就按標準回答，如果對方不按預設的問題問的時候，也有標準答案，四個字：無可奉告。
如果有人認為，標準答案僅僅是用來對付洋鬼子的，那又錯了。事實上，在那個時代，很多關於國家、社會、人生、家庭、婚姻的大道理，都有標準答案，在正式的場合，多數被獲準站起來回答的人，差不多都可以回答得大致不錯，連口吻都相去無幾。當然有些頭腦不靈的農民兄弟，死活教不會，背不下來，則另當別論。實際上，應付外賓的下發標準答案，無非是一種特殊情況的補充答案。
說起來，中國最早主張生活標準答案化的人，應該算墨子，他似乎很討厭“一人一議，十人十議”的狀態，追求一個人說了、大家跟著的境界。可惜，此老和他的門徒，從來沒有掌權當家，頂多幫人守守城池什麼的，因此這麼好的主張怎麼也實行不了。法家的幹將們一度很吃香，但是他們幹脆取消了老百姓回答問題的權力，讓所有人都必須傻癡癡地聽君主一個人說，即使說錯也不算錯，無所謂對與錯。而儒家則從始至終處於答案不統一的狀態，從孔老夫子開始，一個問題，初一十五不一樣，比如說仁，既說仁者愛人，又說，克己複禮為仁。幸好沒過多長時間就被尊為至聖先師，從此沒人敢追問到底老人家為什麼前後不一，隻好各自關起門來暗中揣摩，因此，總免不了彼此吵架，吵到不可開交，就告到皇帝那裏，武力解決，你死我活。隻有輪到農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當家了，才定出標準答案，所有人，以朱熹說的為準，但卻僅限於考試，考完了試，大家想亂說，還是免不了私下亂說，直說到非聖刺孔而後止。等到滿族人進了關，諸事認真起來，時不時來場文字獄，才嚇得士大夫自己把嘴巴封上，轉身埋頭去搞考據。但老百姓說話，依舊各說各的，胡言亂語，在所難免，民間小知識分子，各逞才能，民間戲曲，不僅對皇帝常常大不敬，而且對聖人也不那麼禮貌，出格的話比比皆是，一抓一大把。當官的，也隻好睜眼閉眼，總之，能做到如《紅樓夢》裏賈母說的那樣，大格不錯也就謝天謝地了。
真正開啟標準答案黃金時代的，是抗戰時期。抗戰時期的國家統帥是蔣介石，國家危難時分，蔣委員長認為國家意誌要統一，因此主張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大力度進行標準答案建設，可惜，總也沒人買賬，令人頭痛的異黨異說取締不了，一幹自由派知識分子，還要說東道西，連資本家都不安份，組織星期五聚餐會，對國事指指點點。
墨子所希望的標準答案化生存，前提是人世間出現超凡的聖賢，人們按聖賢指點的去做、去說，大家省心省事，天下太平。後來的標準答案，不僅有聖賢，而且有聖賢的思想，這種思想，標誌著真理，既然真理已經存在於世間，那麼人們能做的，就是按真理指引的方向前進便是，為了方便人們行進，哲學家們，或者某些秀才，隻需要將真理剪切或者說濃縮成一些簡明扼要的標準答案，無論什麼人，學習的任務，就是把這些答案背熟記牢，自然真理在握，可以戰天鬥地，鬥人，鬥那些不肯在真理麵前俯首帖耳的人。隻是，跟墨子的理想比起來，省心是省心，但事好像一點也不省。
今天，標準答案乖了一點，回到了學校裏，回到了某些特定的地方，比如天下第一村的華西村，在那裏，村民回答記者的問題，基本上都是一個模子。但是，說不定什麼時候，我們可愛而且可畏的標準答案，就會從學校裏從天下第一村裏溜達出來。
標語牌式的誠信
據報道，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為防止學生作弊，又有新招，考生須簽誠信保證書，方準進場。此舉引起了一點小小的爭議，某些考生對此感到不解。其實，這種招數，已經在若幹大學實行過了，無論什麼考試，學生隻要進場，首先填的不是學號姓名，而是考試誠信保證。
填了保證書就能保證考生行為誠信？不知道，反正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這種誠信保證書的效用，對於考生來說，不過是多了一道並不十分麻煩的手續而已，作弊者自作，不作弊者自不作，在保證書上簽的那個名，幾乎沒有任何影響。也沒有聽說簽了保證書之後，學生作弊，處罰要比沒簽訂的時候重。
但是，為什麼我們的教育部門，卻要如此賣力地推廣這種“杜絕”作弊的方式呢？道理很簡單，他們是當局，當局做事，自有當局的道理。君不見，凡是上級布置一個重要工作，下級政府除了開會傳達布置之外，往往要在當地的顯要位置，刷上若幹大標語，寫上認真貫徹、堅決執行之類的豪言壯語。現在時代多少有些進步，有的地方大標語不再刷在牆上，而是改掛橫幅了，但標語還是標語，凡是表示要抓一個事情，必須得有標語。標語掛出來，工作是不是抓了幹了，那兩說，但至少向上級表述了一種姿態：喳，我們對上級的指示很重視，工作已經布置下去。上級嘛，至少麵子上，已經可以過得去了。久而久之，當局發現這樣的表態分量需要加重，因為有些不識趣的上級領導有些不滿足了，於是，標語上往往出現“真抓實幹”這樣的字樣，類似於從前眾多王麻子剪刀鋪爭正統，在自家的店鋪招牌上加上“真”、“真真”、“真真真”。
