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招生的黑箱
有消息說，清華、上海交大等五所大學，自主招生部分實行聯合招考。媒體很興奮，似乎抓著了大魚，認為這是高考改革的嚐試。
其實呢，這五校聯合招考，僅僅限於自主招生那5%的範圍之內，即便如此聯合的部分，也隻有共同基礎部分，麵試還是各搞各的；如果說此舉節省考生的費用，那也相當有限，隻省下一門課的考試費用，參加完清華的麵試，若要去上海交大，還是得去趟上海。
當然，如果能把這種自主招生聯考的模式，用來取代高考，的確是有意義的。隻不過，這樣的做法，民國時期早就有大學做過了，而且做得比現在這五校聯合還要好。如果真要改革，學學民國就行，用不著費心費力搞什麼古已有之的創新。
不過，就目前重點大學自主招生這個話題，我們倒是可以說點別的。當下重點大學5%的自主招生名額，來自於教育部的恩賜，據說是讓這些大學借此招一點具有特色的考生，滿足一下這些學校保持“特色”的需要。但事實上，這塊自主招生自留地，很多學校招生過程並不透明，實際上成為學校有關部門權錢交易的一種機會。由於自主招生可以大幅度降低分數，很多原本考不上這些大學的考生家長，就可以借機打通關節，讓自家孩子以特長生的身份，進入這些大學。很多學校，自主招生實際上是個黑箱，至少也是灰箱，因此，交易也就容易發生。在一些學校，自主招生要花錢成了公開的秘密，不僅花錢，還得有人。
首先，什麼是特長的學生，是言人人殊，沒有一個起碼的標準。最早，特長生專指文藝和體育兩個方麵，招來的學生，不會打球賽跑，就得能吹拉彈唱。現在特長的範圍似乎無限擴大了，參加過航模比賽，會寫詩，都叫特長。有錢的家長，花錢給孩子出本小說，出本詩集，都算有特長。即使根本無從查對這些小說和詩歌到底是誰寫的，也算。
其次，特長生招考的過程，往往不透明，誰能過關，能被淘汰，學校的有權者往往有很大的操控能力。筆者就聽到過很多故事，說是某人花了錢沒有找對人，結果最後一關被淘汰，某人找對了人，結果盡管麵試結果不好，依然過關等等。說的有鼻子有眼，有名有姓。筆者不是紀檢人員，沒有偵查案件的權力，也無力查個究竟。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自主招生肯定存在標準不統一、過程不透明、難以服人的問題。每年幾所重中之重的大學自主招生，都會引起網上的非議。這種招生，即使在這些特招人注目的大學，尚且存在爭議，至於那些人們不注意的學校，就更有問題了。
這些大學如果真的要進行自主招生的改革，首先要改的，我以為不是什麼聯合招考，而是自身的公開公正和透明。
爭狀元
年年高考，狀元都是個重大話題，狀元熱的背後，是名校的狀元爭奪戰，這兩年，由於有香港的大學來湊熱鬧，所以，爭奪戰打得特厲害，硝煙四起。財大氣粗如北大清華者，大筆大筆地往外扔錢，爭奪戰變成了砸錢的遊戲。有消息說，有一年重慶的狀元，在名校的你爭我奪之下，居然麵臨著無校可上的尷尬境地。
由於科舉遺風，所謂的狀元，一直受到人們的追捧，原本各省文理科各有狀元一名，後來發展到各市，甚至各縣都嚷嚷自己的“狀元”，狀元一出，眾山皆小，政府表彰，媒體熱捧，企業讚助，每年都會唱一段熱鬧非凡的“狀元戲”。各個名校，也對狀元青眼有加，拚命延攬，以至於到今天，成千上萬的誘餌高懸，甚至派人做工作，大力動員，北大和清華都有非挖到狀元而後止的雄心壯誌。
狀元真的就有那麼大的價值嗎？熟悉曆史的人都知道，曆史上的狀元，盡管仕途的大門對他們而言，開得比別個要大，但真正出息的並不多，成為名臣的，更是屈指可數。考試本來就有很大的偶然性，在很多情況下，一時的排名高低，根本不說明任何問題，考得好，未必都有真才實學，如果考試內容不合理，那麼考分的高低，就更難客觀地衡量一個人的水平，更談不上學識了。一般來講，從古至今的所謂狀元，固然多為個中翹楚，但絕不意味著他必然就是“天下第一”，曆史告訴我們，狀元本身就是考試排名中排在第一的人，其自身並沒有特殊的價值，更不一定比排名靠前的一群人具備比較多的含金量。有興趣的完全可以做這樣一個研究，看看到底社會的成功者們，有多少是“科名高第”。
我相信，作為中國大學金字塔塔尖的北大清華諸公，完全明白我所講的道理，他們到處搶狀元，說白了，跟教育無關，無非是在爭口閑氣，借以維護自家學界“老大”的地位。從前，在香港的大學沒有加入爭奪之時，各省的狀元，差不多非清華即北大，要爭，也是這倆牛校之間在爭，但是，由於近年香港的大學也來插上一腳，狀元大有走失的危險，媒體又上來湊熱鬧，使勁嚷嚷北大清華優勢不再，結果，人們就看到了這樣一個場景。
其實，從恢複高考不久，爭取狀元，就成為大學之間爭地位的一種方式，隨著國家對北大清華高額投入，其他大學在地位上不再有可能跟這倆牛校比拚，因此錄取狀元，就成了這倆牛校的專利，一種展示自己“牛氣”的標誌，爭奪在它們之間展開，誰爭的狀元多，誰就更牛一點，別個誰也不能染指，然而，現在居然有了競爭者，而且競爭力相當強勁，牛校，感到了危機。有危機感，是好事，總比硬撐著當阿Q強，但是，香港幾個名牌大學對北大清華構成的競爭，關鍵不在於給的獎學金多少，而是人家的學術自由，人家的教學質量，人家的國際化，人家的圖書資料，我們的牛校不在這些個方麵去競爭，反而爭著跟人家比給錢多，這樣比下去，不惟競爭變成了收買，最終是比不過人家的。
香港大學的存在，隻是一麵距離我們很近的鏡子，它們的招生容量有限，不可能真的把我們的好學生挖空，但是這麵鏡子的存在，卻照出了我們毛病，我們的醜陋，如果我們不改正我們的毛病，洗掉自家臉上的髒，反而用更髒的手段回應，那我們真的沒救了。
高考改革的一個思路
每年六月，高考都是全國的中心話題，從街談巷議，到報紙電台電視台，褒貶不一。尤其是作文，無論怎麼出題，大家都是一個嘲罵。高考改革，專家早就議論紛紛，個別省區還進行了改革嚐試，但是，迄今為止，成效甚微，都知道高考必須改，否則素質教育、創新教育，無從談起，但是到底怎麼改，莫衷一是。
顯然，以今天的高等教育規模，恢複建國前各個高校、或者若幹高校聯合自行出題考試的路子上去，是不可能的，主要的障礙在技術上，以今天如此大的招生規模，各個學校自主招生考試，成本太大。此前上海複旦和交大進行的招生考試改革，雖然在方向上是對的，但方法上卻大有問題，這種各校自主、麵試錄取的考試形式，顯然隻能適用於上海本地的考生，對於上海以外的考生來說，基本上不可行，很難想象全國各地所有報考複旦和交大的考生全部湧到上海，考完之後再大批離去，而其中的大部分人根本沒有機會。如果由學校派出人員到各地麵試，那麼即使僅僅在地級市設點，學校的成本大到不可接受的地步，也依然遠遠不能滿足考生的要求，因為還有大批的縣和鄉鎮考生要付出額外的旅費和住宿費用，這對於來自農村的考生，尤其不公平。
同樣，采用美國那種以高中成績為主、參考老師推薦意見的錄取方式，至少在目前的中國，也不可行。當下中國誠信氛圍的缺失，已經達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前些年某些重點大學曾經實行文史哲班招部分的保送生的辦法，但就其現狀而言，作弊之嚴重，已經到了無法容忍的地步，以至於難以為繼。
事實上，在高校招生問題上，留給我們施展拳腳的空間很小，我們既要確保高等學校的入學有一個可信的程序，不至於後門開得比前門還大，從而確保老百姓對入學選拔有起碼的信心（這一點，目前的高考製度是能做到的），同時，我們又必須改革，不能讓高考變成中國教育的指揮棒。這樣的話，事實上我們隻有一條路可以走，那就是保留現有的考試機構，讓這些機構依然擔負組織高校入學考試的職責，但是考題由各個高校來出，考卷也由高校自己判。
可以這樣來做：每年的考試依然統一組織，統一時間，但考期可以延長，比如一個月。現存的考試機構依然可以發揮作用，統一將各個高校的考題，按學校的檔次，分成若幹等級，考試的時候，考生可以根據自己的狀況，自由選擇參加哪幾個學校的考試，可以縱向參加幾個學校的考試，也可以橫向參加幾個同檔次學校的考試，這樣就基本上避免了一考定終身、一選誌願也定終身的弊端。這樣改的另一個比較明顯的好處是，讓高校有了自主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出題考試和判卷，選擇自己想要的學生。如果學校喜歡數學好的，那麼它可以在分數分配上，向數學傾斜，如果學校喜歡語文好的，也可以同樣辦理，學校喜歡應用文，可以出應用文來考，甚至學校可以考學生的動手能力，把做手工或者裝配機械作為考試科目，這樣，社會上很多偏科以及有特殊愛好和才能的學生，就有了受正規大學、甚至是重點大學教育的機會。
當然，這種改革最大的好處在於，由於出題從內容到形式的五花八門、百花齊放，中學教學就跟不上了，當然也就不用跟了，這樣就把中學乃至小學教學從應試的魔掌中解放出來，要想提高升學率，唯一的法門就是提高學生的素質，如是，素質教育才能真的提上日程。
這樣改的唯一難題，就是增加了高校的工作量，也增加了高校的誠信考驗，高校要自己組織出題，組織判卷，還要保證公平公正。其實，這也不算什麼難題，高校的老師，本職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出題判卷，工作的應有之義，就是要保證公平公正，現在愈演愈烈的考試作弊現象，本來就不是正常的，理應加以大力扭轉。如果學校自己有困難，可以找社會機構來幫助監督，現在施之於考試出題判卷人員的措施，亦可以用在高校的出題判卷老師身上。