大學裏眼下的誠信保證書，說白了就是這樣一種標語。大學生考試作弊泛濫，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英語四六級考試自然也不能例外，幾乎每年都有醜聞曝出。影響不好，上級領導不高興，主管部門要抓，怎麼辦？最方便的事，是弄個標語，畢竟是高等學府，掛橫幅缺乏創意，於是，誠信保證書來也。估計不久的將來，保證書上肯定還要加上修飾的定語，比如嚴肅、認真之類。
從古至今，考試不能作弊，本是天經地義，連不識字的農民都知道。考場紀律，學校規定，一直都寫得明明白白，每場考試，監考老師都得當堂宣讀，現有的法規，已經足夠了，根本沒有必要再脫褲子放屁，多道手續，之所以遏製不住作弊之風，很關鍵的一點，是教育部門和我們的老師出了問題。
的確，現在大學裏作弊之風遍吹，很多學生，對考試作弊，已經喪失了起碼的羞恥感，作弊成功，不僅不遮掩，反而加以炫耀，作弊，已經沒有了任何的心理障礙。為什麼？這是因為我們做老師的乃至我們的教育部門就經常作弊，而且帶領學生一起做，遠的不說，就說還在進行中的本科評估，不就是這樣嗎？學生考試打小抄，還偷偷摸摸，可是我們有些大牌教授，抄起別人的文章來，大模大樣，被揭發出來，還有臉跟人家打官司，關鍵是，這樣的教授，在學校裏，得不到任何處罰，教授照做，學官照當，學生照帶，課題照拿，大獎照評。
這樣的學校，這樣的教授，出些考試作弊的學生，奇怪嗎？我們可憐的當局，應對之道，大概也隻能掛個標語。
北大：大學乎，太學乎
這年頭，北大是個出新聞的地方，一方麵大家盯得緊，一方麵人家自己也喜歡露臉。這不，有消息傳出，北大自主招生，基本的條件之一是孝道，凡不孝順父母的孩子，不能被北大錄取。
已經有些日子了，國學複興，儒學複興，連帶著儒教、孔教一並都複興起來，祭孔變成國家慶典，孔子立像高聳入雲，以孔孟為中心的中華文化城，聽說也要興建了。已經有人在提倡小學生讀經，而且有人在實踐，也許，過不了多久，某部門真的會推出一個方案，小學教材就改成四書了。
這樣的儒學或者儒教的複興，能否讓中國的傳統文化真的興盛起來，我是不抱希望的，但卻可以立竿見影地有些成果，比如生出國學的若幹熱鬧，仿造《道藏》編出一套《儒藏》，再就是入學標準加入孝道雲雲。
孝順父母不是個壞事，但說“孝道”就比較麻煩。古今的孝，大有不同。古代才有孝道，所謂的孝道，是絕對而且單向的道德標準，是人之為人的基本尺度。孝道，要求人子，絕對服從父母。古代的法律，“忤逆不孝”，是十惡不赦之罪，但凡人子，被父母或者其他長輩送官告曰忤逆，無論事實怎樣，都是死罪。父母打死兒女，不過是輕罪，反過來，哪怕是挨打不過逃跑，父母在追逐中跌倒，傷或者死，兒子都會因此而判死刑。
自從清末新政以來，中國開始步入現代國家，法律體係進行改革，孝道在法律上的絕對標準就開始鬆動。後來從北大發起的新文化運動，雖說未必像批評者說的那樣，“覆孔孟，鏟倫常”，但“打倒孔家店”，推翻舊倫理、舊道德，卻是目標之一。從那以後，孝依然是國人的道德條目，但已經從絕對單向的生存尺度，變成了普通道德。在法律上，父殺子，一樣有罪，在日常生活裏，子要孝，但父也須慈，子女跟父母頂嘴，乃至吵架，不再像過去那樣是一種罪過。在今天，隻要不是對父母態度十分惡劣，比如棄養或者打罵，人們一般不會說子女不孝。反過來，說誰孝順，也不必再如二十四孝那樣，赤身喂蚊，臥冰求鯉，郭巨埋兒，或者如老萊子一般，七十多歲成天穿兒童服裝，弄個搖鼓東討父母的歡喜。
所以，在孝僅僅是普通道德的情況下，要求人們行孝，無非跟遵守其他公共道德一樣，沒有必要單獨拿出來說事，就算中國人特殊，看重傳統，可以把孝突出一點，但也不一定要高到哪裏去，因為在其他民族那裏，也都有要求孝順父母的內容，聖經的“十誡”，不也有這一條嗎？因此，在入學條件裏，單單拿出孝道來說事，如果不是別有用心，似乎沒有必要。現在公認不孝的孩子，其實跟打架鬥毆耍流氓沒多大的區別，任何學校如果知道了，都不會樂意要的。但是作為一個現代的教育機構，卻還真的不能因此而拒絕人家入學，嚴格地來講，隻要法律上沒有證明此人有罪，需要刑求入獄，學校就沒有權力剝奪他的教育權利，道德上有缺失的孩子，也需要教育，甚至可以說更需要教育。
北大自主招生，作為特殊人才的選拔，排除有劣跡者，可以理解，但是單把孝道拿出來說事，還是不合適的。特別這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以五四作為自己生日的大學（真的考證出來，絕對不可能是5月4號），做出這樣的舉措，實在具有諷刺意味。人們不禁要問，北大是大學乎，太學乎？如果是太學，當然沒得說，孝道當先，理所當然。但是先得把學校的招牌上的“大”字，添上一個點才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