回首高考恢複30年
對於我們這些1977、1978年考上大學的人來說，當年的恢複高考，如同久旱遇到了甘霖，一個當年看起來似乎很倉促的決定，改變了我們，也改變了中國。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年的改革，起步的時候，並沒有多少新東西，不過是恢複秩序和恢複常識，用當時一句時髦的話說，就是撥亂反正。因此，高考的恢複，可以說是改革的開始。
回首當年，整個社會對高考的癡迷，今天回想起來，依舊令人激動。不過，過了30年之後，回頭再看，就會發現，恢複高考所引起的巨大反響和產生的巨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此前十年“文革”造成的秩序過於混亂所賜。當一個社會上大學的人可以有文盲，而且這些上大學的人不僅上學，還要管大學、改大學的時候，這個社會的高等教育就連起碼的秩序也談不上，因此牽動整個教育體係，都處於混亂狀態，學校沒有考試，沒辦法正常上課。社會沒有正常的上升階梯，年輕人，尤其是那些優秀的年輕人沒有奔頭，整個社會，蘊藏著巨大的隱患和不安。恢複高考，幾乎是在一夜之間，使混亂多年的教育體係安定下來，走向正軌，人心安定，多年壓抑的能量得以噴發，為後來的一係列改革，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在一個長期混亂和無序的社會狀況下，任何一種有助於改善社會狀況的舉措，都會產生超過這個舉措本身的效應，此前的狀況越糟，由此引發的連帶效應就越大，實際上，不是這個舉措有多麼高明，而是此前的社會狀況過於糟糕。新中國的統一高考製度，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傳統社會科舉的部分的複活。通過國家統一考試的形式，對每個考上的人，賦予國家預備幹部的身份，統一考試的內容，不僅強調意識形態的一致性，而且其他科目，也有“標準答案”式的趨向。這種高考製度，好處是重建了國家政權與社會精英之間的製度性聯係，通過一種為中國社會廣泛認可的方式，定期將社會精英吸納到國家政權中來，對於以國家政權為中心的秩序建設，有著極大的好處。這種高考製度，對於當時推行的蘇式專才高等教育，也是適應的。應該說，在“文革”前的十幾年中，高考製度，對於當年的國家建設、新的工業化城市化運動，起了很大的作用。
當然，在今天看來，這種高考製度的弊病也是顯而易見的，在全球化時代需要通才的時代，高考製度，將中小學變成了自己的附庸，使得整個中小學教育體係，都在圍著高考的指揮棒轉，使得素質教育無從談起，通才教育，自然也就無從談起。從某種意義上說，統一的考試，統一的試題，對學生的創造性，已經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放大了“標準答案”式教育的危害，使得學生頭腦僵化，思維固化，人格弱化。多年的程式化高考，連作文都形成幾種固定的模式，造成現在的中小學生，不知道什麼是好文字，隻知道什麼是在考試中可以拿高分的文字。
應該說，30年後，高考的改革已經提到議事日程。當今的高等教育，早已從當年的麵向政府，轉向麵向社會，政府已經無力包下所有的大學畢業生，隻能讓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投向社會，因此，高等教育的改革，第一位的就是如何使自己的教育適應社會的需要，而作為高等教育的入口，高考必須適應素質教育的改革，也就是說，進入大學的中學生們，不一定博聞強記，掌握大量標準答案，而一定要思維活躍，有一定的創造性。因為社會越往前走，對於教育世界性的要求越高，對創造性的要求也越高，要想在新的時代，使中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首先便要求自己的國民具有創造性。
可悲的是，改革30年，教育的改革舉步為艱，高等教育甚至還迎來了屬於自己的“大躍進”，幻想在不改變體製的前提下，靠大量資金的投入，在短時間內打造出幾十上百所世界一流大學來。在這個“大躍進”的熱潮中，原本早就應該啟動的高考改革，被一拖再拖，使其病上加病，積重難返，甚至造成了大學的衙門化和高考弊端相連接的錯綜複雜的局麵，使高考改革，平白增加了難度。